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评图书：
书名：《管理学》（牛津通识读本）
作者：（英）约翰·亨德里
译者：苏瑞娜、林海涛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1月
管理学，与营销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等很多学科一道，近年来陷入了广受嘲弄的尴尬处境。
这些学科的共同特点在于，同时包含了科学、艺术、实务几个层面的知识、要领和技能。又或者说，哪怕是没有进行过这些学科学习的人，确实可以通过具体实践掌握相当高超的具体技能，比如未曾经过新闻学专业训练的人，也可以最终成为最优秀的记者、编辑；而没有学习过管理学的人，在管理实践中完全可以不断基于观察、领悟、复盘而摸索到管理学领域的许多要领。
2024年的这个春天，我们刚刚送别的著名企业家宗庆后，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知名的企业家，严格意义上讲都不是管理学专业培养出来的，而是市场培养出来的。
由此产生了一种影响很大的说法，那就是上述学科作为应用本领很重要，但作为学科和专业，似乎就没有价值。有些人会举例说，研究管理学的学者，经办企业往往很难成功，甚至连个摆地摊的都不如；而网上产生的很多网红，压根就没有进过大学，有人据此嘲弄大学新闻学的博导、硕导们，认为他们的课程百无一用。
这其实就是管理学在内，社会科学（即所谓文科）面临的普遍尴尬。这个尴尬并不能概括为甲方与乙方的关系，不能说成是“添”与“被添”。而是社会科学实际上采用了理性科学的方法来分析过往经验，提取定律，然后希望复制应用，但这其中不免混杂了大量因行为主体的不理性而导致的关联而非因果因素，所以提取到的定律并不完全是普适的，很多情况下局限性很强，甚至有一定的误导性。
所以，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者就需要不断努力，产出大量的专著和论文，进行持续的观察分析，来修正理论的不足，更新定律——然而，这种努力注定会因为行为主体的不理性，行为方式的复杂性而存在局限，难以完整地弥合假设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所以，无论是管理学、营销学、新闻学，甚至包括政治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科班出身的学生，在毕业后从事专业对口的工作时，也必须重新接纳研究对象、范围的复杂性，用习得的方法来重新探索。
而那些没有经过特定专业培养的学生，也就是非科班出身的从业者，在进入某个行业里，凭借自由意志、心证经验来感悟这个行业当下的定律，确实会因此产生一些佼佼者。但如果用这样的佼佼者（极少数）来反诘社会学科各学科的研究路向、培养方式，属于错误应用幸存者偏差。
英国剑桥大学格顿学院研究员、雷丁大学亨利商学院管理学荣休教授约翰·亨德里在其所著的《管理学》（牛津通识读本）一书中指出，推动人类文明近代发生巨大生产力跃升的动能，毫无疑问就是理性的力量。但理性也存在局限，社会科学本质上就是承认理性局限所在，希望调和理性与感性，找到不理性的人们的行动奥秘。
《管理学》（牛津通识读本）这本书不同于我们在市面上能找到的其他很多普及管理学理论、管理概念、著名公司案例的读本，在简单介绍管理者的基本工作后，转入对管理与管理、合理化管理、社会化管理、个性化管理、跨文化管理、管理的批判视角、管理的意义建构、管理与道德等子命题的阐述。这些子命题展现了管理学研究与管理实务的广度与宽度，也印证了管理学作为学科的魅力所在，也就是通过灵活运用关联学科的工具、思想和理念来加深对于管理场域不理性对象、管理过程的多维度了解。
可以认为，管理学变得系统化，本身就是20世纪50年代受美国、苏联相继采用系统工程岗的运作方式运作超大项目推动而成的。管理学因而大量引入了数学的运筹学方法，如线性和非线性规划、网络分析、排队论、仿真技术、决策分析。这使得管理学作为学科，在社会科学体系中的难度直线上升。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计算机分析创造出更多工具，更是在近年来开始在管理学研究和管理实务中引入了大数据。从这个意义上讲，管理学在学术研究方面更像是一门数学学科，将管理对象、管理过程等涵盖大量不理性的要素纳入理性分析的轨道。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工会势力衰退，资本可以更加随心所欲地推行投资和管理目标。这种背景下，企业管理中的人力资源管理，就大量纳入了科学管理手段。
但也随之引发了反弹，前面已经提到了，管理学并非简单意义上的科学，也包含与实务、艺术的融合。管理学家们所说的领导力，当然也可以进行理性分析，但这毕竟不能脱离领导艺术、管理艺术。而管理对象从来就不是均质化的，而是有思考能力、情绪和个性各异的部分理性个体组成的群体，这也是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文化管理重新成为管理学界和实务领域热议命题的原因——同样，跨文化管理、个性化管理的热度至此一直未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