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很快就要去日本了，那里一点也不冷。”在朝鲜釜山，1000名美国战俘冻得瑟瑟发抖，他们要求日军提供御寒衣物，结果得到了这样的答复。当时是1942年11月初，他们是巴丹和科雷吉多岛的幸存者，瘦弱多病，已经乘坐鸟取丸商船在海上航行了1个月。他们愤恨不平地给这艘船起了个绰号“折磨号”——这艘船设计容量只能容纳500人，而现在这狭小肮脏的货舱里塞进了2000名美国战俘。这艘破旧的商船在格拉斯哥建造，20世纪30年代出售给了三井集团子公司。
当天，在釜山码头，日军向数百名美国战俘发放了御寒衣物，因为他们即将起航前往位于满洲里的三菱财阀工厂。但是前往日本本土的战俘没有发放御寒衣物，他们只能将就穿着身上那身衣服。1942年4月的某一天，他们在菲律宾投降，身上穿的就是这身衣服。数天之内，他们目睹许多同伴在船上死去，现在这些幸存的战俘在甲板下冻得瑟瑟发抖，一方面是害怕遭到美军鱼雷攻击，另一方面是因为天气寒冷。在漆黑的夜里，这艘破旧商船开足马力全速前进，最终安全抵达了大阪。他们总共在海上航行了41天。这些战俘一脸茫然，摇摇晃晃，瑟瑟发抖，日军把他们分成若干组，每组70人；分组之后，日军看守就能轻易地计算出每家公司需要多少战俘。这些公司与日本政府签订合同，为日本政府提供服务。接下来，这些战俘就待在铁路场站里，在寒风中等候前往横滨的列车，而他们身上穿的只有单薄的热带短袖和短裤。
“在我的记忆中，这次等车是最冷的一次。”美国陆军航空队上士赫伯特·辛克（Herbert Zincke）在日记中写道。辛克成功地把日记隐藏起来，没有被看守发现。战争结束后，他返回家乡，多年来，他断断续续地整理狱中日记。即使是使用老式手动打字机的紧凑型字体打印，辛克的日记也长达319页（设置成两倍行距）。这本日记相当准确地描述了日军战俘营里每天的生活。那些日子里，战俘们每天只能喝稀豆浆，米饭少得可怜，没有热水，而且时刻面临死亡威胁。
日*用军**火车把第一批约300名美国战俘运送到了川崎，辛克是其中一员。他们在川崎下车，然后徒步3英里到达了三井公司川崎装卸作业工厂。三井公司战俘营编为东京第2战俘营。一名日军翻译官对这些筋疲力尽、瘦弱、多病的战俘们说：“你们不是战俘，你们是日本天皇的客人。不要妄图逃跑，否则开枪击毙！”1
三井公司给每名战俘都编了号。如果战俘被送到另外一家公司的工地，那么这家公司会重新给他编号。每家公司都保留着完整档案，档案记录着每名战俘的姓名、军兵种、国籍、被俘时的工作岗位、军人序列号（如果不是平民身份），以及出生日期。在川崎战俘营，近藤（Kondo）列兵是三井公司的一名监工，他命令美国陆军上士约翰·布里顿（John Britton）保管战俘花名册。布里顿细心地记录下了转移到其他工厂或死亡的战俘名单，以及他们每个人离开或死亡的日期。
后来，川崎战俘营战俘人数有所增加；每天有半数美国人被送到附近的昭和电工化工厂劳动，所以日军给川崎战俘营补充了133名来自爪哇岛的荷兰战俘和一些英国战俘，从而使战俘营的劳动人数维持在350人左右。
三井公司在办公楼中央走廊两侧架设了双层床铺，把办公楼改造成了战俘宿舍。战俘们用一把粗糙的梯子才能爬到上铺，而上铺距离天花板仅有3英尺高。
三井公司还给每名战俘单独拍了半身照，战俘编号写在纸片上，纸片贴在衣服上。1943年11月12日，战俘们在三井公司新办公大楼前拍了第二组照片。战俘们排成几排，三井公司聘请的看守和公司员工站在战俘中间。1945年7月，战俘营遭到空袭，三井公司的文件散落一地，约翰·布里顿上士在文件中发现了这些合影，于是这些照片就被他收了起来。
工地非常危险，战俘们没有合脚的鞋穿，几乎光着身子，也没有安全防护装备，他们要在铁轨、残渣和碎石上行走，周围还有起重机和叉车。经过无数次请求之后，有些战俘配发了英国产毛料冬季制服，还有鞋子——如果足够幸运，或许能分到一双合脚的鞋子。如果鞋子穿坏了，没有人给他们换新的。战俘们只有去劳动、天气寒冷或者拍集体照时才允许穿制服。
