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持家业兴旺，柳遇春制订了不分财产的家规
距离山西沁水县30公里的西文兴村，隐蔽在绵延起伏的山沟，山下有一条小可流过，给干旱的黄土地带来了一丝滋润。
从村民柳金龙提供的柳家宗谱得知，明永乐四年（1406），柳琛带领家人迁到此地定居，至今大约有600多年。
对于柳家长辈来说，要改变族人糊口的命运，成为名门望族，有两种选择：一是走出贫瘠的黄土高坡，开拓商业之路；另一种，以经商积累资本，支持子弟以科举进入*场官**。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明万历八年（1580）10月，柳逢春制订了不分财产的家规：柳家世居沁水县西文兴村，以耕读走向兴旺发达，拥有田地、典当、商铺等资产，为族人平均享有，永远不得分开。
既然先辈创业历经艰辛，子孙守住家业更不容易，那么族人祭祖、婚嫁、穿衣吃饭、到外交游、参加科举、开店铺、封官上任等，以节约为主；即使产业不断广大，也不能随意花费。
有些富裕的家族10年一变、甚至三、四年一分家，或者听信妻子的挑拨，不公平分配财产让人难以信服，不可能保持家业兴旺，只能走向衰败。
家规认为，治家的法宝是忠孝，以德为纲、以家为孝、以国为忠、以廉洁为官、以诚信和他人相处、以耕读传家，以忧国忧民忠于帝王。即使成名也不要显耀门庭，产业很大也不称霸，得志不能忘记处于饥饿的人。
如果有不孝子孙吃喝嫖赌，为谋求私利分家产，那么他就是无耻之徒，这种小人不仅会导致家业迅速破落，而且会损害家族的名声，进而祸害无穷，应当驱逐这种人。
家规强调，读书以知天理，练习武艺以保国家；学习医术治病救人，经商保持家族兴旺，对于酒色财气家人要远离，而惩罚要有道理并有根据，切勿凭个人感情任意行事。
柳逢春指出，家族的子孙不论天资聪慧还是愚蠢，都要读书追求上进，就像朱子所说，虽然愚笨也要读四书五经，治理家庭应该以此为借鉴。即使读书不能博取功名，也要让他管理田庄或代理账务，切勿让他游手好闲。如果发现子弟放荡不务正业，按照家规将他开除，决不姑息迁就。
那么以经商致富的柳家人，怎样执行先辈的意志？清乾隆元年（1736），柳家第10代柳学周，秉承祖辈的遗愿，将经商积累的白银带回家乡，建造了司马第、河东世泽、中宪第、堂构攸昭等大宅院，让族人共享他的创业成果。
门前有一对雄狮和青石鼓，象征他们拥有权力和富贵；大堂柱子雕有花纹，窗板雕有福禄寿喜，表明他们拥有财富后希望长命百岁；喜鹊和龙凤呈祥，体现他们向往和谐生活；梅花、牡丹等图案，是柳家子弟对富贵的追求。
柳春芳父子主动站出来，承担了公益责任
除了让家人过小康生活以外，柳家还要为国家分忧。清嘉庆年间，官府从老百姓手里征收白银，除了维持皇室成员消费、修筑宏大的陵墓以外，成了各级官员豪华筵席上的美食。
同时，寄生在帝国体内的贪污腐化、敲诈勒索等毒素开始爆发，皇帝却受到各级王侯、官僚的牵制，不能坚决果断地清除毒瘤，任由帝国从强盛滑向虚弱无能。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清嘉庆元年（1796）正月，张正谟、聂人杰在湖北，聚集一批贫穷的农民，扬起了*翻推**清王朝的旗帜。起义掀起的风暴，席卷到四川、陕西、甘肃、河南等地。
起义军的首领以“消灭满人，恢复汉人地位”为感召力，吸引一批人士加入起义队伍。为扑灭这股火焰，清朝先后调集10多个省的人力，与白莲教展开10年激战。
战争消耗钱粮导致国库空虚，皇帝却拒绝打开国门，与英国人签订贸易协定。担心英国人送来的机器，会终结他引以为豪的小农经济；更害怕从西方国家吹来的自由、平等空气，瓦解了王权*政专**。因而他命令广东总督吴熊光，严加防守，不给英国人提供任何进港的机会。
