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军**和士兵作为国家重要的国防力量，无论是现代还是古代都拥有着无可替代的意义。
如今世界各个国家都在努力发展现代化军事力量。
各种高科技*器武**层出不穷。
多兵种作战，相互配合使战斗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而古代的战争主体，永远是士兵的血肉之躯。
几十万人参战，比拼的不仅是士兵的军事素质，更是背后国家的综合实力。
混乱和战乱是古代中国不可避免的话题。
特别是战国时期，七国之间相互割据，局部战争不断。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哪个国家能够保持战士数量充足并提升士兵的战斗力，就会掌握主动。
而最能够使士兵保持战斗力的，便是军赏了。
战争与军赏制度的前身
人类文明是不断在发展的。
随着部落的出现，纷争便已经开始了。
争夺食物、领地、配偶等等一系列的争斗便从未停止。
随着人类社会逐渐向奴隶制度演进，那些小的争斗慢慢变成大规模的战争。
为了使自己能够获得胜利，军赏制度应运而生。
夏商时期，夏国君主夏启在举兵征伐有扈氏前，曾在战前动员令《甘誓》中诏令道：“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甘誓》是目前关于军赏制度最早的记录文献。
而夏商时期的战争，还是更偏向于部落的混战，规模并不大。
直到商周时期，社会文明和制度逐渐稳定，人口激增。
此时的战争，便已发展到数十万人的规模。
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
礼崩乐坏，社会动荡，战争频发。
一直到西周时期，国家实行分封制和宗法制。
从而衍生出多层次且具有稳定隶属关系的等级制度。
它以血缘为利益获得的标准，亲近者多，疏远者寡。
这种只保障贵族权益的制度，使普通人一生也没有接触到权力的机会。
国家呈现两极分化的局面。
战国时期，为了改变社会现状，各国纷纷开始变法。
其中最为成功的便是秦国的商鞅变法。
从商鞅变法到汉武轻滥，军爵制的沉浮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决意改变秦国现状，便命商鞅出台符合秦国国情的新法新制度。
其实在商鞅之前，魏国有李悝变法，楚国有吴起变法。
不过，两者的变法都以失败告终。
二人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都主张废除奴隶主贵族特权。
这无疑触及到了贵族的蛋糕。
加之国君对其不能完全信任，这才导致了变法的失败。
商鞅吸取李悝和吴起变法的经验，在打击贵族利益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了更好的限制旧贵族的特权，商鞅甚至还规定了宗室子弟的利益：“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籍属。”
这一措施将贵族体系中与王族亲眷血缘关系最近的宗室子弟，都排除在爵位和封赏之外。
还以此表明了自己变法的决心。
不过打击旧贵族并不是商鞅变法的最终目的。
他的目标是让整个秦国富强起来，首当其冲的便是军功制度。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商鞅此举让普通士兵有了加官进爵的机会，并且不论出身。
哪怕你是最卑贱的百姓，也可以依靠军功，享受国家给予的荣华富贵和功名利禄。
这一措施使秦国旧贵族阶级的地位断崖式下降。
依靠军功成功实现身份转变的新贵族越来越多。
正因如此，商鞅成为旧贵族的眼中钉、肉中刺。
军功制度的出现，使民众积极踊跃地进入*队军**。
秦国的国力也因此得到了增强。
为了更好的鼓励民众建立军功，商鞅创立了军功爵位制度。
其会根据在战场上创造的功劳大小，赐爵位、田宅、封国等。
有了实质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士兵上阵杀敌便有了足够的动力。
此举为秦国一统天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而商鞅以军功为核心，杀敌数量为标准，爵位为赏赐的赏罚制度也成为军赏制度的雏形。
时间来到西汉时期。
朝廷沿用前朝的军功爵位制度。
但是此时的汉朝，刚刚经历一场战争。
国内萧条一片，百废待兴，边界又有匈奴骚扰不断。
在这种国情下，汉朝统治者只能以“无为而治”的理念来使全国休养生息。
面对匈奴的进犯，他们也是以消极防守为主。
不过这样一来，没有战事，士兵们无法取得军功。
那么，军功爵位制度便形同虚设。
然而，自秦孝公始，军功爵位带来的利益影响甚是深远。
就算无法获取实际性的利益，象征性的名义广大民众也是欣然接受的。
因此，汉朝经常出现赐民爵的现象。
据《西汉会要》记载，凡是国家出现重大事件，比如皇帝即位、册立皇后以及太子之时，都要发布诏书赏赐天下民爵一级。
久而久之，汉朝男子几乎人人有爵。
军功爵也就在此时逐渐泛滥，导致其自身价值大打折扣。
汉武帝时期，军功爵制度已经无法满足正常的军事赏赐需求。
公元前123年，汉武帝指出：“受爵赏而欲移卖者，无所流貤。”
他此番话的实际意义是，因为军功爵位的泛滥，受赏赐的将军士兵虽然获得的爵位很多，但却无法将其化为经济利益。
因此，他们手中的爵位就是一个虚衔，毫无意义。
汉武帝提出这个问题之后，“有司奏请置武功赏官，以宠战士。”
汉武帝根据这个提议，设置了武功爵。
用以重新封上有功将士，并注明武功爵位可以进行转卖、赎罪等。
武功爵的出现，解决了在西汉社会环境下军功爵不能带来实际意义的问题。
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朝廷的财政危机，但却助长了卖官鬻爵的风气。
后果便是军赏制度越来越松弛和随意。
军赏制度的思想指导
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之下，各种变革层出不穷。
彼时的中国大地也迎来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即，百家争鸣。
而军赏制度的形成便是受到法家和兵家思想的影响。
法家注重刑赏，有功者赏，有过者罚。
这是军赏制度出现的思想基础。
商鞅是法家代表人物之一。
他曾经说道：“民勇，则赏之以其所欲。民怯，则杀之以其所恶。”
在刑赏思想的影响下，商鞅将军功作为平民获得赏赐和爵位的唯一途径。
以此为基础创立了秦国早期的军功爵位制度，并延续后世。
影视剧中的商鞅
而兵家相对于其他流行思想来说，属于比较小众的那种。
但它却是唯一伴随战争而出现的学说，也是影响国家征战成败的关键因素。
春秋末期，《孙子兵法》成书。
它的出现标志着兵家学说形成。
而在其中，也有多处关于鼓励军人的内容。
《孙子兵法》认为战争是决定国家生死的大事。
故而提出，“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
这里的文指赏赐，武指惩罚。
也就是说，孙武将赏罚士兵作为战争取胜的重要影响因素。
这一认识，也成为后世各个国家用兵的指导思想之一。
法家和兵家学说是军赏制度由来的重要思想原因。
商鞅变法将这种思想化为实际意义，千古流传。
结语：
军赏制度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激励士兵鼓舞士气不可或缺的“工具”，在历史上已经充分证明了它的现实意义和作用。
随着时间的流转，军赏制度也不断被完善和改进。
比如现代中国*队军**的一、二、三等功以及军衔制度，都是军赏制的另一种表现方式。
但是无论怎样改变，军赏制的核心赏罚分明却始终未变。
*队军**作为国家重要战略力量，既是外交和国防的底气，也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
愿中国越来越强大，愿所有战士和指战员都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向他们致敬。
参考文献
《甘誓》
《商君书》
《西汉会要》
《孙子兵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