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中国古代,对于哲学文化的研究并没有像古希腊等其他文明那么火热,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文人们一般把时间和抱负放在出仕报国上面,而很少利用多余的时间进行关于哲学方面的探讨。
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哲学讨论仍有几个高峰期,其中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虽然那个时代的学者们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得政治地位,但现实身份地位的下降使得他们不得不将一部分精力投入到更抽象的问题探讨上,这个时代的学术成就也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渊源和理论基础。

然而,在封建帝国后期,儒学成为文化界的主流,儒学以外的学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儒家学者也是政府官员,中国文化界似乎失去了讨论哲学问题的土壤。然而,东汉末年,中国哲学突然复兴,影响了魏晋后期的文化发展,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与当时文人地位的下降和道教学说的复兴有关。
一、汉代儒家文化发展的影响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史上最繁荣兴盛的时期,随着周天子权力的逐渐衰落,宗法制度受到了挑战,一方面使中国政局走向动荡时代,另一方面也给了贫寒子弟和庶人们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他们中的许多人希望跻身政治舞台,为国家建设做出一些贡献,他们采取的手段是创立自己的理论,以吸引统治者的注意。
这个时代的学者虽然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但由于地位低下、与政治的差距,他们不愿意在自己的学术思想中加入太多的政治因素,他们的作品大多是以托物言志为基础的。
他们从哲学的角度解读自己的政治思想,这是这个时代学术作品的鲜明特色,这也为中国哲学的启蒙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学者,都有出仕的思想,因此他们之间的争论远不仅局限一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哲学的发展,但讨论的效率仍然低于古希腊。

然而,随着秦国击败山东六国统一天下,这样的学术氛围突然停止了,统一后,秦始皇对国家政治思想作出了规定,帮助秦国成为天下霸主的法家思想成为主流。
法家学派不同于其他学派,更注重实践性,它虽然出现较晚,但可以吸收数百家学派的优势,就像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韩非子一样,他曾涉足道教、儒学和阴阳学派。
然而,它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哲学上,而是采用哲学中,相关的行政思想,哲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儒学兴盛的打击,汉朝初年,仍然保留了封建帝制的形式。因为晚末的混乱也给文人和士阶层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当时的文人大多有机会进入*场官**,这使得他们没有时间进行学术讨论。
二、儒学思想的固化
到了汉代中期,随着太学的建立和教育的逐步普及,中国文人的数量逐渐增加,这是哲学重新进行的大好机会,但董仲舒的出现扼杀了哲学讨论的势头。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将儒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提出天人感应说,解释了君权神授,汉武帝十分满意,从而使儒学成为中国的政治指导思想。这样一来,其他理论在当时的发展必然受到限制,所以汉代的学术氛围受到不小的冲击。
儒学被确定为政治指导思想之后,如果学者们能够对儒学进行深入的探讨,就有可能从中挖掘出深刻的哲学思想。然而,当时的汉代政府只把儒学作为一种治理工具,这从他们对儒学的修养中可见一斑。

当时很多儒家只学了五经之一,就可以做相关的工作,而且,政府对每一种经文的解读都会给出相应的固定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者发挥自己想象力的空间。这样培养出来的官员,对儒家文化的全貌认识不足,如何从中挖掘哲学思想。
诚然,仍有一些学者能够学完所有的儒家经典,但他们的精力被当时盛行的训诂学引入歧途,秦始皇时期,许多经学著作失传,在汉代,人们只能依靠老儒士的叙述来还原这些书的全貌。
这些口述经书也被称为现代经书,为了使经典更接近原貌,汉代很多学者开始逐字研究,这是一件好事,但到了西汉晚期,为了考证,学者们几乎进入了迷恋状态。
当时,为了研究典籍中几个词的来源,有些人甚至可以做上千个词的注释,这种方法只注重表面的词句,自然无法窥探儒家经典所蕴含的精神内核。因此,整个西汉乃至东汉初年,中国的学术氛围是枯燥而功利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哲学很难找到发展的契机。
三、汉代道教的衰落与复兴
当儒学不是汉代政府唯一的指导思想时,道教思想曾经占据了社会的主流,经历秦末乱世之后,中国大地上的百姓生活开始衰落,为了迅速恢复国力,汉代历代皇帝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治路线,这无疑与老子在道教中提倡的无为统治是一致的。

汉武帝登基时,窦太后仍有一定的影响,他是道教的忠实信徒,在他的影响下,道教理论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热潮。这时期的很多书籍引用了许多老庄学说,对道教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然而,不久之后,汉武帝确立了儒学的地位,道教只能停滞不前,然而,晚年的汉武帝对长生不老有着狂热的追求,于是道教以另一种方式在朝廷延续,它虽然远离哲学,却为道教留下了生存空间。
正是因为汉武帝的实践,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在提到道教时,要么与汉初的政治理论联系在一起,要么与巫术相混淆,却忽略了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东汉时,老子的《道德经》直接被视为一部关于权谋之术的著作,其所蕴含的思想价值逐渐被遗忘。
四、总结
中国古文经学的兴起,除了引发道教的复兴,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使哲学的复兴找到了契机,也就是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对士大夫在朝廷中的地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产生了出世的态度,他们只能致力于形而上学的哲学探讨。
在西汉儒学被视为国家理论的核心之后,儒学一直是国家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到了东汉末年,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为了保证国家政局的稳定,东汉政府不得不依靠外戚统治国家。但是,外戚*政专**是对封建帝制的一种*动反**,这种政治制度是不允许的。为了从外戚手中夺回政权,年轻的皇帝不得不依靠身边的宦官,导致了东汉末年宦官逐渐进入权力中心的现象。

除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哲学在东汉后期也有复兴的趋势,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古文经学的发展,使得包括道教在内的其他流派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党**锢之祸的影响,当时的学者无法从事与政治有关的工作,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关注其他领域,其中对生命价值的探讨是一个热门话题。
一方面,东汉末年哲学文化的兴起是当时儒生的悲哀,但它确实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魏晋时期,对儒家文化的反思和对玄学的探讨,正是基于东汉末年这种思潮,对中国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