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方方
百年动荡，人才济济。
从晚清到民国的青年们，各个心怀中华之崛起的复兴梦想。
他们可不只是喊口号。站在一个又一个历史节点的他们，成为了改变历史走向的关键人物。
他们曾经叱咤风云，却又突然星光陨落，迅速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比如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学生——王宠惠。
01 让尼克松总统挂念的中国老人 。
1958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台湾。刚下飞机，他便迫不及待的提出，一定要拜访一位挂念已久的老人。
尼克松出生于1913年。同时期问世的，还有一本译作——《德国民法典》。
当尼克松23岁的时候，他进入了杜克大学学习法学，当时所用的教材里就有这本书。
这本书的译者，就是王宠惠，他是第一个将《德国民法典》，从德文翻译成英文的人。翻译这本书的时候，他不过才26岁。
王宠惠
直到20世纪70年代，他所翻译的版本，被欧美公认为最好的英译本。很多美国大学将它当作教科书。
能将德文翻译成英文，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可见王宠惠德文和英文的功底。
关于王宠惠的英文功底，还有一则小故事。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赴欧美游历，到耶鲁大学的时候，正赶上耶鲁大学的夏季毕业典礼。
此时，他看见一个中国留学生，说着流利的美式英语代表全校四千名学生致答词，十分震惊。这个发言的中国留学生代表，就是王宠惠。
百年前的中国，其国际地位与今日不可同日而语。当时，中国留学生可以作为学生代表发言，十分不易。
华盛顿会议上的王宠惠与顾维钧夫妇
02 ”钦字第一号“大学生 。
1900年，王宠惠以全校第一的傲人成绩，从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前身）毕业。
北洋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大学。王宠惠是第一个从北洋大学拿到毕业证的人。
当时，离延续了千年的公务员选拔制度——科举考试的废除，还有5年时间。
但是，王宠惠已经领先旧制度一步，成为中国史上第一个获得国内大学文凭的人。
右边文字为：钦字第一号
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指导思想下，自然也有“师夷长法”。清末的优等生无疑都会开启一段留学生涯。王宠惠也不例外。
毕业第二年，王宠惠赴日本求学，研究法政问题研究。
次年，转赴美国留学，先后进入加利福利亚大学、耶鲁大学接受现代法学训练。
在耶鲁大学，王宠惠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当时的他，与当时的国家一样，迫切的想要学习“列强”，缩短与西方国家的差距。
从耶鲁大学毕业后，王宠惠又远赴欧洲求学，研究国际公法。在欧洲，他获得了英国律师资格，还被选为了德国柏林比较法学学员。
顾维钧、施肇基、王宠惠
此后30余年，王宠惠在法学界、政界、外交届的开挂人生，与这段留学生涯分不开。
近代的这一批法科留学生，奠定了中国近代法学的基础，代表人物如：梁启超、伍廷芳、杨兆龙、史尚宽等。王宠惠也是近代法学的奠基人之一。
若是将王宠惠此后的经历制作成简历，必定十分精彩：
1912年1月，首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总长。
1912年3月，改任民国首届唐绍仪内阁的司法总长。
1917年，法律编纂会会长。
1920年，兼北京法官刑法委员会会长、法量讨论会会长。
1922年，任司法、教育总长。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长。
1928年，任国民政府委员、第一任司法院院长。
1923年，海牙常设国际仲裁法庭正法官。
1927年，对中国刑法进行改造，并制定现代法治意义上的刑法典。
1931年，再次出任海牙常设国际仲裁法庭正法官。
1946年，参与《中华民国宪法》的制订工作。
1945年，代表中国出席在美召开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
1948年，再任司法院院长。
……
海牙国际常设仲裁法庭任职期间
在海牙国际常设仲裁法庭的任职，使他成为了第一个在国际法院任职的中国人。
1948年，海牙国际法学院评出50位世界比较法学专家中，只有两位中国人入选：王宠惠和杨兆龙。
与王宠惠同时期的法学家杨兆龙，在10年后被打成“*派右**”，不久后含冤入狱。
03 三十而立为外交部长 。
2011年的利比亚撤侨行动，让国人和海外侨胞，感受到了中国作为后盾的强大力量。
而中国第一次成为华侨后盾，还是在百年前。当时的外交部总长：年仅30岁的王宠惠。1912年，华侨在庆祝中华民国成立时，荷兰当局军警开枪打死华侨三人，伤十余人，百余人被捕，酿成轰动一时的“泗水事件”。
由于荷兰并未承认南京政府，时任外交总长的王宠惠，5天内3次致电掌握北京大权的袁世凯：“民国初立，岂尚忍如满清政府放弃责任，漠视侨民”。
在王宠惠屡发数电之后，袁世凯回电称：“华侨遭厄，自必竭力拯救”。
在中国外交的压力下，荷兰政府释放所有被捕者，同意惩凶赔偿，并保证对旅居荷属的华侨与荷兰人同等看待。
民国政府一改满清弱国外交，取得了近代以来少有的外交胜利。
南京临时政府第一届“领导班子”
21年后，在迎接抗日即将胜利，而举办的《开罗会议》上，王宠惠再次展现了他作为外交家的硬气，和一名法学家的“挑剔”。
会议期间，英国外交副大臣贾德干建议，将满洲、台湾和澎湖应“归还中华民国”，改为“必须由日本放弃”。
这一建议，王宠惠坚决反对，二人展开了激烈辩论：
王宠惠：全世界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而引起的。如果《开罗宣言》对满洲、台湾、澎湖只说应由日本放弃而不说应归还哪个国家，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将疑惑不解。 贾德干（英）：草稿中的“满洲、台湾和澎湖”之上，已冠有“日本夺自中国的土地”的字样，日本放弃之后，归还中国是不言而喻的。 王宠惠：外国人对于满洲、台湾和澎湖，带有各种各样的言论和主张。
如果，《开罗宣言》不明确宣布这些土地归还中国，而使用含糊的措词，那么，“联合国家共同作战和反侵略的目标，就得不到明确的体现。
《开罗宣言》也将丧失其价值”。
在美国总统罗斯福主持下，王宠惠略胜一筹。满洲、台湾、澎湖的主权得以明确。
开罗会议上的王宠惠（第二排左四）
04 孙中山口中的“十万雄兵” 。
王宠惠在英国求学期间，曾因资金紧张而向孙中山写信求助。当时，革命军急需粮饷，孙中山捉襟见肘。但他还是筹措了1500银元寄往了伦敦。
很多革命*党**人反对此举，认为资助一个书生，对于革命没有帮助，十分不解。
孙中山说：“养成一个享誉国际的法学家，其力量足胜十万雄兵”，资助王宠惠是“为将来革命政府建立之预备也”。
王宠惠的一生跨越法学界、外交界、政界，并且业绩辉煌。
在搜狗百科中，有长达27行字，对他前67年的辉煌人生进行了提炼。而在其后10年中，只有寥寥18个字。
“退居台湾一隅，王宠惠沦为历史的反角。”
有人如此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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