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是信息错误传递的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心理变化与少数造谣群体共同作用所产生的社会群体行为，纵观人类的文明历史，自从社会结构出现以来，谣言这种群体现象就时常出现，对于历史发展产生了多种影响。
下面就来对历史上经典的四则历史谣言案例进行盘点，虽然并不一定是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谣言案件，但这四场谣言事件却各有不同，有着鲜明的代表性，下面就来来看一看谣言现象到底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起到了怎样的影响。
一，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国王拐卖婴儿”谣言
1750年法国巴黎地区开始流传这样一则谣言，许多民众认为许多儿童失踪案件实际上的政府所为，民间开始四处流传路易十五国王沐浴儿童鲜血治疗麻风病的传闻，之后还发生了一些巴黎群众袭击警察拉贝致死的恶性治安事件，导致法国国王开始下令进行*压镇**逮捕，巴黎地区的政府与群众关系进一步恶化，此后法国大革命就是在这样的群众环境当中爆发的。
这次谣言事件成为了法国大革命的前兆事件，虽然谣言内容荒诞离奇，但却能使得整个巴黎的舆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其实是法国政府与民众关系恶化的一种必然结果，1750年左右的法国饥荒事件导致巴黎境内的*亡流**民众数量剧增，加上当时法国巴黎的警察确实在按照国王的指令通过抓捕一些流浪者来稳定社会局面，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恐慌。
之所以会有这样恐怖的谣言出现，其实与黑暗中世纪的一些真实历史*案惨**有关，历史上的伊丽莎白巴利特女伯爵就真的进行过人血沐浴，谣言使得巴黎地区黑死病时期流传下来的吸血鬼传说在民间舆论当中被激活了，逐步成为了集体心理当中的恐慌意象。
在谣言爆发之后，法国政府为了寻找造谣者，展开一系列铁腕行动，结果造成了与群众的严重冲突。
结果最终导致了严重的舆论连锁反应，法国王政的覆灭成为了历史趋势，当年的5月22日在巴黎境内居然谣言还直接引起了多场叛乱事件，也就是在这场事件后，大革命的幽灵开始在整个法国游荡，而层出不穷的谣言也成为了大革命时期特殊的历史产物。
二，雍正帝自证清白的《大义觉迷录》反而最终被谣言反噬
如果说路易十五的*压镇**行为导致了谣言的进一步恶化，那么雍正帝对于“篡位谣言”的澄清行为反而是自证者被谣言反噬的一种典型的社会案例。在康熙末期，皇子之间的继承人争夺战愈演愈烈，最终四皇子胤禛取得了胜利，从而成功登基，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雍正皇帝。
由于长期的内部政治斗争，民间出现了许多版本的谣言，其中有一些是政治势力暗中进行舆*攻论**击的结果，也有一些是民间的一些无端猜测，而当雍正皇帝即位之后，关于雍正篡位的谣言开始甚嚣尘上。
而之后还发生了曾静反清案件，吕留良学生曾静企图鼓动岳钟琪*反造**，结果被捕，雍正皇帝亲自参与了案件的调查，之后曾静认罪伏法。雍正皇帝认为吕留良名望较高而且有着煽动反清的嫌疑，于是之后将吕留良诛杀。而之后为了澄清事实，雍正皇帝做了一件自以为很聪明的决定，一方面免去曾静死罪，一方面将案件的口供等调查记录汇编成《大义觉迷录》发行全国各地自证清白。
本以为此书下发必然舆论环境大为改善的雍正皇帝怎么也没有料到，这本书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大义觉迷录的大部分内容并没有引起民众兴趣，反而是其中曾静曾听闻雍正帝篡位等供词的片段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结果民间出现了大量断章取义的版本，将此书作为了雍正篡位心虚的证据。
民间关于雍正篡位的谣言更加愈演愈烈，甚至后来还一度出现了“十四子改于四子”的传闻，虽然雍正时期对谣言百般*压打**，但这些谣言还是长期存在。
后来到了乾隆时期由于《大义觉迷录》的影响实在过于恶劣，乾隆皇帝索性将其定性为*书禁**进行销毁，而当年的曾静等人又被再审直接处死。
雍正篡位谣言的直接原因在于康熙末期的继承人竞争事件，再加上雍正继位本身也确实有些历史疑点，虽然综合来雍正篡位之说是无稽之谈，但雍正的胜利确实是建立在政治斗争取胜的基础上的。
再加上后来雍正处死了原先他政治集团当中的隆科多与年羹尧，这些事件本身就是造谣的好把柄。
结果在《大义觉迷录》这张“好牌”的影响下，谣言反而传播速度大大加快，结果演变成为了雍正帝的一场政治丑闻。
但细究来看，雍正篡位说以及后来雍正驾崩后的吕四娘刺杀雍正等民间说法，实质上反映出民众与满清朝廷之间的互不信任，这种互不信任放大了政治疑点的影响强度。
由此可见康乾盛世的中期，民众与满清之间的关系本质上还是处于互相怀疑的状态，雍正时期的严刑峻法以及*字狱文**等做法无疑是加强了这种恐慌情绪。
三，1768年惊动乾隆的叫魂恐慌事件
孔飞力有一本书，名叫《叫魂》，所描写的历史事件指的是1768年的叫魂事件。
儒家社会体系下，民众一方面看似是对鬼神敬而远之，但实际上村落群体意识当中一直藏匿着鬼神文化的信仰，魏晋南北朝时期影响力巨大的巫蛊信仰与玄学文化就是重要的历史案例。
不过巫术信仰往往只能广泛存在于乱世，政权再次长期统一后巫蛊文化就开始渐渐趋于没落，明清时期的巫蛊之术已经南移，基本上只广泛存在于西南。
