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夏王朝的兴盛
太康失国和“五子之歌”
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夏启创立了世袭的传子制度，据传他的统治长达四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一直在为巩固这种制度而努力着。但是，一种制度的建立也许相对容易些，而要维护和巩固一种新制度那要困难得多。
启去世后，传位给他的儿子太康，结果是“帝太康失国”（《史记·夏本纪》）。夏王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重大的危机，而这种危机与其说是国家的危机，毋宁说是传子这种新制度的危机。
关于“太康失国”相关的史料确实有点凌乱，西晋人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认为，“太康无道，在位二十九年，失政而崩”。这里把“失国”与“失政”等同起来了，就是说，这里所谓的“失国”并非*国亡**，而只是由于为政不当而失去国家的领导权而已，因此称其为“失政”，统治权旁落他方了。
至于太康为何会“失政”，史书多有记载，综合各种资料，看来重要的原因在于太康自身。
禹王把江山打下了，天下似乎就太平了，坐江山的太康认为可以坐享其成了，因此就松懈了斗志，置身于游玩了。如果从大禹算起，经夏启，到太康时，算是第三代了。历史证明，后世王朝往往会有“第三代腐败”的现象。太康即是如此。《史记集解》引用孔安国的话说：“（太康）盘于游田，不恤民事。”这里列举了相互关联的两大罪状：第一大罪状是“盘于游田”。所谓“游田”，大约相当于后世的游乐场，其中有各种好玩的把戏，尤其可以游猎。太康整天盘桓于游乐场中，乐此不疲，国事当然会荒废了。第二条罪状是“不恤民事”，说他不关心民生，不体恤民众倒悬之苦。这里说的“民事”，在这个以农立国的国度里，当然主要指的是“农事”了，农业生产搞不上去，整个国家的基础就不牢，人们为此而担忧，也是有道理的。
有一种说法，“太康失国”与“五子之歌”，都与启过世前后太康与几位兄弟之间的*力武**争斗有关。其实，《史记集解》引述了孔安国的这样一段话：“太康五弟与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短短数语，却传递了十分丰富的信息：
五子是夏启的五个儿子，太康的兄弟，具体名字不明。《史记·夏本纪》说：“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其意是，太康在位不理事，又喜好游乐，在洛水的南面打猎时常不归。兄弟五人都埋怨太康不该如此丧失君德。他们并没有采用武装*力暴**手段来夺取政权，而是以规劝说理形式来劝诫太康改邪归正。这种做法很有人情味和说服力：其一，五子拥着母亲到洛水边，他们要以母爱的力量来感动对方。原始社会发展过程中有过很长一段时间是母系氏族社会，当时虽然是已经转向了父系社会，但母系的余威犹在。尤其是父亲已经亡故的情况下，母亲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其二，五子以他们的祖父大禹为榜样来劝导，借助榜样的力量。其三，以动听的吟歌形式叙述大禹的教导来规劝。五个弟弟每人唱了一首劝诫他的歌曲，目的是使国家复兴。对这段历史虽有不同说法，但后世学人多以此来解释《五子之歌》。唐人同谷子据典故也曾改编过《五子之歌》，其宗旨在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五子之歌》的大意如下：
一是大禹说过，老百姓可以亲近，而不可轻视。民众为国家之本，本固了国家才能安宁。
二是大禹说过，不要贪图女色，打猎玩乐，嗜酒，居华屋豪宅。只要有此一项，就会导致*国亡**。
三是陶唐氏部落本来有很广大的土地，因为失德，败坏纲常，导致灭亡。
四是大禹为后世楷模，制定公布了法典，因为太康废弃了法典，导致宗庙祭祀灭绝。
五是我们被后羿逼到洛河对岸，没有归宿，叹息不谨慎的行道而落此地步，真是追悔莫及。
据说太康受到感动，回心转意了。但他悔之晚矣，夷族首领后羿已进入夏王朝的统治中心，拉开了长达四十年的“后羿代夏”历史剧的序幕。
