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卡门的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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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的诗学发展及中州诗坛

文学思潮的演进与朝代更迭并不是齐头并进的，每一时期的文学思潮都在对前代思潮的继承与超越中前进。

清初的诗学思潮延续了明末文*运学**动的余波，并在反思与整合中改进重构，对清代诗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代前后七子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复古运动，一振明初诗坛的衰靡之风。他们文宗汉魏，诗学盛唐，响应者众多。

然而多数追随者仅得其法而不得其意，致使创作陷入剽窃模拟之中，连七子本身也难逃蹈袭之弊，复古之风越来越为时人所不满。

随着后七子领袖李攀龙、王世贞的相继离世，复古思潮虽影响不绝但已盛况难在。

此时，倡导个性自由的公安派和竟陵派崛起诗坛。

以“三袁”为代表的公安派反对贵古贱今的思想，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给文学创作带来了随性与自由，然过于率意，却又易流于浅近俚俗。

与此同时，竟陵派编选《诗归》，大行于世，其风气之盛，如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言：“诗归盛行于世，承学之士，家置一编，奉之如尼丘之删定。”不过竟陵派所追求的“深幽孤峭”的诗境境界狭小，语言也生涩拗折，不免流于阴森怪异之境，因此不久即成为了批评家的众矢之的。

依照时间顺序对明代诗歌发展进行了梳理总结，认为明代诗歌变化迭起，由七子到公安再至竟陵，诗格愈发卑下，风雅扫地。

余者如钱谦益、黄宗羲、四库馆臣等人也有相似论述，各自指出了其间不足。

文坛众人一方面对明末以来的各种思潮进行总结检讨，同时又结合时代，试图重构新的文化典型。

明代七子的领袖人物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都是北方人士，他们在创作的审美取向上带有鲜明的北方地域文化特征。

七子一脉的复古论调影响深厚，在清初之时，北方一派诗人大多仍以七子的后继者自居，他们尊奉七子的诗学主张，并在创作上亲身实践。

代表性的有京师三大家，他们分别是王铎，河南孟津人；薛所蕴，河南孟县人；刘正宗，山东安丘人，皆属北籍。

他们都对七子中的李何推崇备至，津津乐道，且注重凸显与他们之间的地缘关系。

三者之中，王铎与薛所蕴都是河南籍的中州诗人，尤其是王铎，他的地位声望最高，在他身边不仅形成了一个以其兄弟子侄为主体的孟津诗派，其余诗人如彭而述、张文光等也多有追随，王铎实际上成为了中州文坛的领袖人物。

在王铎的主导与引领下，中州形成了一个宗尚七子、学古崇杜的文人圈。

在明末清初的中州文坛上，除孟津诗派外，声势较大的还有以商丘侯方域为首的归德诗派，不过孟津诗派继承了李何以来的复古思想正宗，而归德诗派因其成员关系受吴地诗歌影响较大。

并且由于王铎与薛所蕴皆位列清初三大家，在台阁诗坛中也有一定地位，响应者众多，因而更能代表中州文坛的文学主潮。

值得一提的是，中州文坛位于北方，在地缘上与黄河以北的河朔诗派相邻，同样，河朔诗派的领袖人物申涵光也以发扬北方刚健诗风为出发点，宗唐崇杜，仰慕以七子为代表的北方作家。

曾称：“大复与空同，文章备矩矱。其余多琐细，真诗久寂寞。”同时他也不忘反对七子所存在的拟古陋习，主张作诗贵真。

清康熙二年（1663），李以笃刻《江北七子诗选》，所选皆北方中原一带人士，其中彭而述即与申涵光同处“江北七子”之列，序言称江北七子以“起弊扶衰为己任，其为诗也，衔华佩实，敲金戛玉，弃蜀道之诘屈，遵周原之荡荡，格律声调，莫不登李、杜之堂而入岑、王之室”。

他 们皆不喜纤巧幽晦的诗文创作，努力恢宏格高调响的大雅之音。

彭而述与申涵光，一处中州，一处河朔，在明末清初的文学思潮中都致力于弘扬七子之风，呈现出北方一带的地域特色。

诗学杜韩，绍承七子

彭而述身为中州诗人群体中的一员，又与王铎是莫逆之交，其诗学思想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王铎的号召与影响。

彭而述曾称：“吾乡王孟津当年尝感风气之靡，与余矢心共挽，海内有力之士，间有所孤奋，以自标置于世，骎骎乎丕变矣。”王铎与彭而述一同致力于扭转诗风，受到中州复古风气影响，诗学思想体现出“诗学杜韩，绍承七子”的地域特色。

诗学杜甫，是弥漫在中州诗人群体中的一种风气。

“诗学杜陵，盖中州诗自王铎、王鑨、薛所蕴皆如此”，彭而述自然也身处其中。

金以成评论彭而述：“诗则于杜韩两公深入其阻，而不拾其鳞爪。”冯甦序评：“乙巳元夕，从诸同官后，得读公新作乐府选体，上下汉魏，歌行字字少陵。”他们都指出了彭而述诗歌古体学汉魏、近体学盛唐，得杜甫、韩愈之传的创作倾向。