美国陆军航空队戴维·英格里希（David English）中士回忆道：“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意大利船上铲煤。煤是湿的，非常脏。每个班次经常持续劳动24小时，因为船上的煤必须在规定时限内卸完。我们休息次数很少，食物也很少，甚至没有。我干活时要蹲下身来，所以膝盖和腿长时间受力。”2
对于美国陆军一等兵瑞恩·理查德森（Ray Richardson）来说，膝盖受伤给他造成了终身伤痛，这都是三井公司一名残忍无情的员工造成的。理查德森个子很高，说话轻声细语，时常面带微笑。在1998年的采访录像中，笔者问他在三井工厂劳动时有没有受过伤。“受过，”他回答说，“我们被派出去干活，任务是把船舱里的铁矿石卸下来。日本看守使劲推我……”他的脸扭曲了，人也变得不安起来。你能感受到他再次经受当时的疼痛，能够感受到日本看守给他造成终身残疾的痛苦。采访间里还有理查德森的几名战俘朋友，他们在等待接受采访。“巴丹和科雷希多岛美国捍卫者联盟”全国主席罗伊·金特里（Roy Gentry）负责录制采访内容，他曾经跟理查德森一起在三井工厂里劳动。他默默地等待着，房间里只有摄像机转动的声音，没有人说话。“对不起，”理查德森低声说道，然后接着讲述，“他把我推倒在铁矿石堆上，膝盖撞坏了，现在膝盖还没好。然后我站起来，去了趟厕所，回来时沿着梯子爬下来。这时，他拿枪托使劲撞我，我没站稳，摔了下来。”3
前美国陆军一等兵约翰·奥利弗（John Oliver）也描述了昼夜不停劳动的经历：“每天劳动10个或11个小时，每周劳动7天。我清楚地记得，我们经常连续工作24小时不停歇，期间只有30分钟时间吃午饭和晚饭。半夜时候还有30分钟左右休息时间，派发半个米饭团，饭团上有一颗樱桃干或者一根萝卜干。”4奥利弗也偷偷写日记，但是日记内容很少，每天的日记里只有四五个精挑细选的单词。“写日记必须十分小心，否则就会被人发现，”他说，“日本人不希望我们在日记里记录他们所做的坏事。”所以，奥利弗的日记里全是“美好的一天”（意味着今天没有挨打）或者“艰难的一天”（意味着今天挨打了）这样的字眼。
不论工作环境和健康状况怎么样，战俘们都清楚地知道公司下达的工作量必须完成。从1942年11月抵达战俘营到1943年1月，这几个月里，东京第2战俘营的战俘们没有医生为他们说情，也没有医生向三井公司的监工反映战俘的病情，比如说某名战俘病得实在太严重，没有办法参加劳动了。所以，当英国海军战俘、外科医生彼得·科廷（Peter Curtin）中尉到来时，他们非常欣慰，对他表示热烈欢迎。彼得·科廷中尉在南太平洋被德国军舰俘获，然后德军把他交给了日军。虽然三井公司人员屡次对他进行殴打，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要求，经过长达数月的抗争，最终日军允许他开设一所战俘医院，允许他有权力决定哪些战俘不用去参加劳动。有时候科廷医生会成功，有时候失败。所有战俘都因为营养不良而患病，日军看守还经常克扣战俘的定量米饭，所以战俘们只能吃大麦饭，而大麦饭几乎没有任何营养价值，战俘的病情也因此恶化。“他们（日军）也不喜欢吃大麦。”一名前战俘苦笑道。所以这成了一个问题，战俘病得有多么严重，身体多么虚弱，在陪同战俘们从宿舍去工厂的路上，科廷医生不知道自己能否成功说服三井公司的监工让某名战俘留下来，不用去工厂劳动。对于其他战俘而言，在新的一天里，他们要努力避免挨打，要争取完成任务，同时避免虚弱的身体再次受伤。在东京第2战俘营，没有人能够真正完成任务，三井公司的高管们每天都要亲自来检查战俘的状况。
