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书画艺术
（四）
王珣书法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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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珣(350年—401年)，字元琳，小字法护，王导之孙，洽之子，羲之从侄，珉(小字僧弥)之兄长。王氏三世以能书见称于世，家学渊源，以词翰为时宗师。其弟珉书名尤著，“故有僧弥难为兄之语”。“珣曾作桓温主簿，而身颇短，当时有‘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之谣。参军郄起赞温(桓)篡晋，俾珣亦与之，同心协谋，事成则典午国祚，…惟珣不肯附温，温盖压于珣而不敢发也”(《平生壮观》转引)。珣不但文词书法称绝，并且有高尚的品德，尤为可贵。《宣和书谱》著录珣墨迹行书《伯远帖》、草书《三月帖》共两件，传至今日，仅存一卷海内孤本!它被列入“三希”之一，竟成为“三希”中唯一的晋人真迹!
晋 王珣书《伯远帖》
《伯远帖》书法特色、时代风格尤为突出。用笔削劲挺拔，锋棱毕现，结体总的是疏而宽，个别处相当严密，后人有声“宽可跑马，密不通风”之说，于此找到具体例证。书势微向左倾斜，为的是取得险峻端庄的艺术效果，是他独具的特色、竖画顺笔下垂，无往不收;转折处信笔出之，有方有圆。给体在扁长之间，个别字如“腾”“實”“獲”“羣”诸字，在羲之父子帖中可以找出它们的共同之点。如此皇皇国宝，传至清初，竟被吴其贞断为“唐人廓填”，殊不可信。尽管吴某为幽时有名的书画商，往来苏、浙、皖诸名鉴藏家之间，所阅历古书画多矣，著有《书画记》一书，仍不免出现失误，可知鉴定之难。
原帖曾刻入《淳化阁帖》，后代累有翻刻，《三希堂帖》凭原作钩勒上石，仅得原作形式;至于运笔之转折顿挫，墨色之深浅灵活，再精的刻本都无法反映出来。今天印刷术昌明，精益求精，庶几使原作精神面貌得以再现，岂止下真迹一等，简直可以乱真!
羊欣的书法和他的《暮春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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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欣(370年—442年)，字钦元(一作敬元)，泰山南城（今山东费县)人。官至中散大夫、新安太守。他博览群书，精通经史，并长于书法。年十二随父不疑在乌程令任上就读，时王献之任吴兴太守，甚爱重羊欣。“常因夏月入县，值欣昼寝，著新练裠，献之书裠数幅而去。既觉视裠书有得。欣本工书，因此弥善。他淡于仕途，不事夤缘。‘会稽王世子元显，常使欣书扇，欣以他辞却之，不肯奉命。元显怒，以为后军府舍人’。舍人本寒素之职，以当时知名之士，屈居卑官，而泰然自得，时人对他赞扬不已”。唐人张怀瓘《书断》说:“师之大令(献之)，时亦众矣，非无云尘之远，若亲承妙旨，入于室者，唯独此公。”沈约云:“敬元(欣)尤善于隶(今楷)书，子敬(献之)之后可以独步。时人云‘买王得羊，不失所望‘。今大令书中风神口口(原文“怯者”一词费解，故改用方框代之)，往往是羊也，“沈氏亦不愧大方家，不但指出优点，同时也提出不足之处说：“谓欣学献之，如颜回与夫子有步趋之近，虽号入室，终不能度越献之规矩，使洒落奔放，自成一家，故又有婢作夫人之诮，以其举止羞涩，终不似真，岂谓是耶?”(《宣和书谱》)转引）此评语是公正的。它正好是“买王得羊”一语最恰当的注脚。
由于羊欣不轻易为人作书，传世作品特少，《宣和书谱》著录仅有《笔情帖》一件，而在《淳化阁帖》和《大观帖》中刻有他的《暮春帖》草书一卷，尚可观其大略，由此往上追索献之，实乃难得的第二手材料。又羊欣撰有《续笔阵图》、《采石来能书人名》两篇，对我国书法艺术史的研究尤为有用。