中州诗人尊奉杜甫和韩愈，一方面是源于二者卓越的文学成就，他们欣赏杜甫诗歌中忧国忧民、关怀现实的深厚情怀，看重韩愈提出的“文以载道”说，而这正是当时诗歌所缺乏和需要的；另一方面则包含着强烈的乡邦意识。

与七子相同，杜甫和韩愈与中州有着深厚的地缘关系。

杜甫生于河南巩县，韩愈为河南河阳人，中州大地上先后出现了这两位文坛大家，自然成为中州诗人学习与推崇的榜样。

如彭而述曾这样告诉好友：“……虽然，史称韩愈南阳人，一曰邓州人，吾且与二三乡人共勉之。”视韩愈为乡贤，勉励自己努力追随。

中州诗人率先引以推崇的就是七子。他们对当时的公安、竟陵有所批判不满，将七子作为自己的复古旗帜，以其后继者自居。

方拱乾在为“中州三大家”之一的薛所蕴《桴庵诗》作序时曾言：“中州诗率推何仲默、李空同。”彭而述对七子也充满了推崇敬仰之意，曾言：“窃叹文自秦汉而还，盛于六朝，江左为烈，独于四声之学，视北地信阳，未免让三让再。弇州起而合之，几淮阴矣。”认为文章自秦汉以来兴盛于江南，但对于诗歌而言，北方七子才继承了诗歌正宗。

七子追求盛唐以来的雄音大响，其雄阔诗风与彭而述的审美追求暗自相合。

他认为“尔家中郎，舌本太香；竟陵二士，肾气不足”，不满这种绮丽卑弱的诗风，欣赏格高调响的七子。

由此，彭而述有感于诗坛没落，认为七子的创作能起到振衰救弊的作用，“近日诗格卑，徒为竟陵玷。如疾到膏肓，药石难箴砭。孟津继回澜，李何起昏垫。以此号大宗，当璧或不僭”。

竟陵诗歌卑靡且大行于世，危害深远，幸有王铎举起七子的复古旗帜，借之挽救诗坛。

诗无古今，创则行远

彭而述虽欣赏风雅，有崇古思想，但他并不拟古也不唯古为是，更多地则是提倡行文要自成一家，有自己的个性和情感。

既不可处处尺寸古人，也不能一昧追随时之所好，古人尽弃。

倡言性情个性是彭而述文论最鲜明的特点，展现出彭而述在易代之际对各流派运动加以反思、尝试自我树立的时代特色。

学古还是学今是明代以来诗论家一直思考的一对范畴。

二者在发展中往往容易失衡，使得诗歌的前进道路越走越窄。

在明末反思的诗学环境下，吸收二者之长，做到学古与学今的融合成为大势所趋。

彭而述对诗歌采取的是一种非常达观旷达的态度，他崇古但不唯古，认为诗歌创作没有唯一的准绳，顺其自然就好。

由此可知在学古还是学今的问题上，彭而述持论并不偏狭。

他没有步步追随文坛领袖王铎，同他一样鄙弃宋元诗歌，认为他们浅薄俚俗，而是有着自己的思考和见解。

比之王铎，彭而述对此反而更加包容，没有严分高下的门户之见。

调真情实感、自我树立是当时诗坛上的普遍风气，清初不少文人都提出了“真诗”的理念，他们鉴于明代以来的应酬习气，倡导诗中有人。

无论学古还是学今，彭而述对于盲目跟风、模拟剽窃的行为都深恶痛绝。

反之，倡导自创，要自成一家之言的论述在彭而述文集中频频可见，成为彭而述论诗最鲜明的特色。

“大率此道袭则不灵，创则行远”，是彭而述论文的前提与基础。

总结

明清之际，倡导救亡图存、经世致用成为当时士人普遍关心的问题，与此同时，文学思想也在向着关心现实、树立风雅方向发展，复古思想再次兴起，对于有着前后七子复古传统的中州文坛更是如此。

彭而述与中州文坛领袖王铎交好，二人“矢心共挽”，摒弃了七子因袭模拟的弊病，通过弘扬古风古道来扭转诗坛风气。

因此彭而述受到时代风气和地缘关系影响，文学思想中呈现出诗学杜韩、绍承七子的复古倾向。

但更重要的是，彭而述个性鲜明，他复古但不泥古，行文自成一家才是他的思想主流，在他眼中，无论是复古还是学今，都不能偏执一端，盲目跟从。

诗歌里要有自我、要敢于创新树立，这体现了彭而述包容进步的文学思想，也成就了他独特的创作特色。

正因如此，彭而述为王铎所看重，将之视为同自己一道振兴诗坛的主力，其诗文风格特色鲜明，张谦宜称其：“彭禹峰诗高雅浑健，中原大作手也。”评价颇高，彰显了彭而述在中州文坛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