但鬼神神秘文化仍然一直潜藏于各个角落，一旦社会不稳定性加剧，巫鬼文化就会从民间神祇体系当中被分离出来成为一种恐慌文化。
叫魂现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叫魂原本只是一种民间习俗，通过叫魂仪式治疗被惊魂的人。
乾隆时代，谣言突然兴起，1768年的江南地区突然出现了大量有关叫魂的谣言，传闻有人通过叫魂妖术可以实现对他人灵魂的操作，甚至在谣言当中出现了许多听起来非常逼真的叫魂事件，有人甚至称目击到了妖人做法蛊惑他人的现场。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一些关于剪去人的发辫控制魂灵的妖术传闻，由于事件涉及到了“发辫”这个敏感的清朝政治名词，引起了满清统治集团的广泛注意，于是进行大范围的搜查，官方的介入产生了连锁反应，事件开始进一步升级，出现了波及全国的除妖运动，许多地方政府根据一些捕风捉影的手段大肆抓捕，而许多主流群体也将矛头对准了一些边缘群体，比如流民、僧人等等。
整个事件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明确的妖*党**群体，甚至没有什么阴谋主体存在，但还是产生了巨大的混乱与恐慌。
最终事件作为一场闹剧被朝廷草草收场，1768年的叫魂事件是影响最为严重的清代巫蛊谣言案件，但并非只此一例，清朝统治时期断断续续出现过好几次类似的事件。
一方面反映出统治阶级与民众之间复杂的关系，另一方方面也反映出多数人群体对少数人群体的一种歧视敌意，在整个叫魂事件当中，被公众视为妖*党**并屈打成招的人，往往都是弱势的少数人群体，比如流民等，与中世纪时期欧洲发生的女巫审判运动有着一定的相似，从中可以看到谣言背后复杂的人性之恶的存在。
四，谣言引发的天津教案事件
天津教案是晚清时期的一场典型教案事件，也是谣言左右社会局面的典型事件。*片鸦**战争之后中国国门洞开，除了外国政治势力广泛进行中国范围之内，而基督教也在这个时期广泛进入国内。
许多教会组织出现在国内各地，而外来的基督教文化也与本土文化产生了矛盾，加上这些基督教宗教组织本身也存在一定的良莠不齐现象。
许多民间群体与地方天主教教会产生了严重的矛盾，继而演化为*力暴**冲突事件，而这些冲突事件则被称为教案，著名的有古田教案、巨野教案等事件，这些教案并不是单独的意外事件，而是一种历史现象。
而其中最著名且最具代表性的则是天津教案，1870年，四月份开始天津地区出现了多起绑架儿童案件，而到六月份时由于天气炎热，许多地方开始出现有人中暑死亡的情况，而天津教会下属的孤儿收养机构育婴堂也出现了一些儿童中暑死亡事件，也就是这个时期开始民间开始出现谣言。
最初是对于教会的一种怀疑，但在偏见的作用下开始演变为谣言，许多人开始认为是教会绑架了失踪的儿童，之后居然出现了教会绑架儿童制作药材的惊悚版本，同样谣言引发了强烈的恐慌。
而之后发生了一件导火索事件，人贩武兰珍在被群众逮捕后畏罪之下居然招供说自己确为教民王三指使的人贩，导致知县亲自前往望海楼教堂问罪，结果对证之后发现武兰珍供词完全属于虚构，结果双方陷入了僵局。
但是知县的这一举动无疑导致了官府立场参与到了事件当中，当天便引发了群体反应，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来到望海楼教堂附近*会集**抗议，人数一度增加，场面开始失去控制。
结果对峙僵局逐渐变得无法收场，之后法国领事丰大业在盛怒之下开枪伤人，最终导致了场面迅速恶化，之后便发生了群体*动暴**事件，望海楼教堂中有十名修女死于奸杀，遇害的还有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望海楼教堂与法国领事馆被毁。
事件造成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此后京津地区一度民情激愤，而法国方面也开始着手*力武**解决问题，军舰开入天津附近海域，*动暴**事件发生在6月20日，之后6月24日就发生了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事件。
事件一度恶化，最终曾国藩在多方周旋下才使用找犯人替罪与赔款的方式将问题解决。
但也只是表面解决，法国方面只是由于普法战争的缘故不再追究此事，而民众舆论从此再也无法平复，这个事件造成的破坏性远比看上去要大。
晚清政府的执政无能在这个事件当中被完全暴露了出来，造成了公信力的崩坏，而民众的仇外心理也达到了极端，曾国藩本人也因为这场事件被人贴上了*国卖**贼的标签，暴民与谣言的破坏力严重的摧毁了晚清的社会结构，此后义和团等运动也是在这种舆情下所爆发的。
社会建立在信息沟通的前提上，本质上谣言是必定会出现的社会程序“bug”，但实际上谣言往往并不只是单纯的信息错误，往往是某种社会心理的反映。
集体认同的过激会导致真相不被看重，继而盲从取代了理智，使得谣言充满了盲目的力量。
而谣言的主类型即阴谋论，阴谋论撕碎了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信任纽带。
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出现“政府当局怀疑是有阴谋势力潜藏在民间行动，但许多民众则认为阴谋势力就潜藏在政府集团当中”
以上四场著名的谣言历史事件都反映了这一点，法国大革命前的国王绑架婴儿案件是政府与民众冲突的结果，雍正自证清白起到了反作用是群体之间不信任关系的体现，叫魂事件则是神秘文化导致社会恐慌以及对少数弱势群体进行敌视的结果，天津教案则是仇恨心理与愚昧无知的结果。
谣言本身产生于愚昧，因神秘性而加强，最终因恐慌从而全面爆发，成为了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