王僧虔的书法和他的《舍人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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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僧虔(426年—485年)，原籍临沂(今山东)，山东望族而南渡者。官至尚书令，正是一时名宦。据《齐书·列传》记载:“僧虔善隶书(当时一般称真楷为隶)，宋文帝刘义隆见其书素扇，叹曰:‘非惟迹逾子敬，方当器雅过之。’”，唐张怀瓘《书断》评他的风格:“祖述小王(献之)，尤尚古直，若溪涧寒冰，冈峦被雪，虽极清肃，而寡于风味。(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此之谓乎?”此评甚有见地，亦有分寸。但唐人窦臮《述书赋》则说:“僧虔密致丰富，得能失刚;鼓怒骏爽，阻负任强。然而神高气全，耿介锋芒。发卷伸纸，满日辉光。”有褒无贬，不用两分法。如实在硬要从中找缺点，就是“耿介锋芒”，指出为人正直，易露锋芒，有时会刺伤别人的。可是，有另一条记载，孝武帝刘骏凭他帝王之尊，也想在书法艺术领域里显出他自己的“神宝旷世”，对此，僧虔便隐藏起来，不敢显露自己书法真本领，常用拙笔作书，因此得以免祸，用心良苦。
僧虔撰有《论书》、《笔意赞》两篇，是他从事书法的一生总结，惟传世墨迹竟无一件。《淳化阁帖》、《大观帖》中刻入《刘伯宠帖》、《谢宪帖》可供比较。在《万岁通天帖》中有僧虔《舍人帖》应属可信之作。当我们在王献之条目内探索他的风貌时，因其多变、传世作品又少，很难把握他的一些特点。好在为我们提供的《舍人帖》中有献之的结体和笔法，不能说出于偶然。因为他们是同一个大士族，而大令的影响曾盛极一时，不仅仅羊欣直接聆教，后来的仿效者自不在少数所以，天僧虔此帖流传到今天的现实意义同样受到珍视。
值得称道的，僧虔不但能写一手好行楷书，还留心历朝书家所从事的活动，对他们作了较为公正不阿的论述。所撰《论书》一文，尽管在每家之下，寥寥数语，无不中的，想见其概括和观察深入的能力是十分惊人的。又曾撰《笔意赞》一篇，当是他的心得之作，惜未见流传，令人遐思。
南北朝的写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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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佛、道两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空前发展，我们认为与当时政局*乱动**有着直接的关系。人们总希望过安宁的生活，佛家教义劝大家修来世，讲因果报应，使人们坠入*命论宿**。而道家谈玄学，炼仙丹，求长生之术，消极地对待现实的苦难生活。总的都属逃世思想范畴，无疑是形而上学的。两教又斗争，又融合。《汉魏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重点研究了佛教在这一时期中的史实，同时，它中间也谈到道教的消长。再从正史中考察，一些阀门士大夫都信奉佛学或道教，有的还兼容并包，亦佛亦道，史不绝书。我们在前面谈到南北朝的书法艺术发展时，指出有人主张两教的盛行，促使了书法的的普通提高，特别是在下层的僧道和广大的写经生中，给他们制造书写经卷的机会，可以认为已促成一个庞大的队伍，来为信士们服务。今天所能窥见大批北魏南朝的经卷，为其一丝不苟的虔诚行为钦佩不已。
在个别介绍写经作品之前，必须说明一个问题，即此时期写经书体，与同时期士大夫阶层的书体很不一致，其因在于书画艺术是伴随着动荡之世而同步发展着。有人说北朝是少数民族统治地区，文化较之南朝落后，未必正确。
这里拟选出具有明确年款的经卷，主要是西陲敦煌出土的，在书法形体上都是扁方形，竖笔细，横下笔不顿，却收尾重而上挑，有点近乎隶法，但实际未用中锋和回笔;捺笔特重，不用连笔，也不讲究间架结体，随便落笔，似不经意。所谓“千人一面，一字万同”，固然说不上什么书法艺术。当然个别为士大夫大发虔诚而写，或是抄写经史文学作品，或大和尚*法讲**所写之讲稿，又当别论，那毕竟是凤毛麟角，十分珍贵。一般经生所书，只能是大同小异。我们面前摆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此时社会上真楷、行书的面貌与写经判然两样?考其根源，在于我国书体于两汉时官府和民间流行的是隶书，数百年中，积重难返。当上层已进入新的变革阶段，民间不可能及时跟上，直到了南北朝后期，历史到了隋朝，写经的书体才有了显著的变化.算起来迟了三个世纪以上。此种情况，不仅在交通不发达的封建国家如此，就是在今天极个别地区，教育发展没有跟上去。也有可能出现脱节的现象。客观史实给予我们的启示是，书画艺术在早期阶段，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变革、大动荡的历史潮流震撼着人们惶惶不可终日，倒是士族的闲逸生活，有条件吟咏、写字、作画、吃药，简直与民间一在天上一在地下，而文化也发生了两极分化，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在书法艺术上的反映，同样是十分深刻的。
