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今故宫博物院所藏《北客帖》，通过与蒋之奇跋怀素《自序帖》的比对，可以在前代著录基础上更准确判定作者为蒋之奇。徐邦达、曹宝麟先生根据帖中“修史承旨侍读”的考证分别判定此帖投寄对象为司马光和王珪，都不准确。综合宋代官制、史事，通过对帖中“修史承旨侍读”、“北客少留”、“改朔”等关键信息的考辨，可以判定此帖写于元符二年四月一日，投寄对象为蔡京，帖中所涉史事为一次重要的宋辽交聘，当时蔡京正担任宋方馆伴。
作者简介
张卫忠，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一 《北客帖》作者确为蒋之奇
今故宫博物院藏有《北客帖》（图1），目前可知最早著录此帖的是成书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的卞永誉（1645-1712）《式古堂书画汇考》[1]。约成书于康熙三十一年的顾复（生卒年不详）《平生壮观》[2]、约成书于乾隆四年（1739）的倪涛（1669-约1751）《六艺之一录》[3]两书也记载此帖，其中《平生壮观》作《改朔札》。三书对此帖的作者皆判定为北宋名臣蒋之奇（1031-1104）。
但这种判断的依据则是帖中作者“之奇”的署名，而蒋之奇为北宋名臣，故判定为蒋之奇。实际上，且不论古代名“之奇”者大有人在，仅宋朝见于史料记载的就有林之奇、陈之奇、雍之奇等。所以要想敲实此帖的作者为蒋之奇，还必须将此帖书法与蒋之奇的传世书法作品进行比对。传世的蒋之奇跋怀素《自序帖》（图2），落款为蒋之奇全名，可确定为蒋之奇作品。两相对比，更能从书法角度有力证实《北客帖》作者确为蒋之奇。
图1 蒋之奇 《北客帖》 纸本 25.5×38.2cm
图2 蒋之奇跋怀素《自叙帖》 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二 关于《北客帖》投寄对象、相关史事的已有研究及存在问题
《北客帖》，行书，纸本，纵25.5厘米，横38.2厘米，共75字。内容如下：
之奇顿首启：改朔，伏惟台候万福。北客少留，方此甚热，又房室隘窄，良不易处。亦闻小苦痔疾，更乞调饮食将息为佳。久阔不展，深以想念也。谨驰启上问，不宣。之奇顿首再拜修史承旨侍读台坐。
《式古堂书画汇考》、《平生壮观》、《六艺之一录》三书对此帖的投寄对象以及相关史事并无说明。最早对此帖的投寄对象及相关史事进行讨论的是徐邦达先生，他在1987年出版的《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书法》中对此帖有一按语：
此帖上款称“修史承旨侍读”，应是司马光。考光于神宗朝初年官翰林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修撰《资治通鉴》，完成亦在此时，之奇年未逾四十，其书笔法稍弱，与后录晚年作“辱书帖”不同，正可互证。[4]
即将此帖的投寄对象判定为司马光（1019-1086），2005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徐邦达集》所收同名书中仍延续了这一判定。徐邦达先生为书画鉴定名家，他的判定为不少论著采纳，如2006年靳永《明前名人手札赏评》[5]和2012年刘炜、段国强主编的《国宝·书法》[6]。不少网站如百度百科对此帖的介绍也采用了这一判定。
曹宝麟先生在2010年出版的《中国书法全集》第41卷《北宋名家卷》中对徐邦达先生的判定提出了质疑，并判断此帖的投寄对象应是北宋神宗朝的宰相王珪（1019-1085）[7]。同年及之后，曹先生先后在“2010中国苏州（沧浪）书法史讲坛”、台南大学、北京松竹书院举办了以《志在破案——谈谈我的碑帖考证》为题的学术讲座，对此帖做了介绍，其中在苏州所做的讲座内容收录在2013年出版的《中国（苏州）书法史讲坛文集》[8]，在学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但是徐、曹两位先生的判定是否可靠呢？要判定此帖投寄对象，需要充分利用北宋的官制知识，对“修史承旨侍读”做准确的理解与条件筛选，还要深入挖掘简短的文字内容中蕴含的历史信息。徐、曹两位先生并非专治宋史，故而在考证的过程和结论方面都存在一些偏差，对此帖所涉及的历史事件与信息更是未能准确揭示。本文将在两位先生研究的基础上，集中围绕《北客帖》的投寄对象及相关史事进行讨论。
