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发表《蝶恋花》,胡适读完后评价:真肉麻,没有一句是通的

#历史开讲#

1957年5月11日,湖南长沙中学的语文教师李淑一收到了一封毛主席的回信,信中还附加了一首诗,表达了自己对李淑一丈夫柳直荀牺牲的致敬。

李淑一1932年失去了丈夫,而毛主席的妻子杨开慧早在1930年便英勇就义,因此诗中毛主席还写下了对杨开慧的惋惜。

1958年元旦此诗公开发表,被命名为《蝶恋花·答李淑一》。

毛主席发表《蝶恋花》,胡适读完后评价:真肉麻,没有一句是通的

毛主席《蝶恋花答李淑一》手稿

这首感人至深的悼亡诗迅速传遍大街小巷,同年秋天,甚至被歌手谱曲成歌,将其传播面拓展到了国外。

而就是这样一首传世佳作,却被此时已不在大陆的胡适公开评价为:“肉麻”、“一句不通”。

胡适作为学贯中西的高级知识分子,为何要如此评价呢?又是什么影响了他的评价?《蝶恋花》到底的文学价值到底如何呢?

指责韵脚,别有用心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积极倡导白话文,因此他对于文学研究可以说的确有很高的造诣,他攻击《蝶恋花》并不是空口无凭,而是认为词的押韵出了问题。

毛主席发表《蝶恋花》,胡适读完后评价:真肉麻,没有一句是通的

蝶恋花是自古便有的词牌名,而要写词就一定要讲究韵脚,他认为毛主席的《蝶恋花》没有按照格律创作,甚至特地请教了有“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来验证没有押韵的说法。

本词共有8句,前四句的词尾一字都是以“iu”为韵母,但到了后三句没有遵循上阙韵脚,而是以“u”为韵母。

这就是胡适批评这首诗“没有一句是通的”的依仗。

但喜爱诗歌的毛主席又怎么可能会不知道诗词讲究押韵呢,他早在1936年就开始创作诗词,有长达39年的诗歌创作生涯,写下了高达300首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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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是早在胡适作出评价之前,毛主席就特地标注说明了这首诗的韵脚问题,并坚称不会更改,而这只为更好的表现诗歌意境抒发情感。

而且,早在毛主席之前,更为讲究诗词平仄押韵的古人也有突破了特定格式而作下的诗词,唐朝诗人陈子昂写下的《登幽州台歌》和李白作下的《将进酒》,难道都是胡适口中的“一言不通”之诗吗?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这两首诗至今仍在中学教材里出现,是旷古绝今的佳作。

这也反映出,虽然诗歌讲究押韵和意境,但不可兼得的时候,有所取舍,并不代表这是一首不合格的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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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淑一与柳直荀合影

因此胡适的批评显然有些太过刻意,忽略了这首诗歌满溢的情感,他的文学评论是没有太多参考价值的,甚至他是超出文学范畴融入了政治因素以及个人利益所作出的主观评价。

纵观胡适自己作下的白话诗,不仅情感单薄,而且没有诗歌美观度,被大多数读者所评价为打油诗。

1916他在《新青年》上发布的《两只蝴蝶》一诗,现在任谁看来都是没有底蕴,浅显易懂的,它能流传也是由于当时推广白话文的社会背景所影响的,有了“近代第一首白话诗”的名头。

诗词就像酒,能够历经岁月洗礼才更显其芳香醇美,《蝶恋花》今天读来还能让人产生对烈士的惋惜与哀悼,而谁又能对胡适的《两只蝴蝶》产生共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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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作为中国人,不仅直言攻击毛主席的作品,甚至政治立场也很令人迷惑。那是什么影响了他的选择,他与毛主席又有什么恩怨往事呢?

