军事医学的兴起，在于如何有效地医治与救护因军事行为所产生的伤病员兵，故实际救护的重要性，更高于医学知识的提升，而「军医」这个角色正是负责执行此一救国与救人任务的军事专业医疗人员。
在西方世界中，根据目前所残存的文字资料，最早有军医相关的文字记载是出现于公元前两千四百多年的苏美人*队军**之中，当时的文字提到：「医生总是在战争的后方，因为他们被认为非常有用，不能冒被捕或被杀害的危险。这些医生当中有一部分不是只在战时征召的军医，而是全职军事人员。」在古代中国，巫医是不分家的，因此最早的军医是由巫医和方士所担任的，但到了秦汉时期，军医与巫师逐步分离而独立，隋唐至于宋代以后，*队军**之中设置军医的制度乃逐渐完备。
如宋代时，军医属于一种职业医者，当时朝廷认为战伤诊疗会关系到部队的战斗力和士气，所以多在朝廷的医官中派驻于各*队军**，且有固定的编制比例。但到了清代时，*队军**中就似乎没有固定的军医编制，直到清末新建陆军成立时，将西方*队军**的编制制度、训练方式、兵器器械等全面引进当时的中国，军医才又成为*队军**之中的固定编制员额，但与之前不同的是，此时期开始的部队军医，是以西方式的医学技术来处理*队军**中的伤病员兵，而非中国传统的中医医学技术，故军事医学亦是近代中国在引进或师法西方国家技术之一例。
军医的职责，除了最直接的救护工作，即因敌*火军**力所致的人员伤亡外，*队军**的卫生工作，如保持*队军**饮食与水源的安全以及防疫保健等要素，都是军医的工作之一。简单而言，军医的关键作用即是让*队军**人员，不论是战时或平时皆能保持最大的战斗力。但有趣的是，既然军医这个角色在*队军**之中的重要性如此之重，为何不论是在西方世界的各国也好，近代中国也罢，军医在军事史这个研究领域之中，其讨论性却不如其他战史的议题如此热络，尤其是在近代中国，军医这个科学知识也随同其他西方科技新知一起传入中国，且冲击了中国原有的中医医疗体系。
近代中国有系统且逐步全面引进西方军事医学方式、制度及教育于*队军**之中，始于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及清末的新建陆军。有别于中国传统的中医，近代西方医学中较为强调的临床外科医疗方式，较能符合军事战斗中，军事人员因负伤所需的立即处理，方能大幅降低*队军**中伤员的死亡率与伤后复原的速度，故西方军事医学知识在清末也跟许多西方军事科技一样应用于中国新式*队军**之中。
1881年，李鸿章接受传教士马根济（John Kenneth Mackenzie，1850-1888）与私人美国籍顾问毕德格（William N. Pethick，？-1902）的建议，创办了「北洋医学馆」，也就是英文中所称的「总督医院附属医学馆」（Viceroy’s Hospital MedicalSchool），这所西医教育单位与1902年袁世凯在天津训练新式*队军**时所创办的「北洋军医学堂」，堪称为近代中国史上军医教育系统的滥觞，惟李鸿章创办的北洋医学馆存在时间不长，而袁世凯创办的北洋军医学堂却是中国从清朝跨越到中华民国一直延续至今的军医教育体系，故在目前的研究讨论上，多以此体系为论述之对象与重点。
经过北洋政府时期乃至国民政府时期，军医不论是在教育或是制度发展上，均呈现出一种缓步而行的情况，直至九一八事件后，身为国家当时军事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意识到即将面临的全面性战争，在军事整备上遂加快脚步，积极地加强各项军事整备与发展，军医即为其中一项发展项目，这可从当时政府主管军医行政单位的位阶提升和人员编制的扩大即可以见其重要性。故此时的军医事业除发展迅速外，许多各项不同的规划及教育模式的演进也在此时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