正如曹先生所指出的，司马光并未做过翰林学士承旨，所以不符合投寄对象“修史承旨侍读”的身份。但是，王珪其实也不符合。曹先生认为所谓“修史”对于朝廷而言最大的事就是修“国史”，即所谓“实录”[9]，乃是将国史和实录混为一谈。宋代实录属于编年体史书，而国史在宋代又称正史，属于纪传体史书，一般是先修实录，在实录基础上修国史，两者区分明显。
宋代官方修史制度比较完备，既修前代史，如《旧五代史》、《新唐书》等，又编当代史，从起居注、时政记到日历，到实录，再到国史（正史）等，此外，还有地理、典志、军事等专史，这些广义上都可称为“修史”。如李至《桃花犬歌呈修史钱侍郎》诗有“闻君奉诏修实录，一字为褒应不曲”[10]句，指真宗朝钱若水受诏修太宗实录，在诗题中可称“修史”。仁宗朝欧阳修、吕夏卿等人同受诏修《新唐书》，欧阳修给吕夏卿的信题做《与修史学士》[11]。但狭义的“修史”专指“修国史”，不包括修实录，如王珪在神宗朝提举修仁宗、英宗两朝国史（正史），书成后所上《预免修国史恩例札子》中说“故事，修史并修实录，概有恩命”[12]，将修史与修实录对举，显然“修史”不包括修实录。
“修史承旨侍读”是投寄对象的系衔简称，官员的系衔标志着官员的身份，有着严格规定，准确性非常重要。此处承旨是指翰林学士承旨，侍读是指翰林学士承旨所兼的翰林侍读学士，修史则是修国史的简称。我们可以看到在官员系衔中，修国史和修实录是有明确区分的。以范祖禹为例，在元祐四年（1089）二月二十六日所作其岳父吕公著祭文中，他的系衔是修实录检讨官、承议郎、秘书省著作郎、兼侍讲、上骑都尉、赐绯鱼袋，因为元祐三年他被任命为修《神宗实录》检讨官。元祐六年三月，《神宗实录》成书，七年七月，诏范祖禹等修《神宗正史》，所以在七年十月一日所作《告先妣文》中，范祖禹的系衔是翰林侍讲学士、左朝散郎、国史院修撰、兼修国史、轻车都尉、髙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13]。
而在官员系衔中，“修史”作为“修国史”的简称，我们也能看到不少例子。如宋敏求在元丰元年（1078）十一月十九日诏书中的系衔是龙图阁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修国史[14]，元丰二年八月十五日毕仲游为其所作祭文中则将其系衔简称为修史龙图谏议[15]。需要指出的是，前面所举“修史钱侍郎”和“修史学士”都不是官员正式系衔或简称。在系衔中，钱作为官员的姓，不应出现在官衔中间。而吕夏卿在《新唐书》成书后，方授直秘阁，此前更未任翰林学士或馆殿学士等职，所以学士不是系衔或简称，“修史”只是表明他们的广义修史差遣。
明乎此，则王珪并不符合“修史承旨侍读”，因为王珪迁翰林学士承旨在治平四年（1067）九月[16]，升任参知政事在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丁卯[17]，任翰林学士承旨期间参与所修为《仁宗实录》与《英宗实录》[18]，其接替吴充提举修《两朝国史》已在元丰三年三月甲戌，其时早已不任翰林学士承旨[19]。
三 《北客帖》的投寄对象、写作时间及相关史事考辨
蒋之奇生活的1031——1104年，宋朝曾分别于神宗熙宁十年下诏修《两朝国史》（仁宗、英宗），元丰四年下诏修《五朝国史》（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元祐七年下诏修《神宗正史》，每次参与修史的人员前后都有变动，尤以《神宗正史》因政治反复而导致参修人员变动最为剧烈[20]。然其间参修人员符合“承旨侍读”的只有曾布（1036-1107）与蔡京（1047-1126）两人。