查尔斯·格拉汉姆（Charles Graham）原来是美国陆军一等兵，他用画图方式解释了为什么这些饥肠辘辘的战俘根本不可能完成工作量。日军看守安排格拉汉姆每天去扛米袋，把大米堆放到三井公司的仓库里，那时候他的体重下降到了110磅。战俘们最害怕的是搬运西贡运来的大米，因为一袋大米重达220磅，需要四个瘦弱的战俘才能把大米抬到搬运者肩上。1998年接受采访时，格拉汉姆回忆说：“压力太大，日军催促你不断向前走。要从一块斜搭着的狭窄跳板上走过，而且背上背着一袋重130磅的大米——太危险了。”他自己都表示难以置信。5有个战俘尝试了一下，结果脊柱骨折了。战俘画家乔·阿斯塔利塔（Joe Astarita）用笔勾画出了这种危险的动作——背着沉重米袋走过一条狭窄跳板。在许多工厂里，这种情况非常常见。
爱德华·杰克福特记得，战俘们必须搬运锰矿废料。废料是用麻袋装着的，非常尖利，战俘们也没有防护服。“尖角经常划伤皮肤，”他非常肯定地说，“必须小心。”杰克福特记得，有一次，他和其他战俘被派去标准石油公司仓库搬运油桶，油桶容量是55加仑，里面装满了航空燃料，这个仓库距离三井公司工厂1英里远。他们先在油桶底部打孔，能打多少打多少，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油桶搬上货运列车。油桶底部要朝下，这样一来，等列车到达目的地时，燃料就流完了。
虽然是在仓库里劳动，但是战俘们还是发现了成袋成袋的银币。“银币来自新加坡，来自泰国，来自整个亚洲。”杰克福特回忆道。6很显然，虽然日本领导人在极力鼓吹“大东亚共荣圈”，但是日本陆军和海军却把一袋袋银币运回日本国内，然后储存在公司仓库里。
但是，让杰克福特印象最深刻的是美军白天的空袭。1945年开始，白天空袭越来越密集。B－29轰炸机轰炸了横滨至东京一带的许多设施，他们根本不知道还有战俘在这里生活和劳动。更令人恐惧的是，战俘们意识到空袭来临时他们还要继续劳动，他们无处躲藏。五个月以来，轰炸越来密集，终于在1945年5月，日军才允许战俘修建防空洞。但是，在大型轰炸机把*烧弹燃**从横滨上空投下时，战俘们仍然经常要待在室外劳动。
战俘们不知道，就在一年前，盟军已经向瑞士政府发送了加急电报，请求瑞士驻日公使卡米勒·高格再次就日方把战俘营设在危险区域表示抗议。1944年7月，瑞士外交部战时设施保护部从伯尔尼向瑞士驻东京公使卡米勒·高格发送了一份秘密电报，瑞士方面代表加拿大代表团将这份电报转交给了日本政府。电报内容摘录如下：
关于战俘营设置在危险区域这个问题，加拿大政府不确定高格公使是否完全理解他们为什么焦虑。他们并不是要求把战俘关押在农村或山区（虽然他们当然希望这样做），而是仅仅希望把战俘营搬离码头、机场、军事设施和兵工厂附近……加拿大政府可以做出正式保证，关押日本国民的战俘营或平民集中营不会设置在此类军事目标附近……如果高格公使确实认为提出这项要求毫无意义，那么至少……日本当局应该修建防空壕，在遭到空袭时允许战俘们到防空壕里躲避。7
1999年9月，在纽约市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爱德华·杰克福特让在场的记者们吃了一惊。他对记者们说，工地遭到轰炸，造成22人死亡，他和其他战俘被迫去收拾死亡同伴们的肢体。
1945年仲夏，三井公司把所有日籍员工都送回国内安全地方。“如果我们没有留下来，工厂将不得不关闭，”1998年接受采访时杰克福特愤恨不平地说，“到1945年夏季，三井公司只剩下我们在劳动！”
对于被日军俘虏的盟军战俘而言，他们会遭到两种打击：精神打击和身体打击，而且两种打击同时存在。在日记中，赫伯特·辛克使用飞行员的专业术语来记录三井公司员工对战俘的毒打：“齐藤（Saito）帮下川（Shiojawa）惩罚战俘，肯德里克被*倒打**在地上，齐藤手打脚踢，肯德里克两根肋骨被打断。”1947年7月，在东京审判中出庭作证的约翰·布里顿来信说，齐藤被判处30年徒刑，盐泽被判处20年徒刑，罪名是虐待战俘。听到这个消息，辛克和其他幸存者非常高兴。布里顿最后写道：“请把这条消息传播出去。我们收集的证词越多，我们获得公正的机会就越大。”8
