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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中外医学交流
明初生产发展，经济繁荣，与国外交通增多。1403～1433年间，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次远航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绕过亚洲南部30多国，远达非洲东海岸。不但直接沟通了国际往来，而且推广了海外贸易。输出货物中包括不少药材在内，如大黄、茯苓、姜、肉桂等。
明代，我国与东方各国的医药交流频繁。在中朝文化交流中，朝鲜经常派医生到中国学习中医，1443～1445年朝鲜金礼蒙等编成《医方类聚》365卷，1613年许浚又编成《东医宝鉴》，前者内容丰富，后者简明扼要，对中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越往来也很密切，据《大南会典》记载，明代中医书《医学入门》、《景岳全书》等传入越南。其后，越南名医黎有卓（又名懒翁）著成《海上医学心领》一书，对中国和越南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明代，日本医生曲直濑道三、田代喜三来我国学习医术，归国后提倡李、朱学派。此外，竹田昌庆、吉田宗桂、吉田意休等，也来我国学习医学，归国后均成为日本的名医。金持重弘并来我国学习医药针灸。1557年西班牙传教士归国时携去大批中国医书，对欧洲医学的发展有了进一步的影响。
清初，中国的脉学、针灸、药物以及中医通论性书籍多种在西方出版，其中最早介绍中医的是1643年波兰来华的传教士卜弥格（Michael Boym）。1656年他在维也纳用拉丁文出版《中国植物志》，这是目前所知西方介绍我国本草学最早的文献。他的关于中医脉学的文稿于1671年由法国人哈尔维（Harvieu，R．P．）译成法文，名叫《中医秘典》。其后卜弥格译述的中医脉学、中医舌诊、中药制剂等书籍陆续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出版。十七世纪末，英国医生弗洛伊尔（Sir John Floyer）把卜弥格关于中医脉学的译述转译成英文，连同他的著述写成《医生诊脉的表》一书，于1707年在伦敦出版。弗洛伊尔是欧洲最早发明用脉搏计数作为诊断方法的医学家，当时以脉和呼吸的研究著称于世；他在书中提出，他的成就是受到卜弥格译述的中医脉学的启发而成的。
十七世纪，西方开始介绍中医针灸学，最早介绍灸术的是荷兰人布绍夫（Busschof，H.）他的文稿于1676年被译为英文在伦敦出版。1683年，荷兰医生赖尼（William Ten Rhyne）介绍中国针灸术到欧洲。其后，德、法、意、瑞典、英、捷克、俄等不少国家陆续介绍针灸，其中尤以法国对针灸最为注意。十九世纪初，法国的一些大医院已采用针灸作为一种疗法，可以说法国是欧洲国家中传布针灸最有影响的。
明清时期，我国医学不断地向外传播，同时，由于西方天主教传教士来华，又把欧洲的一些科学文化知识陆续传入我国。
当时来华的传教士中最著名的是意大利天主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他于1581年到广州，1601年到北京。接着又有不少传教士相继来华，如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1597）、艾儒略（Julio Aleni）（1613）、汤若望（Johann AdamSchall von Bell）（1629）等等。
他们译著有天文、水利、医药等书籍，其中如邓玉函（JohannTerrentius）汤若望、罗雅谷（Diego Rho）等译有《泰西人身说概》、《主制群征》、《人体图说》等书，为西欧传入我国较早的生理解剖学，在我国部分知识界和医生之间流传，并有一定影响。十七世纪末的清代，法国人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用满文译出人体解剖学，命名为《钦定格体全录》，因受保守派反对，收藏宫中，未能出版。在临证医学方面，虽然在明代隆庆三年（1569）时西人已在澳门设有医院、药房等，但当时西洋临证医学的进展并不突出，所以对我国医学影响很小。
由于中外交通的发达，医药交流也日渐频繁，我国的医书、药物，在这时期不断传到朝鲜、越南、日本、阿拉伯、印度以及欧洲各国，促进了中外的医药交流，对世界医学作出自己的贡献。同时，我国也吸收了外来的某些医药成就，丰富了我国医药学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