《宋史·曾布传》载其“绍圣初，徙江宁，过京，留为翰林学士。迁承旨兼侍读，拜同知枢密院”[21]，《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又载绍圣元年（1094）“四月壬戌，翰林学士曾布修《神宗皇帝正史》，癸亥，翰林学士曾布为翰林学士承旨。六月癸未，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曾布为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22]，可知曾布符合“修史承旨侍读”的时间是绍圣元年四月癸亥至六月癸未间。《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中《蔡京事迹》载绍圣“二年十月丙子，蔡京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修国史。三年七月壬辰，蔡京为翰林学士承旨……（元符）三年正月乙卯，徽宗即位。三月乙酉，翰林学士承旨蔡京为端明殿学士、兼龙图阁学士、知太原府。四月戊戌，蔡京依前翰林学士承旨……十月丙申，翰林学士承旨蔡京为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崇宁元年）三月甲戌，蔡京为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四月乙未，蔡京入对。五月庚辰，翰林学士承旨蔡京为尚书左丞”[23]。可知蔡京符合“修史承旨侍读”的时间是绍圣三年七月壬辰至元符三年（1100）三月乙酉、元符三年四月戊戌至十月丙申、崇宁元年三月甲戌至五月庚辰三段时间。要判定两人谁更符合《北客帖》投寄对象的话，则需要发掘更多帖中相关信息。
帖中“北客”一词，曹宝麟先生认为似乎可理解为到北方做客。作为动词，“北客”在古代确实也有客居或客游北方之意，如明代徐渭（1521-1593）为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既出狱，纵游金陵。北客于上谷，居京师者数年”[24]。但这种意思在古代史料中非常少见，且作为动词，其后面需接具体地方。“北客”多作为名词出现，要准确理解“北客”的含义，需要放在宋代史料的大背景下去提炼与把握。作为名词，“北客”在宋代一种较常见的意思是北方籍客居或客游南方之人，如苏轼任杭州通判之时，他的表兄兼好友文同曾有赠诗“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25]，以劝诫他远祸之道，此处“北客”乃指从北方（主要指京城开封）南来之人。又梅尧臣诗有“南方今见雪，北客定思家”[26]，苏轼有诗“北客南来岂是家，醉看参月半横斜”[27]，都是明指此意。“北客”在北宋另外一种意思则是与宋朝对立的北方政权辽的使臣或客商，如王安石《伴送北朝人使诗序》谓：“某被敕送北客至塞上，语言之不通，而与之并辔十有八日。”[28]所写正是嘉祐五年（1060）春伴送辽使之事[29]。又苏轼《书狄武襄事一首》载“元祐元年十二月五日，与咏同馆北客，夜话及之，眉山苏轼记”[30]，元祐元年十二月五日，正是苏轼馆伴辽使之时[31]。此两处“北客”都指辽使，非常明确。嘉祐元年闰三月癸卯，宋廷詔“河北缘边商人多与北客贸易禁物，其令安抚司设重赏以禁绝之”[32]。景德二年（1005）三月，宋廷下诏“令雄州勿得以锦绮绫帛等付榷场易”，因为真宗认为“自来辇致锦绮等物在彼，盖备持礼之用，虑其贸与北客。况戎狄无厌，若开其端，即求市无已，有所不及，即怀慊恨”[33]。此类“北客”皆与榷场、贸易相关，所指则是辽国与宋朝在榷场贸易的客商。
蒋之奇于元祐七年十月乙亥由户部侍郎、宝文阁待制出知熙州[34]，在曾布绍圣元年六月癸未升任参知政事之后的八月十五日，仍在知熙州任上[35]，即在曾布符合“修史承旨侍读”的期间，蒋之奇在知熙州任上。绍圣四年五月壬戌，蒋之奇任翰林学士[36]，到元符二年十一月乙亥，因受邹浩牵连，落翰林学士，降知汝州[37]，但并未赴任，很快便在十二月十四日辛亥改知庆州[38]，一直到徽宗即位召入京城，所以在蔡京符合“修史承旨侍读”期间，蒋之奇主要在开封，短时间在庆州。