遗憾的是，这些战俘们获得的满足感很快就消失了。就在5年之后的1952年，美国结束了对日本的占领，绝大多数在东京巢鸭监狱服刑的日本战犯都获释了。到1958年，全部战犯都获释了。
战争结束后，那些曾经被日军关押在东京第13战俘营并在位于青海（Aomi）的三井子公司——日本电气化学工业株式会社从事劳动的战俘们碰到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日本翻译官曾经对多名战俘说过，青海战俘营关押的都是“不受欢迎的人、病人和犹太人”。据他们描述，青海战俘营的生活极其艰苦和危险。战俘们在露天铁矿上劳动，在冶炼炉边上劳动，劳动环境相当危险，而且没有任何安全防护设施。公司员工对战俘的毒打从未间断。
但是，在战俘们即将离开战俘营的前天晚上，三井公司总裁近藤哲司（Tetsuji Kondoh）在家设宴，为战俘军官们饯行，并代表公司向他们表示感谢。英国军官参加了宴席，美国军官则拒绝参加。战俘营指挥官史蒂芬·阿伯特（Stephen Abbott）也是英国人，当天晚上在战俘营值班没有能参加宴席，所以近藤把饭菜给阿伯特送了过去。第二天，近藤把战俘们送到火车站，跟他们告别。
后来，近藤联系上了阿伯特，问他要所有前战俘的家庭住址，包括英国战俘和美国战俘的住址，只要曾经在日本电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劳动过的都要。据说他曾经向日本人告密，举报战俘们“偷窃”红十字会寄给他们、但是日军没有转交给他们的包裹。9结果，阿伯特把所有前战俘的家庭住址都给了近藤。
1947年7月初，东京审判的检察官已经决定放弃起诉日本大企业（财阀）的高管，三井公司也包括在内，近藤终于等到了这一天。7月7日，他给曾经在三井公司劳动的每名前战俘都寄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尊敬的先生：
青海火车站一别，两年已经过去了。长期以来，你们在青海工厂辛勤劳动，我谨向你们表示最崇高、最诚挚的敬意。与此同时，我非常渴望了解你们现在过得怎么样。
我们日本人正在进行一场精神革命，正在加快建设一个民主、热爱和平的文化国家。
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日本必将成为一个乐土，我希望你们有机会来日本，领略一下日本古老的风土人情。
请向你们的家人转达我最美好的祝愿。
相信我，
诚挚地。
近藤哲司（签名）
目前，日本电气化学株式会社仍在正常经营。
笔者拿到的这封信是近藤写给驻扎在科雷吉多岛上的美国陆军无线电话务员欧文·斯托宾（Irving Strobing）的。1942年5月6日，驻扎在菲律宾的最后一支部队向日军投降前，斯托宾绝望地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三周之后，恰好在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之前，斯托宾发出的这份电报被公之于众。全国的广播电台都进行了广播，全国的新闻报纸都进行了转载，因为即使在最绝望的时候，斯托宾的电报里也充满了幽默和希望。
1997年，斯托宾逝世，他收到这封信后做何感想，现在已经无法证实。但是曾经与他一起在青海工厂劳动并幸存下来的威尔伯·斯奈德（Wilburn Snyder）说，当他拆开这封信时，心情很复杂，前“雇主”已经知道了他的确切住址，这让他感到十分愤怒，非常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