后羿代夏
可以说，在夏族的发展过程中，长期以来是与东夷各族相伴而行的。其间有亲密无间的合作，也有相互之间的争斗甚至杀戮。但是，合作与融合始终是主流，就是在争斗过程中仍然还会有夷夏之间的融会和合作。
夷族与中原的华夏族很早就有十分紧密的合作关系。在大禹治水过程中，夷族首领益曾经是禹的主要助手之一。他的刻苦耐劳和大公无私，得到了禹的赞赏。在治水过程中，他“予众庶稻，可种卑湿”，他是把南方的水稻移植到北方来种植的第一人，此功永不可没。治水成功后，益得到大禹的重用，让他去当掌管山林川泽兼祭祀的官员。责任很重，可他干得很出色。禹晚年，如果实行的是传统的禅让制度，那益理所当然的是主要人选之一。但是，当时传子制度已是大势所趋，由于“益干启”，最后启杀了他。从历史的大势看，启还是做得对的，因为他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但是，这样夷夏之间也可以说是结下了一定程度的冤仇。
按《后汉书》的说法：“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孔子“欲居九夷”之说见于《论语》，这本身说明华夷之分是相对的，甚至是难辨的。孔子老家所处的曲阜，本来就是夷人所居的核心地带。九夷族大致分布在今山东、江苏和安徽的北部地区，而每个地区又都是华夷杂处。史前的大汶口文化和山东的龙山文化中，有着古代夷人的大量文化遗存。不论是从考古还是从典籍角度看，华夷之分都是相对的，其间的矛盾和斗争当然会有，但合作和融合始终是主流。
正当太康的五个弟弟对他进行劝诫的时候，原先居于东方的夷人中的一支实现了西进，进入了夏王国的核心地界。应该说，夷人所居的东方，也早已纳入夏王国的版图，这一点常会被一些史家所疏忽，认为夷人的“因夏民以代夏政”是另一个国家的人来主政夏的国政。不是的，他们的西进只是地方向中央进军而已。夷人的首领觉得夏的中央政府内部的兄弟间闹起矛盾，太混乱了，他带兵来到了中央地带，“代夏政”，目的还是要按照他们的规矩把夏国治理好。这也是中华文明发展中常有的现象。应当说，这是得到大多数民众拥护的，否则，就应当被称为“篡夏政”或“夺夏政”才更合理。
跑到中原来的是“有穷后羿”，这个夷族部落首领叫后羿。因居于“穷”地，而称有穷氏。有专家考证：“因山东半岛为海水所环抱，限制了其活动范围，故称有穷。”[16]既然大海限制了他们活动的范围，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是难以向更东边的海上伸展自己的势力的，但西方是可以发展的方向，这就会与地处西边的夏的核心地带发生摩擦和交融。既然他们当时已是夏王国的一部分，他们的西进也只能算是这个王朝内部的斗争而已。
据《左传》称，有穷氏的首领后羿是“恃其射”而征服夏王朝领导集团的。看来，神话传说故事中，有关“后羿射日”的故事，就是将后羿“善射”的特点，极大地加以神化了。
后羿射日雕像
“后羿代夏”的历史，主要见之于《左传》和《帝王世纪》等典籍，其基本内容是说，后羿进入中原夏的中央机构，大约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涉及太康、中康、相三世。在这段时间里，大致上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后羿干夏政”，那是太康和中康时期。后羿倚仗*力武**打进来后，当起了太康的相。相就是国王的助手，但实际权力操在后羿手中了，什么都要按他的那一套去办。太康不听话，后羿就把他废弃了（有的说是杀了），就自说自话立太康的弟弟中康为夏王，自己仍然当助手。中康是比较听话的，反正当傀儡，一切听后羿的。中康得了个善终，一直到生病死去。中康死后，后羿又让中康之子相继位。
据《史记》记载，帝中康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当时执掌天文历法的羲、和两个部门的人，不愿听后羿的指挥，故意把天文历法搞乱了。这可是件了不得的事，夏是以农业立国的国度，天文历法一乱，农事就会受大影响。于是，后羿就以中康的名义，派出一位大将军将羲、和征服了，恢复了天文纪事的正常性。