熙州（今甘肃省临洮县）、庆州（今甘肃省庆阳市）在开封之西。蒋之奇为常州宜兴（今江苏省宜兴市）人，曾布为南丰（今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人，蔡京为兴化仙游（今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人。帖中“北客”后面未接地名，且从帖中内容来看，此处“北客”应作名词而非动词理解，所以不是三人以南方人客居或客游北方之意。而熙州、庆州、开封都在北方，熙州、庆州相对开封来说，也不构成相互的南北关系，所以“北客”作为名词，既无法指蒋之奇以北人客居或客游南方，也不会是指在京城任职的曾布、蔡京以北人客居或客游南方，更不会指与宋接壤的辽国客商。而只能剩下一种意思，即此处“北客”指辽国使臣。
宋辽交聘，分贺正旦、贺生辰、告登宝位、告哀、祭奠、吊慰、遗留使等常使，与负有特殊使命、非时派遣的泛使[39]。遍检宋、辽双方史料，在曾布任“修史承旨侍读”的绍圣元年四月癸亥至六月癸未间，辽并无遣常使或泛使至宋。虽然曾布与蒋之奇为嘉祐二年进士同年，又同朝为臣，相互间有书信往来十分正常，但作为此帖投寄对象则无法解释帖中“北客”一词。
我们再看蔡京的情况。在蔡京任“修史承旨侍读”的绍圣三年七月壬辰至元符三年正月乙酉间，辽曾多次遣使宋朝，而有一次与蔡京直接相关，且此次所遣为泛使，影响颇大，即元符二年三、四月间辽遣泛使事件，蔡京当时任馆伴。宋哲宗亲政后，改变了元祐时期以弃四寨地换和平为主的对西夏政策，开始采取浅攻挠耕的战略防御反击政策。西夏面临自元昊建国以来最危险的军事形势，为了争取外援，不断向辽遣使，请辽向宋朝施压，劝解双方议和[40]。在此背景下，辽于元符二年派遣泛使左金吾卫上将军、签书枢密院事萧德崇，副使枢密直学士、尚书礼部侍郎李俨使宋，正月戊辰，蔡京被任命为馆伴[41]。因为自神宗熙宁八年辽国泛使萧禧划界事后，中间已是二十五年，并无泛使，所以此次如何应对，宋廷上下都颇为重视，当时右正言邹浩即上言：“泛使不至中国久矣，今此叩廷，绝不虚发。若非本朝自有所请，则必为羌人请命而至。此实大事，尤在审详。”[42]虽然辽泛使在三月丙辰才入见哲宗，但蔡京应该从受命之日起即全力从事应对、馆伴事宜。《长编》载：
蔡京初受诏馆伴，对崇政殿。上曰：“北人以何辞解和夏国？”京曰：“彼必以尚主为词。盖仁宗朝有书答北朝曰：‘既论联姻之旧，当宽问罪之师。’”上曰：“仁宗有书如此，彼何以答之？”京曰：“彼兴宗有书报仁宗：‘属友爱之尤深，在荡平之亦可。’又曰：‘苟有稽于一举，终无益于两朝。’是彼尝欲荡平夏国也。”上曰：“善。可具录进入。”德崇、俨留京师凡三十七日乃归。[43]
而且在二月丁酉，蔡京还乞请文臣一员同共检详应答泛使文字[44]。按照惯例，辽使在开封停留不过十日，而熙宁八年萧禧留京“几一月”，事非寻常，故史书特别标出[45]，而元符二年辽遣泛使，宋辽双方交涉颇为曲折复杂，以至于辽使留京三十七日之久，更属特殊。而从“改朔”来看，此帖应写于元符二年四月初一日。从三月丙辰即十三日辽使入见，到四月一日，已是十九天，正契合此帖中“北客少留”之意。蒋之奇与蔡京同在翰林学士院任职，本可朝夕相见，如果从蔡京授任馆伴的正月戊辰（二十五日）算起，到四月一日，两人已有六十五天难以相见[46]，故此帖中“久阔不展，深以想念也”亦能符合。
此次辽使为西夏请缓兵而来，而宋朝方面则认为西夏多年侵边，故行征讨，与辽无关涉，辽不应派遣泛使为西夏说和。不过宋朝为了不开罪辽，在回复辽的白札子中表示“西人悔过谢罪，许以自新”，但辽使认为如此说法显不出辽居中调停之功，且未能对辽提出的“休退兵马，还复疆土”作出回应，故而交涉多次，不肯接受报书和白札子返辽。后来宋方修改了白札子，增加了“以北朝遣使劝和之故”等文字。然辽使又提出其它文字与内容的交涉，作为馆伴，蔡京一开始是希望早日了结此事，正如曾布所言“蔡京辈馆伴以来，分付得札子，敌人未辞，是职事未了，义不自安”，所以不断奏请修改白札子。哲宗却表示“敌人坚不肯受札子，且勿恤，更住数月亦不妨”，表明已经做好了与辽使长期相持的准备。有了皇帝的表态，蔡京在和辽使的交涉中就强硬了不少。这些都是在四月一日之前，也表明按正常情况，辽使在四月一日前应辞行，所以现在继续交涉，正是“北客少留”。后来辽使“词气颇已屈服”，最终接受了白札子并辞行返辽[47]。辽使从想要通过迁延时间达到目的到接受白札子辞行，蔡京从想要尽早了结职事到笃定应对，这些转变在其它史料中亦有反映，如陆游《老学庵笔记》载：