毛胡关系,从友到敌

胡适是当时少有的精英海归,曾在被列为常春藤之一的康奈尔大学就读,一回国便在北京大学任教,那年他才26岁。

在胡适任教的第二年,年轻的毛主席正北上求学,来到了北京大学,胡适则成为了毛主席的文学教授。

此后,胡适也曾表明毛主席曾经是自己学生,他是感到很骄傲的,但并不完全出于是对主席的成就感到赞扬,有一部分是对能做伟人的老师而沾沾自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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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虚好学的毛主席对这位留美归来的年轻教授十分敬重和崇拜,再加上年龄只相差两岁,但此时二人的差距更让毛主席将他视为学习的楷模。

胡适其实一开始也很喜欢这个乐于钻研的学生,二人双向奔赴式的关系让他们亦师亦友,毛主席心中很感恩这位老师的教诲,即使是二人在产生分歧后也保留了这份尊重。

那时的胡适还能对毛主席的文章作出表扬,更表明胡适后来对《蝶恋花》的攻击其实是包含了二人关系破裂后的仇视与偏见。

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二人对于革命道路的选择也体现出了他们个人经历和精神世界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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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毛主席敏锐的察觉到思想领导才是革命的关键。但胡适五年的留美生涯,比中国更加先进繁荣的美国成为了他的心之所向。

二人政见的不同即使在当时没有影响他们的情谊,但这无疑是一个埋藏已久的祸根,从深情厚谊到反目成仇只需要时间积累就可以达到质变。

1927年,胡适参加了蒋介石的婚礼,同为*美亲**派的二人一拍即合,胡适成了蒋介石的麾下大将。

不过从建国后,胡适的政治表现已经说明,他并非蒋介石绝对的追随者,二人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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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利用他,是为了从文学方面宣扬国民*党**;他利用蒋介石,只不过是想找一个能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的领导者。

虽然毛主席和胡适还能够保持书信往来,但二人之间的裂痕却已经显露出来了。

首先就是对于毛主席作品的评价转变,胡适有多么摒弃古诗文呢?早在毛主席作下第一首诗《七律·长征》时,就对其作古诗而冷嘲热讽。

但对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的全盘否定,其实也印证出了胡适对于中国要走中式发展道路已经彻底失望,在他心中,要摒弃原有的一切,并移植“崇高的”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保有一线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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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曾经作为毛主席老师的胡适,总妄想自己能够压学生一头,在重庆谈判时胡适还想说服毛主席,让*产党共**屈居于国民*党**之下。

但毛主席坚定的立场当然不会被如此轻狂的想法所改变,中国只能是一个*党一***政专**的国家,且必须由中国*产党共**来领导。

解放战争的爆发让胡适对毛主席既愤怒又失望,反而加强了他跟随蒋介石的决心。期间毛主席的数次挽留也没能改变他为国民*党**政府做事的坚定。

即使是在国民*党**快要走向灭亡时,胡适也没想过要投降,反而去了美国,希望美军能够介入国共问题,为国民*党**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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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恶劣*共反***美亲**行径,也让他俩渐行渐远,建国后,胡适辗转于台湾、美国两地,再也没有回过内地。

胡适的确是个文学上的人才,流转海外可以说是国家的损失。因此国家领导曾特许过优惠政策让他回归,但他却毅然拒绝。

国内对他的态度是很复杂的,一面想留住人才而对他种种优待,但一面也为他的出走而感到愤怒和鄙夷。

而胡适引发众怒,并让毛主席彻底与他决裂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期,批判胡适运动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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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起因是俞平伯在山东大学的刊物上发表的一篇关于《红楼梦》的研究,本来只是一篇单纯的学术论文,但在建国初期却显得异常敏感。

因为这篇研究是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解释“反封建”的可行性,毛主席当时则主张的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解读阶级斗争。

殃及胡适,不仅是因为本篇论文适用了他的实用主义,更在于胡适长期致力于通过介入文学来宣扬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已达到迷惑了一些中国青年的企图。

刚开始只是自由、小范围的批判,而传到了胡适的耳朵里,恼羞成怒的他竟然直接发表了诋毁毛主席本人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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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对胡适的态度忍无可忍,也不再容情,很快从思想界、文学界乃至于政界都开始与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胡适彻底划清界限。