大约相不太听话，也许相还是羲、和闹事的背后指使人，不多久后羿就废除他的王位，自己当起夏王来了，这就进入了第二阶段，即“后羿代夏政”阶段，也就是史书上说的“有王与无王”中的“无王”阶段。“干夏政”是干涉夏的政治，至少在名义上还是禹王世系的人在当政。“代夏政”是直截了当把大禹世系的人赶下台，自己当王，一切都得听他的，一切按他的路子去走。
正当后羿雄心勃勃地想大干一番的时候，他自己的部族内部却生出了枝节。与后羿一起来到中原打天下的另一个名叫寒浞的部族首领趁后羿不备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并勾结后羿的“家众”，把后羿给杀了，自己当起了夏王。这段历史也应算在“后羿代夏政”的账上。历史学家作了统计，后羿代夏一共有四十来年的时间，也算是夏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了。可是，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没有提及，后人写的《史记索引》称这是司马迁的“疏略之甚”。
至于史籍说的后羿和寒浞“不修民事”，语焉不详。但对后羿被寒浞谋杀事件却有所描述，说后羿醉心于游猎，平时任用寒浞代他治理政务。寒浞对后羿怀有贰心，私自培植自己的*党**羽，企图篡夺王位。趁后羿外出之时，勾结了后羿的“家众”，将后羿杀了。寒浞取而代之，担任了国王。
传统的说法，后羿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而寒浞早先追随后羿，后又利用阴谋手段把后羿杀了，显得太残忍。对此历史具体分析，更有利于实事求是地对待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也更符合历史的客观。
夏代太康、中康、相时期华夷各族的相互关系大体脉络是清楚的。后羿代夏政四十年，事实上切断了夏王朝的世系，对新生的传子制度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这至少给夏以后的统治者一个警示：要想使传子制度千秋万代地实行下去，那是需要一定的社会文化条件的。
少康*亡流**中的砥砺
少康*亡流**的故事是那样的凄楚而动人，真说得上是荡气回肠。少康的父亲相躲在夏人同姓斟灌氏那里。杀了后羿并夺得夏政权的寒浞还是不放心，认为相的存在是对他的一个潜在威胁，于是就派人在斟灌氏那里杀死了相。斩草除根，大禹一脉的后人似乎是被斩尽杀绝了。
没有，没有杀绝。值得庆幸的是，此时相的妻子后缗已经有孕在身。在情急之下，相知道自己的目标大，逃脱不了，于是自己留守在斟灌氏那里，静候着杀身之祸的到来，而让妻子后缗先行逃出斟灌氏地域，来到了斟寻氏那里藏了下来。
在斟寻氏那里大约有半年相对平稳的日子。可是，寒浞还是穷追不舍。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当寒浞知道相的妻子后缗*亡流**在斟寻氏时，追杀的兵众马上来到了那里。也是天不该绝夏，相妻后缗早一步得知了消息，当大兵已经包围了整个村庄的时候，后缗竟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一个小地洞中钻出了包围圈，从此后缗其人似乎在人间蒸发，再也没有她和她的随从人员的信息了。寒浞无可奈何，在外围地带实行血腥的大*杀屠**，以剿灭斟灌氏和斟寻氏来作为泄愤报复。
其实，此时的后缗来到了更为安全的娘家有仍氏，在那里生下了属于夏王相的遗腹子，那就是日后的少康。少康在娘肚里时就经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颠沛流离之苦。
以后少康在*亡流**中不断为苦难所折磨，同时也不断地接受着人生的砥砺。这种砥砺不亚于当年大禹治水经受的考验，也不亚于当年启面对新老制度交替时经受的考验。少康经受住了这种考验，他成为了夏王朝历史上除禹、启之外最杰出的一位王者。这是真正的人生精彩。可惜，司马迁没有具体描写，仅以“帝相崩，子少康立”一语带过，后人称“此亦司马迁所为疏略也”。批评得有理。我们不妨从别处发掘史实，尽可能地彰显这种历史的精彩。《左传·哀公元年》载曰：
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
这一段略显艰涩的文字，多少揭示了少康人生砥砺的历程。可作下述浅显的分析，让大家了解少康是怎样在人生的熔炉中砥砺成才的。