绍圣（按：应为元符之误）中，蔡京馆辽使李俨，盖泛使者，留馆颇久。一日，俨方饮，忽持盘中杏曰：“来未花开，如今多幸。”京即举梨谓之曰：“去虽叶落，未可轻离。”[48]
李俨的急切和蔡京的淡定甚至得意在触物及情的机妙酬答中尽得展现。
下面再说帖中“方此甚热”一语。唐代朱法满所著《要修科仪戒律钞》所载《道士通启仪》中四月孟夏称渐热、已热，五月仲夏称暑热、甚热，此固一般时令情况与用语，然亦有特殊情况。天气变化不常，史书中四月已“甚热”的情况并不少见，如《北齐书》记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八年春三月，大热，人或暍死”[49]，《抱朴子》亦有“时四月中盛热”[50]的记载。尤其当久旱不雨时，暑热更会提前，而元符二年三、四月间，正遇到了严重的旱情。据《长编》记载，三月乙丑、己巳、庚午，分别因“时雨稍愆”，命辅臣祈雨，京城与各路州军虑囚，开在京宫观寺院五日以求雨。四月丁亥，又以“京城久愆雨泽”，“疏决在京及河南、应天、大名府系囚，杂犯死罪以下，第降一等，至杖释放之”。秋七月乙巳，盛暑。在此背景下，说四月一日已是“方此甚热”亦非不可。
北宋时辽使至京，所居之馆驿为都亭驿，如《东京梦华录》载都亭驿为“大辽人使驿也”[51]。关于崇宁元年修缮之前的都亭驿规模，笔者未见直接记载。但北宋都亭驿原为后周世宗所置接待南唐使臣的怀信驿[52]，南唐其时已向后周称藩，所以规模应该不会太宏壮。且在徽宗崇宁元年五月，即蔡京馆伴辽使三年之后，宋朝花费一百多天大修都亭驿[53]，或许正与都亭驿的“房室隘窄”有关。
至于“亦闻小苦痔疾”一句，指听闻此帖投寄对象当时患有痔疮。蔡京当时是否患有痔疮，惜无史料可证，然蔡京确曾患有便秘，《北窗炙輠录》载：
蔡元长苦大肠秘固，医不能通，盖元长不肯服大黄等药故也。时史载之未知名，往谒之，阍者龃龉，久之乃得见。已诊脉，史欲示奇，曰：“请求二十钱。”元长曰：“何为？”曰：“欲市紫苑耳。”史遂市紫苑二十文，末之以进，须臾遂通。元长大惊，问其说，曰：“大肠，肺之传送，今之秘无他，以肺气浊耳。紫苑清肺气，此所以通也。”此古今所未闻，不知用何汤下耳。[54]
而医学上便秘和痔疮往往是伴生疾病。
综合以上考证，可以判定，符合《北客帖》投寄对象的只能是蔡京，而蔡京在元符二年馆伴辽使之事又和帖中信息处处契合。另外，尚有一旁证，略述于此。
遍检北宋史料，含有“修史承旨”的除了此帖之外，尚有毕仲游《西台集》所载《上修史承旨》四启，兹全引如下：
某顿首再拜，承旨修史侍读年兄（按：此十三字《西台集》无，据《永乐大典》卷一〇一一五补）：近者舟御经从泗上，获奉请谒，遂得款侍。诲言累日，感激慰幸，并集下情。气序渐热，恭想还奉禁严以来，台候动止万福。某区区营职在外，实由庇赖，苟免于罪戾。初远言侍，日夕驰恋。伏望顺护生理，延集洪祉，就膺廊庙之拜，以慰中外。远诚惓惓之祷，不宣。
某官守淮甸，因缘幸会，得于道途，望见颜色。非特大慰累年阔别门下之情，而更蒙感念畴昔，款以旧言，结恋依仰之私，虽寝食不忘。即日恭闻大斾到阙，日奉玉色于燕见之间，恩眷尤异。宜遂入辅熙辰，大快人望。伫闻除音之传，别当驰贺记室。递次谨奉前启，附承起居，兼布私诚万一。伏惟台慈亮察。
自拜违舟次之后，某遂离泗上。途中遇濠倅林通直，出所赐教意累幅，词札粲然，尤体眷予之厚。收置巾箱，其感无穷。是时窃料方在中途，故约大斾到阙而上此记。今想新命，匪朝伊夕，当继奉竿牍，以助在堂之庆。伏惟台慈加察，幸甚。
伏审还长鳌禁，进读经闱，厘正一朝大典，旧物前效赫然。而或以为未足请贺门下，盖知大任之在即为可贺也。孤远无似之人，遂将从士大夫之后，想望贤业，而永托帲幪之赐，至幸至愿。[55]