远在美国的胡适自然是怒不可遏,那段时间他的日记里满是对中国学者以及政府的谩骂*辱侮**。

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他能在五十年代末期,堂而皇之的批判毛主席的诗词。

一是遭批判后的胡适早已身败名裂,找到愤怒宣泄口的他要么辱骂学者要么攻击领导者的文学作品。二是他已远离大陆,在美国任职,自知不会受到处罚就更加明目张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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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蝶恋花》的鄙夷,只是通过押韵问题这一个小小的出口来宣泄自己的不满。国家对他的态度急转直下,更让胡适的回击显露出他这个人的心胸狭窄。

胡适与毛主席的关系,其实就像他与中国的关系一样。曾经的祖国,他都可以背叛,又何况是攻击自己曾经的朋友呢?

他唯一没有背叛的就是他所信仰的资产阶级,但一个心中连国家都没有的人,不论坚持什么阶级立场,都终将会被时代所唾弃。

在胡适生前,中国发展还都比较缓慢,所以或许到死那一刻他都认为资本主义才是繁荣的唯一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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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看看今天的中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引下,中国已经成为了屹立于世界之林的社会主义强国。

尽管胡适是一块良木,但却没有长在自家的树上,一个曾说出“20年不谈政治”的人,最终却深陷政治漩涡之中并难以自救。

在阶级立场上站错了队伍,是他这一生郁郁不得志的关键。他的学术造诣颇高,却最终沦为了国人鄙夷的对象。

品《蝶恋花》,传爱国情

被胡适所批判的《蝶恋花》,其实是真正应该被国人传承的文学作品。里面为国牺牲的柳直荀和杨开慧,与他这种背弃祖国、远走他乡的人正形成了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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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那句“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饱含了对于烈士的崇敬以及他们的死得其所,即使是到了天上,神仙都将被他们所感动。

这首诗也蕴含着悲喜交加的壮烈,对于两个以及故去几十年的人,活下来的人既有思念之痛,也有对他们已经以一种新的形式“活着”的憧憬。

虽然胡适学富五车,其文学水平也在毛主席之上,但是他的情感是自私的,无处抒发的,因为他始终都是一个利己主义者。

而《蝶恋花》只是毛主席对于表达悼念之情而作下的诗,他的诗歌里充斥着各种丰富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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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和抒情是他文学创作的主基调,引发读者共鸣与思考,不正是文学创作的崇高追求吗?

蝶恋花这个词牌在古时多被用作书写多愁善感,但毛主席所作下的《蝶恋花》却写出了歌颂忠魂的慷慨激昂。

他在诗中对妻子的称呼从“杨花”改为了“骄杨”,更突显出了这位女英雄在毛主席心中备受敬仰的地位,这也给当时许多的女同志带来了极正面的影响。

正是这种毫不弱化女性的思想,才有了新中国“妇女顶起半边天”的成绩。

因此这样一部优秀作品,不应该受到别有用心之人的无端指责,国人对它的传承和保护就是应对回击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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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胡适不会明白《蝶恋花》中两个为了革命牺牲的人,心中所洋溢的爱国赤诚,虽同为中国人,但他却站在阶级的对立面。

胡适口中满是理想追求,但他又能为发展资本主义牺牲什么呢?他自始至终都只是强者庇佑下的一颗政治棋子,在个人与国家面前,他毅然决然的选择了追求自己的私欲。

但毛主席和他词中的烈士,甚至所有参与过革命的人,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每个人都是拿自己的生命去浇灌中国的社会主义使其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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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国家向社会主义靠拢,社会主义也是被无数人民所争取来的。胡适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始终是革命中的一小部分力量,不是民心所向。

正如《蝶恋花》词尾写道:胜利的捷报传到烈士耳中,他们感动的泪水化作了大雨落下,今天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正是告慰先烈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