其一，“能戒之”，即以敌为戒。
“能戒之”，这是一种极为可贵的警惕意识，也是少康后来能使夏中兴复国的中心思想。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寒浞和他的儿子浇对少康步步追杀，而少康为了保护自己，必须隐蔽自己，并不断壮大自己，以期有朝一日克敌制胜。这时的少康是怎么想的呢？《左传》用了这么一句话加以概括：“惎浇，能戒之。”“惎”者，恨也，你无休无止地追杀我少康，非得让夏王国绝嗣而后快，少康心中岂有不恨之理？但是，单是恨有什么用呢？关键还是要以敌为戒。敌人的凶残，要戒备，要防备自己落入敌人之手。“戒”的另一层意思是戒备自己，使自己不松不懈、不腐不败，永远保持那样一种精、气、神。少康的“能戒之”是他绝处逢生的最强劲的精神力量。
其二，当“庖正”，学会干实事。
在一般情况下，生在帝王家的少康会顺理成章地长大、接班，然后办帝王通常办的那些事。而少康不同，他的幼年、少年，甚至青年时期，都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他必须学会干实事，才能生存下来。
少康先是为有仍氏牧正，后为寒浞所逼，逃到有虞氏，“为之庖正”。“庖正”，是管理膳食的小官，负责掌管饮食，为庖人之长。此事还与祭祀有关，他必须负责选出最纯正、纯色泽的牺牲品奉上祭台。这些，是长于王家宫廷的人，怎么也不知道怎样去干的。干“庖正”这门实事，既可隐藏自己，又可学会掌管政事的本领。
在“民以食为天”的国度里，庖正管理的就是吃喝这样的细碎事。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当“庖正”的学问实在太大了，从中既可获取养生之道，也能通达安邦之理。
其三，积其“一成”“一旅”，从小到大一步一步往前走。
少康在有虞氏那里干得很出色，于是，有虞氏的地方长官就将自己的两个女儿许配给他，并将名为“纶”的这个小地方作为封地给了他。到这时，少康才有了自己真正的立足之地和发展空间。“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一成”是方十里，“一旅”当时是五百人。“一成”“一旅”积累起来，有了这小小的地盘，有了这不多的家众，他就一步一步往大里发展了。这就叫“而兆其谋”，他的复国之谋就肇（兆）始于此时此地。
其四，“以收夏众”，重新积聚力量。“夏众”就是那些受到寒浞及其儿子浇*压打**而*亡流**在外的夏人。他们中有上层贵族，也有底层平民。他们流散在各地，无依无靠，过着十分凄苦的日子。现在少康以“复禹之绩”为旗帜召集他们，势必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了。他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有才能的还给予一定的职官。队伍从五百人起家，很快发展成为一支为数可观的强大武装部队了。
其五，“布其德，兆其谋”，一面传播功德，另一面暗中安排好“复禹”计划。少康把矛头对准了主要敌人。一个是凶残的寒浞之子浇，一个是浇的弟弟豷，他们手里有着过、戈这两块小地盘。少康用*力武**或离间的手段消灭了过、戈两国，使这两个凶残的敌手因失去根据地而处于危急的境地。
最后，少康收拢了被夷族灭亡了的、与夏同姓的斟灌氏和斟寻氏的“二国之烬”（两国的残余部队），调动起了自己苦心组建起来的新军，与友好的有鬲氏组成联军，浩浩浩荡荡地向中原地区进发，从而“复禹之绩，祀夏配天”，把敌军彻底消灭了，拉开了“少康中兴”的序幕。
从太康到少康的历史资料中，夹杂着诸多传说故事，有些传说故事也过于离奇，因此有人会怀疑它的真实性。其实，《左传》《史记》等史籍所载的这些故事自有其深刻的历史内涵，其中涉及的部族和地名也大都有据可查，太康、中康、少康诸王的称谓也符合古代用天干命名的礼制。正如李学勤先生说的：“我们认为这段故事有它的真实性，这从它的名号——太康、中康、少康中可以得到证明。夏王朝的世系中还有孔甲、胤甲、履癸（桀），也是用天干命名的，这种命名法不是造假的人能够想象得出来的。”[17]
“天下共主，九夷来宾”的中兴盛况
经过太康、中康、相三代半个多世纪的折腾，到相之子少康时期，夏王朝终于走上了繁荣发展的康庄大道，出现了“天下共主，九夷来宾”的中兴盛况。