首先，蔡京和毕仲游为熙宁三宁进士同年，所以符合“年兄”的称呼，而曾布则不符合。其次，启中所写两人在泗上相见，当时毕仲游“官守淮甸”，而收启人则是经泗上舟行北上，赴京中“承旨修史侍读”之任。考毕仲游所任官，“徽宗时，历知郑、郓二州，京东、淮南转运副使”中的淮南转运副使正符合“官守淮甸”，据《宋会要辑稿》载崇宁元年五月十六日诏书中有“朝奉大夫、淮南路转运副使毕仲游……并送吏部与合入差遣”[56]，说明在此前毕仲游已任淮南转运副使有时了。而蔡京在元祐三年三月乙酉被罢翰林学士承旨后，虽分别有知太原府、永兴军、江宁府等任命，但都未赴任[57]，只有元符三年十一月庚午落端明殿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后，才乘舟往东南，即其子蔡絛所记“元符末，鲁公自翰苑谪香火祠。因东下，无所归止，拟将卜仪真以居焉”[58]。建中*国靖**元年十二月戊戌，受命知定州，此后应从东南出发赴任，在途中先于崇宁元年二月辛丑改知大名府，又在三月甲戌改任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四月乙未入对，五月庚辰改任尚书左丞[59]。从三月甲戌到五月庚辰之间，两人的情形正完全符合启中所述信息。而蔡京和毕仲游的关系，胡寅曾有记载“西台公与师垣蔡氏为布衣交，有同年之好。蔡既擅国，亟欲引公助已。公谢绝之，遂坐*党**入籍。后又数寄声通殷勤，公终不答。以此坎壈，竟不得试”[60]。从启中可见两人关系密切，且作者对“承旨修史侍读年兄”寄予较高政治期望，也和胡寅所述毕、蔡二人十分契合。
四
余论
通过前面考证，虽然有且只有蔡京符合《北客帖》投寄对象，但他和蒋之奇关系如何呢？元符年间，两人同任职翰林学士院，蔡絛曾记载过两人之间的一件趣事：
鲁公宇量迈古人，世所共悉也。元符初上巳，赐辅臣侍从宴，故事，公裳簪御花。早集竟，时有旨宣侍臣以新龙舟。而龙舟既就岸，于是侍臣以次登舟。至鲁公适前，而龙舟忽远开去，势大且不可回，鲁公遂堕于金明池。万众喧骇，仓卒召善泅水者。未及用，而鲁公自出水，得浮木而凭之矣，宛若神助。既得济岸，入次舍，方一身淋漓。*公蒋**颖叔之奇唁公曰：“元长幸免潇湘之役。”鲁公颜色不变，犹拍手大笑，答曰：“几同洛浦之游。”一时服公之伟度也。公时为翰林学士承旨，蒋时为翰林学士云。[61]
面对突发的狼狈状况，两人能在谈笑戏谑间作一消遣，尤可见当时交往之密切。
通过多方面的论证，我们不仅可以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更准确地判定蒋之奇《北客帖》写于元符二年四月一日，当时蒋之奇已是六十九岁高龄，而非“未逾四十”，其投寄对象为其翰林学士院同僚蔡京这些基本信息，而且对于此帖的写作背景与具体信息也能一一揭示。此帖也必然因为信息的明确，与重要历史人物蔡京的关系，与宋辽交聘的关系而提升其*物文**价值与学术价值。
注释
[1] 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4页。
[2] 顾复撰，林虞生校点：《平生壮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页。
[3] 钱伟强：《倪涛〈六艺之一录〉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9、33页。
[4] 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书法》，湖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第205页。
[5] 靳永：《明前名人手札赏评》，山东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39页。
[6] 刘炜、段国强主编：《国宝·书法》，山东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166页。
[7] 曹宝麟：《北宋名家卷》，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第41卷，荣宝斋出版社，2010年，第440页。
[8] 曹宝麟：《志在破案——谈谈我的碑帖考证》，华人德主编：《中国（苏州）书法史讲坛文集》，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15-325页。