吴熊光等官员没有立即执行皇帝，拒英国人千里之外的防御政策。他想：英国人不是为了夺取清王朝的江山，只为了商业交易，有利于我们增加税收，为什么要赶他们走？
看到吴熊光消极对待自己的命令，嘉庆帝很恼火，斥责他：你没有对英国人采取强硬措施，显得很软弱，损害了王朝的形象，那么我不能再讲情面，除了撤销你的官职以外，还要把你发配到*疆新**伊犁，让你知道抗命不遵的下场。
柳春芳和柳茂中父子，在乾隆年间经营盐业，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回西文兴村后，请工匠修建大宅院，维修柳家祠堂、文庙、关帝庙等，唤起全体族人的团结互助意识。
他们清楚地认识到，皇帝掌握了盐业经营许可权，占有资源就占有财富，为了换取政治荣誉，他们以支持清军与白莲教作战的名义，给朝廷捐献了一笔银子。
看到柳春芳父子主动站出来，缓解朝廷财政供给不足的压力，皇帝异常高兴，为激发更多富商与王权保持一致，除了封他昭武都尉以外，还封他3代为中宪大夫。
对于柳春芳说，皇帝赋予的政治荣誉，既提高了家族的社会地位，又是联结权贵的无形资本，享有这种待遇，当然要承担捐献责任。
清嘉庆十一年（1806），沁水县发生特大干旱，烈日烤焦了庄稼，击破了老百姓获得丰收的希望，饥荒之神席卷乡村。作为负有救济灾民义务的皇帝，没有采取措施，而是为封堵外国商船操劳。
作为一个富有的乡绅，柳春芳看到惨状后，捐资购买粮食救济周围400多户灾民。得救的人出于感激之情，给他送了一块牌匾。
皇帝得知后，认为他解决灾民的危困，维持了乡村公共秩序，帮助自己减轻了负担，是一个值得他人学习的楷模，封他为中宪大夫，并赐“河东世家”牌匾，意为世代享受皇恩。
凭借宗族权威培养的忠孝精神，柳家在沁水县贫瘠的山坡世代同居，每个族人能分享宗族拥有的住房、食物、教育等资源。否则，违反家法会丧失共享成果的资格。
身为官员要维护老百姓的权益
柳家以不分家、共享财产、开拓商业积累财富，形成家族经济共同体后，下一步以科举取得皇帝赐封的官位。
明成化十六年（1480），第3代柳录通过进士考试，被朝廷授予承德郎，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他去世后，得到皇帝批准，在西文兴村建造“丹桂传芳”牌坊。
明弘治十七年（1504），第4代柳侃获取举人功名，官至南京刑部员外郎等职；第5代柳大武，明嘉靖十一年（1532）中武状元，官至德骑尉。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他在抗击蒙古军入侵的战斗中牺牲。
第6代柳遇春，少年时心怀大志，在妻子刘氏的劝说下，到山西河汾书院攻读诸子百家，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考试中进士。在河西任官期间，他清理县衙多年积压的案件，维护了老百姓的权益；到山东任宁海知州时，以惩治违法分子为百姓伸张正义，被当地人称为慈父。
为了树立柳遇春执政为民的典型，嘉靖二十九年（1550）10月，钦差提督兼巡抚、山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杨守议等人，在西文兴村为他立了一座牌坊，上面刻有“青云接武”，赞扬他为官正直。
为了巩固步入*场官**的优势，清嘉庆十六年（1811），柳家的商人、官员等乡绅，出资修建了文昌阁，祈求文神保佑子孙苦读圣贤书，取得更多的功名。
春秋两季入学时，柳家请学官教导子弟如何遵守礼仪，培养他们敦厚朴实、以忠义做人的品格。清道光年间文昌阁破损，柳家迅速筹集资金修复。
民国时期，虽然政府推行新式教育，但柳家仍召集族人商议修复文昌阁，柳增仁、柳庆云等人筹集180块银元后施工，后来资金出现短缺，热心公益的族人，捐资300元，于1920年修复完工。