四、魏晋南北朝书画鉴藏的品定和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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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书画艺术之变革兴盛，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已启其端，愈到后来愈趋发达，尤其是南朝的风气更为活跃。魏晋绘画大都以壁画为主，卷轴画次之，因之只能鉴赏，不宜收藏。南朝讲求行押书，君臣之间，士大夫之间，吊唁向病，婚寿相庆，鸿雁往来。其书法之臧否，以为雅俗之分野。既有鉴赏，势必就要从事收藏，而收藏的先决条件必须进行装裱，随之而有所记载，即后世所谓的著录。开始简易，逐渐趋于精工，此乃常理。
上溯到东汉未年，“西汉武帝创置秘阁，以聚图书，汉明(帝)雅好丹青，别开画室，又已创立鸿都学以集艺，天下之艺云集。及董卓之乱，山阳西迁，图画缣帛，军人皆取帷囊，所收而西七十余乘……”(《历代名画记·叙画之兴废》)。魏晋以前的所谓秘阁、画室，鸿都学以聚集图书，图多为壁画，书则多为竹木简。鸿都学所集的奇艺，包括的不仅是书画艺人，或有别的铜、漆、玉雕诸名手在内，可能占的比例不少。董卓所收七十辆车子，作为帝室之物，为数委实不多，况且其中书画分量有限，可得而知。魏晋(西)情况有所变化，书画的蓄藏有所增加，南朝诸帝王的爱好，促使收藏数量越集越多，尽管在改朝换代中不免遭到损失，甚至是毁灭性的，但从来未因之而不再搜求庋藏，反而变本加厉。东晋桓玄酷爱法书名画，贪得无厌，必使天下的精品收归一人所有，实在野心勃勃。后来桓玄收藏的许多珍品，全部为刘宋王朝所有，载入宫内。王僧虔《答齐太祖论书启》为之鉴定古迹11帙，分别优劣，“或其人可想，或其法可学……辄率短见，并述旧闻，具如别笺。”僧虔列出12人名单，只有名姓，惜无作品之名。南齐高帝萧道成本人也是一位书画艺术爱好者，他在收藏中运用了鉴定的手段，分选出历代以来的名家作品，不论他们年代的先后，按照评定的优劣为等差，“自陆探微至范惟贤四十二人为四十二等，二十七帙，三百四十八卷，听政之余，旦夕披玩”。可惜大批名贵书画，至今没有一件流传下来，即使所记目录，亦无只字保存，实属憾事！
梁武帝萧衍嗜书画更甚于前人。他精于鉴赏，搜求历代的书画名作，不遗余力。平时与他的臣僚如陶宏景、萧子云、虞龢诸人奏启往来，内容包括甚为广博，涉及到品评、鉴定、装裱和欣赏，具体内容将在具体作品分析中还要涉及。梁元帝萧绎是位丹青高手，才艺过人。他有点像后来的宋徽宗赵佶，庋藏的珍贵书画也远远超过前代。侯景作乱，焚毁图画数百函，余画随之运入江陵，又为西魏将于汉所破。元帝于投降前命后阁舍人高养宝聚名画法书和典籍24万卷而付之一炬。于瑾在灰烬中抢救出书画4000多轴。此历史事件是惨痛的，文化精粹无法补偿;另一方面说明由于文化之发达，书画艺术之讲求，收藏之盛况可以想见。
张彦远说:“有收藏而未能鉴识，鉴识而不善阅玩者，玩阅而不能装褫，装褫而殊亡铨次者，此皆好事之病也。”在梁中书侍郎虞龢《一论书表》中，对此讲得相当透彻:“大凡秘藏所录，钟繇纸书六百九十七字;张芝绢素及纸书四千八百二十五字，年代既久，多是简帖;张昶缣素及纸书四千七十字;毛弘八分缣素四千五百八十六字;李靖纸书五千七百五十五字;钟会纸书四百六十五字;……又有范仰恒献上张芝缣素书三百九十八字，希世之宝，别加缮饰，在新装二王书所录之外，繇(钟)是拓书(廓填)，悉用薄纸。”对王献之作品的装裱，大的数十纸，小的数纸，卷轴大小悬殊，令其整齐，删劣存精。一卷装裱的作品，其中有精粗之分，安排在“首下者次之，中者最后”是由于“人之看书，锐于开卷，懈怠于将半，既而略进，次遇中品，赏阅留连，不觉终卷”，虞龢发现梁内府收藏缺乏整理，建议“今各题其卷帙，所在与且应，虽相涉入，终无杂谬”。还主张以作品之等级配以金玉画轴。“二王缣素书，珊瑚轴二帙，二十四卷;纸书金轴二帙，二十四卷。又纸书玳瑁轴五轴五十卷，皆互帙金题玉躞，织成带（丝织锦类）。又有书扇二帙二卷，又纸书飞白章草二帙十五卷，并旃檀轴。又纸书戏学一帙十二卷，玳瑁轴”。自二王以下，分为三品，书凡五十二帙五百二十卷，全用檀木轴。还有羊欣缣素及纸书，亦选出其精妙之作，集为十八帙一百八十卷，则用漆轴。他这样实际已寓鉴定、分等级于装裱中了。