[9] 《志在破案——谈谈我的碑帖考证》，第319页。
[10] 吕祖谦：《宋文鉴》卷一三，中华书局点校本，1992年，第164页。
[11] 欧阳修撰，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一五三，巴蜀书社，2007年，第303、304页。
[12] 王珪：《华阳集》卷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 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三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 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五七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975页。
[15] 毕仲游撰，陈斌校点：《西台集》卷一七《祭宋龙图文》，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79页。
[16] 洪遵编：《翰苑群书》卷一〇《学士年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二一八，熙宁三年十二月丁卯条，中华书局点校本，1993年，第5301页。
[18] 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0年，第79-82页。
[19] 《长编》卷三〇三，元丰三年三月甲戌条，第7366页。
[20] 《宋代修史制度研究》，第121-128页。
[21] 《宋史》卷四七一《曾布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3715页。
[22] 杨仲良撰，李之亮校点：《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〇《久任曾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
[23]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一《蔡京事迹》，第2218页。
[24] 陶望龄：《陶文简公集》卷七《徐文长传》，明天启七年陶履中刻本。
[25] 叶梦得撰，逯铭昕校注：《石林诗话》卷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87页。
[26] 梅尧臣撰，朱东润编年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〇《潘乐二君对雪寄声似欲予赋适方知之走笔奉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49页。
[27] 苏轼撰，李之亮编年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第11册卷一八《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巴蜀书社，2011年，第1659页。
[28]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八四《伴送北朝人使诗序》，四部丛刊本。
[29] 刘成国：《新见史料与王安石生平行实疑难考》，《文学遗产》，2017年1期，第74-84页。
[30] 《苏轼文集编年笺注》第9册卷六六《书狄武襄事一首》，第25页。
[31] 《长编》卷三九三，元祐元年十二月戊子条载“辽国遣宁远军节度使耶律永昌、太中大夫行中书舍人充史馆修撰刘宥来贺兴龙节”，第9552页。《苏轼文集编年笺注》第3册卷一九《德威堂铭》载“契丹使耶律永昌、刘霄来聘，轼奉诏馆客”，第99页。