同时，柳家先辈在文昌阁树立石碑，刻有教导子孙做人的格言：
身为官员，不能损害老百姓的权益，应该帮助他人化解危难，救济孤寡老人，容忍他人的过失，才能名留千秋，做到这一点，上天必然会赐福给自己。
到京城参加考试看到路上有蚂蚁，不要踩踏；官位上升，仍然要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给他人提供方便；修善积德的人，既能忠于君主，也能孝顺父母。
在外做官，帮助他人解决困难，如同抢救干涸池塘里的鱼，放飞网中的麻雀；尊敬长者、扶助贫困的人，给人衣服和食物度过饥寒，施棺木让尸骨不暴露于荒野；当自己富裕后要提携族人，遇到灾荒要赈济邻居朋友。
作为族人，与人发生交易时，不能虚报货物的数量或少给多收，对待仆人，要宽恕不可责备苛求；施舍药材消除他人的疾苦，送茶水解行人的干渴；进入山林千万不要纵火，夜晚点灯照亮他人行路，造船帮人渡过河流。
登山不要布网捕捉禽鸟，走近水塘不要投毒伤害鱼虾，对待耕牛要爱护不可宰杀；谋财害命不是为人之道，最终会害自己；发现他人的技能超过自己，不可嫉恨，或造成他人关系破裂。
发泄一时的私仇，会导致兄弟不和；家产分配不公，会激化父子之间的矛盾；亲近善良、正直的人，有利于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看到凶恶不怀好意的人要远远避开。
杜绝眼前的灾害，必须去邪恶而弘扬善良；清除路上的荆刺和石头，要捐资修通崎岖的道路，架千万人通行的桥梁，这种成人之美的事，从近处看回报在自己，从远处看回报在儿孙。
修祠堂和关公庙，用忠义唤起互助共信
在官方难以给乡村提供安全保障时，柳家的富商和取得官位的绅士，为防强盗袭击，除了在山坡修筑一道城墙以外，还在村子内部修建高墙，形成一个完善的防备体系。
据柳家宗谱记载， 明隆庆三年（1569），柳遇春筹集资金召集族人，历时3年修建柳家宗祠，柱子上有一幅楹联：“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
作为一个取得了功名，荣归家乡的乡绅，柳遇春传递给子弟的准则是：为人要正直、为官要清廉、为民要勤奋；只有效忠帝王，又不忘回报家乡、尊重祖辈、在患难时互相帮助，才是一个坚守忠孝、为他人敬仰的人。
为此，柳遇春将柳家祖辈迁移、分支、创业的经历刻在石碑立于祠堂。同时规定，族人发现祠堂损毁要及时修复，不能在里面堆放杂物，更不允许将公有财产视自己所有。
为保障祠堂有祭祖的费用，柳逢春给宗祠捐献了几亩田。但明末李自成点燃了起义的火焰，柳家男女老少为躲避灾难，不得不四处奔逃，祠堂破败不堪，长满了荒草。
祠堂破落有损家族的威严，柳家后人感到很痛心，自尊感激励他们站起来筹集资金。但族人遇到灾荒生活难以维持，无力出资维修，而先辈临终时，仍叮嘱后人要完成修复。
清乾隆七年（1742），柳兴海召集家族人商议后，动员大家捐款修复。清光绪初年，太阳持续给大地释放热量，导致黄河流域出现特大旱灾，旱情不受阻挡地从甘肃、宁夏、山西，扩散到山东，毫不留情地夺走了几千万人的生命。
在干旱袭击以及家业败落的情况下，柳家后人面对生存压力，看到祠堂破损也无钱修复。直到1931年，柳家人筹集资金维修。
1950年以后，柳家祠堂收归公有被西文兴村小学占用，以后改成村子办公室以及供销社。后来为适应教学的需要，将传了400多年的祠堂拆毁改成小学。开发旅游后，由一家公司投资修复。
对关公的忠义持有赞赏态度的柳家，修建了四合院式的关帝庙，大堂耸立着关公塑像，下面有一个戏台。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地基岩石因风化毁损严重，柳遇春的叔父柳大夏捐资修复。