从陶宏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中得知他们讨论了作品的真伪。萧衍在答书中说:“逸少迹无甚极细书，《乐毅论》乃微粗健，俱非真迹。《太师箴》小复方媚，笔力过嫩，书体乖异。“梁启中则云:“《乐毅论》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轻言，今旨以为非真，窃自信以为有悟。”在鉴别王羲之作品真假方面，陶认为：“第二一f一三卷，按此卷是右军书者惟有八条，前《乐毅论》书，乃极劲利，而非甚用意，故颇有坏字;《太师箴》、《大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束，乃是书扇题屏风好体，其余五片，无以可称。《臣涛言》一纸，《给事黄门》一纸，《治廉沥》一纸，后又治廉沥狸骨方一纸，各四条非右军书。(第)二十四卷，按此卷是右军书者惟有十一条……《黄初三年》一纸，《缪袭告墓文》一纸，《抱忧怀痛》一纸……十一条非右军书。”而虞龢在每纸下注上应为某某笔，他是下过功夫的。
梁武帝对待书法艺术是位尊钟、张的保守派，而陶宏景只好屈从他的旨意，但又不甘心，所以有“微臣沈朽，不能钻仰高深，自怀欣慕”之言。梁武帝指责右军书“意疏字缓”，陶宏景则说是“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为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者”。此后所书，全为代笔，故梁武帝所指，乃代笔人所书。通过曲折之笔表面恭维了皇帝，实则坚持了自己的看法。说到王羲之，究竟有无代笔的，陶宏景的说法有根据可查。他去羲之不远，此千多年后，在真迹已绝的前提，他的论证应当是可信的。他的举例，并非孤证，在陶氏之前的南齐王僧虔《论书》一篇里，提到“张翼书右军自书表，晋穆帝(司马聃)令(张)翼写题后答右军，右军当时不别，久方觉云：‘小子几欲乱真!'”，同书又记载“康昕学右军草，亦欲乱真，与南州石道人作右军书赝”。梁宏景未指出右军书的作伪者真名实姓，而早于梁氏的王僧虔竟告知我们张翼、康昕、南州石道人等专门模仿右军书，张翼是在穆帝指示下给右军开个玩笑，并无它意。而康昕、南州石道人二位则属于后世苏州作坊和北京早年后门的一些以此为职业的人，靠做假书画卖钱牟利。严格地说，张翼与康昕等人的行为是有区别的。
关于鉴别、装裱、品评的文献记载，书法多于绘卷，缘由已如上述。现在根据唐以前流传下来的法书名画，或为真迹，或为临摹，或为廓填，或为拓片，我们偶尔从中看见一些人的押署，与唐宋以后作品本身和拖尾上铃各种公私印玺完全两样。这在收藏、鉴别上是六朝以下的一个特点。此种情形，《历代名画记》已有记录，可资参考。《叙自古跋尾押署》说:“前代御府，自晋宋至周隋，收聚图书，皆未行印记，但备列鉴识艺人押署。”宋有张则等三人，齐为刘、毛惠远二人，梁朝最多，有唐怀充、徐僧权、满鶱、姚怀珍等十四人，陈有杜僧谭等二人，北齐丁道矜一人，隋有江总、姚察、朱异等4人。我们在《万岁通天帖》中可以看到他们一些人的押署，《曹娥诔辞》墨迹里也能见到。书中个别人的姓名，在作品押署时发现了差异，如“满鶱”,的·"鶱"字下是“鸟”而不是“马”;怀充的“充“不是“允”。此虽细事，它可以帮助我们判断真伪起点作用。
晋《 曹娥诔辞》局部
我们说的押署指的是签名，正确地说，它只用于南北朝书画作品上，《历代名画记》把它扩大到隋，大体说得过去，不过隋代以后大都在押署之外，加上年号的年月日，不能不认为是一个发展，通过它到唐宋以后，大家都能看到，有个鲜明的对比，认识和印象当然更为明确了。
未完待续……
-------杨仁恺------
杨仁恺（1915年10月1日——2008年1月31日），号遗民，笔名易木，斋名沐雨楼，四川岳池人。享誉海内外的博物馆学家；书画鉴赏大师、书画大家、美术史家。曾任中国古代书画七人鉴定小组成员、中国博物馆协会名誉理事；辽宁省博物馆名誉馆长、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鲁迅美术学院名誉教授、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导师，辽宁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因其杰出贡献，授予了“人民鉴赏家”荣誉称号，被誉为“国眼”。杨仁恺先生是新中国文博事业的拓荒者，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考鉴、拯救及中国文化世界的传播作出的卓越贡献，海内外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