“天下共主”，不必说，少康就是大家心目中的“天子”了。那么“九夷来宾”是怎么回事呢？夷，是中国古代对东方各族的泛称，“九”是极言其多。少康赶走的明明是夷族部落，可是连他们夷族“自己人”都来表示祝贺，一则说明寒浞父子的不得人心，同时也说明东夷地方对中央臣服的姿态。可以想见，东方各部族都前来表示祝贺，是不会空手而来的。《后汉书·东夷列传》曰：“自少康以后，世服王化，遂宾于王门，献其乐舞。”他们还带来了喜庆吉祥的歌舞表演！有地方特色的礼物自然也不会少——结合《史记·夏本纪》关于“禹贡”的陈述，那些地方在大禹当“天子”的时候会进贡盛在筐子里的用美丽的小贝壳连缀成的项链，会进贡橘、柚类的水果，那么在少康“登基”的时候这些东西肯定也会有。有轻盈曼妙的歌舞，有琳琅满目的礼物，有心情欢畅的各部族民众，此时的夏朝国都，一定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尤为可贵的是，所谓的“少康中兴”不只是简单恢复大禹一脉政治统治的问题，而更为主要的是夯实了这一王朝的统治基础，在治国方略上有一个较为彻底的回归——回归到勤俭立国、艰苦创业的正确轨道上来。
史书上都写道，从夏王朝的第三代国王太康时开始，之所以有“三世之难”（太康、中康、相），实在是咎由自取。启是一个了不起的君王，但是，大约到启的晚年，功成名就的启也已经有了追求享乐、不事进取的苗头，这一点有些史著已经指出了。到他的儿子太康时就变得很不像话了，“盘于游田，不恤民事，为羿所逐，不得反国”（《史记·夏本纪》集解）这个说法是贴切的，也是写实的。少康上台后，要真正站住脚，就要狠杀奢靡之风，使夏王国的立国基础回归到夏族重“朴”、重“俭”、重“实”的原点上来，回归到夏禹“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壑”的轨道上来。
少康这样做了没有呢？一定是做了的。
史书上说，少康复国后，做的头一件大事，就是“祀夏配天，不失旧物”。许多史家都疏忽了，没有考虑到他所说的“不失旧物”就是要把大禹乃至夏民族原本就具有的艰苦奋斗的“旧物”重新拾起来，用以实现中兴大业。
“苦身”奋斗是要从夏王这个“第一把手”做起的。少康在这方面做得不错。当时总的形势是北富南贫。“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这种状况一直到唐代都如此。可是，少康硬是把自己心爱的儿子送到最艰难困苦的越地去。这可是史有明文的。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少康之子，实宾南海，文身断发，鼋鳗与处，既守封禺，奉禹之祀。”这个少康之子名字叫无余，就是越王勾践的二十世祖。少康让儿子无余到那里去，是动了真格的。“实宾南海”，是要他到那里去创业，到那里去开发江南，造福后世。“文身断发”，是要他断绝思归之路，融入当地的风俗中，世代在那里扎根。“鼋鳗与处”，是要无余同普通百姓打成一片，一样的打鱼捉蟹，一样的吃苦耐劳。少康要儿子那样做，可以说是造就了刻苦勤劳的一代越人。后来越国历史上出了一个由于种种缘由失国后“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的越王勾践。太史公说，勾践的这种“卧薪尝胆”的精神，“盖有禹之遗烈焉！”
由此可见，少康时期进入了一个天下全面开发的大时代。中原地区当然是开发的首选，但边远地区也要开发。少康这个“天下共主”，当得实在，它给天下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好处。
《左传·哀公元年》有言“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夏族的最重大的“旧物”之一是治水精神，而在太康开始的“三世之乱”中，水利也大多被废弃了。说少康“不失旧物”，意味着要重整旧山河，重抓水利建设。夏王朝组织民众进一步治水，任用商侯冥治水，颇得时人称赞。据史料记载，冥是先商族的一员首领，少康时任夏王朝的水利官员，在治水过程中不小心落水身亡，以身殉职。治水的最高长官因治水而身亡，可见当时水患大有卷土重来之势，要不是少康下了大决心治水，真不知“鸿水滔天”的危象是否会重现于天下呢！