对于柳家长辈来说，树立关公的忠义形象，能激励子孙做忠臣、讲孝道、为良友，远远胜过拥有百万家产。清乾隆二十九年（176），柳有主、柳霖，柳得禄，看到关帝庙破裂，发动族人捐资维修，资金不足时，又砍3棵松木，得90两白银补充经费。
清道光十四年（1834），关帝庙出现破损，当时柳茂源年老体弱，缺乏财力，他拿出一个账本叫儿子柳宾、侄子柳容、柳召等人，到自己持有股份的当铺、商店等募集资金。经过15年艰辛奔波，他们终于在清道光三十年（1850），完成修复。
即使*片鸦**战争打开了清王朝封闭的国门，西方资本家把自由、平等、法治，移植到中国贫瘠、荒芜的大地，但柳家的商人似乎没有觉察到，仍然从2000多年前、代表忠义的关公寻找信用资源。
作为一个大家族，柳家还修建了气派的坟墓。柳春芳的坟墓由墓室和则墓组成，石拱大门刻有“昭武都尉”，两边的楹联为“常将勋业留天地，别有胸怀阅古今”，墓内石壁刻有花纹。
不超越小农经济，家族的机能会走向退化
依托祠堂祭拜祖先、家规制约族人的行为，柳家每年按照人口平均分配食物，家族的公共事务按规定处理，店铺和房产属于共有不得瓜分。
清道光四年（1824），掌管宗族事务大权的柳茂源发现，随着岁月流逝，由忠孝支撑不分家的基础出现了裂痕，有些族人不能保持勤俭的生活作风，又因经商不可预见的风险赔本出现了矛盾。
柳茂源认为：如果祖辈历经艰辛创造的家业，在自己手里不能保持下去，就会愧对先辈的教导，想到此事他感到很愧疚。在痛心和无奈中，他修改家规并对财产作了分配。
其中将河南商丘两个当铺的本金分成14份，平均分配给族人；粮食不分老幼，仍按人口分配，所有日用消费由个人支付；对于孤寡老人，给50串钱维持生活，去世后负责安葬。
分家后，柳家内部出现贫富不均，经商、做官的家庭，有财力建造代表自己地位的高大宅院，门楼悬挂着皇帝赐封的官位，享有减免税费的待遇；在黄土地耕种、收益低下、缺乏资本的族人，终年为温饱奔波。
内部发生矛盾分家的柳家向我们揭示：家族血缘关系形成的信用，可适应自然商品经济的兴起，但越过乡村、城市，面对不特定的人*交群**易，需要政府调集受过法律教育的人士，制订适用全体国民的法规。
然而，皇帝没有制订适应市场交易的金融、公司、合同等法规，取代家族血缘信用，依然固守“重农轻商”的执政思维，不可能调动人力、财力，开发新技术，支持商人投入工业文明的怀抱。
他的政策导向是：让广大商人继续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服务，小农经济又为巩固王权*政专**配置资源。一旦超出这个目标，要动用行政力量，阻止资本主义瓦解封建*政专**。
有了王权设置的障碍，柳家乡绅为子弟设计了一条以耕读传家、以经商发家、以忠孝守家、共享财产、振兴宗族的道路，造就了一批有学识、道义的乡绅、富有的商人，在小农经济时代具有优势。
但柳家不超越小农经济，吸收新的文明基因，必然导致家族的机能走向退化，开设的当铺、商店难以应对西方资本家，指挥蒸汽机释放出的巨大生产力；有些人又重新回到小农耕种，靠贫瘠的黄土地寻找食物，怎能创造超越祖辈的业绩？
张华侨乡绅专栏作品：
走进乡绅生活的时代
帝国老人，乡绅与自然商品经济
大盐商返乡巩固礼教继续小农经济
郭峪村的自救
积累白银的常家承担了救助的道义
张华侨，出生于湖北省孝感。曾在北京有关媒体任记者。熟悉省市之间的历史文化、经济差异等情况，出版《资本时代的征服》、《中国黄河调查》合著、《拯救乡土文明》、《让汉江告诉中国》等著作。
图文 | 张华侨 出品｜头号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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