[32] 《长编》卷一八二，嘉祐元年闰三月癸卯条，第4400页。
[33]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二七，第6841页。
[34] 《长编》卷四七八，元祐七年十月乙亥条，第11389页。
[35] 《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二八，第9924页。
[36] 《长编》卷四八七，绍圣四年五月壬戌条，第11568页。
[37] 《长编》卷五一八，元符二年十一月乙亥条，第12323页。
[38] 《长编》卷五一九，元符二年十二月壬寅条，第12346页。
[39] 贾玉英：《有关宋辽交聘中泛使概念的几点辨析》，《中国史研究》，2006年2期，第111-118页。
[40] 李华瑞：《宋夏关系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67页。
[41] 《长编》卷五〇五，元符二年正月戊辰条，第12044页。
[42] 《长编》卷五〇七，元符二年三月丙辰条，第12075页。
[43] 《长编》卷五〇九，元符二年四月辛卯条，第12120页。
[44] 《长编》卷五〇六，元符二年二月丁酉条，第12065页。
[45] 《长编》卷二六二，熙宁八年四月丙寅条，第6378-6379页。
[46] 任馆伴期间，对外界人事消息的接触应有诸多限制与不便。如元祐元年十二月苏轼任馆伴辽使职事结束后，有信与滕甫，《苏轼文集编年笺注》第6册卷五一，第569页称“某以馆伴北使半月，比出，方闻公有闺中之戚，慰问后时”，以苏、滕关系之密，苏轼馆伴期间尚不能获知滕家丧讯。
[47] 《长编》卷五〇九，元符二年四月辛卯条，第12116-12119页。
[48] 陆游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卷四，中华书局，1979年，第48页。
[49] 《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中华书局，1972年，第63页。
[50] 葛洪撰，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释》卷二〇《祛惑》，中华书局，1996年，第348页。
[51] 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卷二《宣德楼前省府宫宇》，中华书局，2006年，第82页。
[52] 《宋会要辑稿·方域》一〇之一三，第9469页。
[53] 《宋会要辑稿·方域》一〇之一五，第9470页。
[54] 施德操撰，虞云国、孙旭整理：《北窗炙輠录》卷上，《全宋笔记》第三编第八册，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173页。
[55] 《西台集》卷一一《上修史承旨》，第185-186页。
[56] 《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七之三五，第4867页。
[57]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〇《逐惇卞*党**人》，第1999-2019页。
[58] 蔡絛撰，李国强整理：《铁围山丛谈》卷四，《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九册，第219页。
[59]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〇《逐惇卞*党**人》，第2019页。
[60] 胡寅撰，容肇祖点校：《斐然集》卷二八《题毕西台墓志后》，中华书局，1993年，第624页。
[61] 《铁围山丛谈》卷三，第194页。
原刊《美术研究》2020年第4期，此据作者原稿。感谢张卫忠先生授权发布！
编辑：大智
排版：大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