治水与发展农业经济是连在一起的。据《国语·周语上》记载：“太康时废稷之官，不复务农。”说太康一定要刻意废除农官和农业，那也未必然，可能是在上层普遍腐败的情况下，没有谁认真地去抓农业了，那些农官也懒散而不管事了。《今本竹书纪年》云：“（少康）三年，复田稷。”“田稷”即田官。这里的“复田稷”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重新任命田官，而是对那些不管事的田官下通令，命令他们要尽职尽力把农事抓好。作为以农立国的夏王朝，农业抓好了，就什么都有了。
由此可见，所谓“少康中兴”，“兴”在大禹克勤克俭风气的回归，“兴”在天下南北大地的共同开发，“兴”在水利的重建，“兴”在农业的发展。由于相关史料的缺乏，还不能完整地勾勒出这次中兴的全景图来。但历史上的确存在过这样一次中兴。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所谓“少康中兴”不是一个“代”的概念，而是指一个长达六世七王的相对繁荣、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周一良、李学勤等著的《中国历史通览》也认为少康中兴是“一段较长时间的中兴稳定局面”，直到“十四世孔甲时这种局面才被打破”。从少康往后推，经历予、槐、芒、泄、不降、扃、廑，时间大约长达百年有余，其间的夏王都比较清明，出现了不少有为之君，这也许是夏王朝的黄金时段。
可能作为少康后继者的予统治时期，是比少康时期要更安宁富足的时期。他被称为帝予，或称为帝杼，在《古本竹书纪年》和《史记》中又有一个很特殊的名称，叫“帝宁”，或直称“宁”。一名之得，皆有缘由。看来，予那时的确是天下太平了，不然人们怎么会称之为“宁”呢？
予是协助少康重新建立夏朝的主要人员之一。寒浞的两个凶残的儿子率领的部队，是予带兵将他们消灭的。少康回归中原后，有史书说“杼作甲”（《墨子·非攻下》）、“杼作矛”（《世本》），说明他没有放松警惕，继续加强武装力量，在国防上保持着强盛态势，使夏的天下共主的地位更加巩固。予即位后，在与夷人的几度较量中一直处于主动位置。《国语·鲁语上》云：“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所谓“帅”，就是“循”。杼是能循着禹开辟的治国之道前进的人，因此他死后，夏人就以隆重的“报祭”礼仪纪念他。司马迁则称杼是“复禹绩”的大人物，其意是差不多的。
予的儿子槐，槐的儿子芒，芒的儿子泄，泄的儿子不降，不只继续着夏王朝的强国梦，还与夷族保持着十分友好的关系，对那些既安分守己，又勤于建设的夷人，还实行“加爵命”奖励呢！这当然也反映出中央政权的权威地位。
在“少康中兴”的六世七王时期，夷夏关系总体是和谐的，给后人留下了美好的历史回忆。
《竹书纪年》记载：“少康即位，九夷来宾。”这说明夷人是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夏王朝的出现的。之后，“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九夷指的是居于东方的各种夷族人，他们趁少康孙子登夏王位的机会，集体来到中原祝贺。“后泄二十一年，加畎夷等爵命”。加爵命意味着提高夷人的政治地位，也说明夷夏间的关系进一步亲密化。
在汉人写的《后汉书》中，一篇《东夷列传》充满着感情的色彩。文中称：“夷者，柢也，言任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夷有九种。”这段话中可以说全是对夷人的赞誉。其一，“夷者，柢也。”柢，就是树根，是说夷人是有根有柢的人，不是飘忽不定、不负责任的人。其二，“言仁而好生”，是说夷人的品性，既有仁德，又热爱生命，与之相应的就有君子之国、不死之国。其三，“易以道御”，就是说容易在“道”这一点上与华夏人统一认识。这三点应当说是实事求是的，而这种美好的夷夏情感，正是“少康中兴”时打下的基础。该文还明确说，少康中兴以后，东夷这些地方都“世服王化”了。这虽然是一种“中原正统论”的眼光，换一个角度来看，其实不就是一种民族的融合吗？“化”不是*力武**的征服，不是强权的凌辱，而是春风化雨，潜移默化，是用文化的力量、礼仪的力量来使人心真正归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