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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兰亭序史
编辑|兰亭序史
无论真实与否，这些同时代的指控被后世的历史学家所接受。18 世纪的历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认为理查是被热情而不是策略所引导，他是粗心大意的、毫无计划的、不明智的和*力暴**的；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曾说到：“如果将英雄主义定义为野蛮的、残忍的、有勇无谋的，那么理查将是最伟大的时代英雄”；20 世纪前期，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René Grousset）认为理查是一个愚蠢残忍的骑士；
到世纪末，又有学者总结到：“作为十字军的领导者，理查是一个悲惨的失败者，他不是英雄，仅仅是一个永远想要徒手格斗的人。
此外，对于后世的历史学家来说，理查最大的错误是他没有尽到一个统治者的责任，他放任国家不管，致使其遭到侵袭并陷入混乱，而且国家的财富也因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巨额的赎金而大量外流。
17 世纪时，塞缪尔·丹尼尔（Samuel Daniel）认为理查从英国获得的比他的诺曼先辈们要多得多，但付出和留下的却极少；18 世纪时，保罗·拉潘（Paul Rapin）认为理查有着无穷无尽的金钱欲望， 而且傲慢自大，他统治时的英国是不幸的；
19 世纪时，威廉·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认为理查是一个糟糕的统治者，他对战争的热爱和他的战争才能使他失去了维持和平的资格，而他的政治素养则使他失去了成为精明人的机会；20 世纪时，斯蒂芬·朗西曼爵士（Sir Stephen Runciman）认为理查是一个坏儿子，一个坏丈夫和一个坏国王。
无论是同时代还是后世，关于理查的分歧始终存在。这当然与理查本身集美德与恶行于一身有关系，他的美德使他赢得了赞誉而恶行也为他招致了非议。
除此之外，同时代的人还会因为利益或吹捧他，或贬低他；而后世人则会以他们所处的时代标准来评判他，当十字军运动本身受到赞扬时，理查便是时代的英雄，而当十字军运动遭受质疑时，理查自然就是不顾国内安危而一心恋战的残暴之徒。
对理查的评价正如对他的事业——十字军东征的评价一样，会因利益、个人好恶、时代主流思想的不同而不同，有人欣赏之，有人则贬损之。
理查虽然没有重新收复耶路撒冷，但却占领了塞浦路斯，并且把巴勒斯坦的一些沿海城市留在了基督徒的手中，这些显然对此后的十字军东征和东方的十字军据点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因此，作为十字军战士，理查是成功的，而他领导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相较于第二次东征而言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虽然他因东征而缺席英国，使得英国陷入混乱，遭到侵袭，更因不断的军事战争榨取了英国的大量财富；但他却在短时间内平定了英国的叛乱，收复了丢失的领地，而且也没有证据显示英国因他的战争而出现财政枯竭的情况。
因此，作为英国国王和安茹帝国的统治者，理查虽然不十分称职，但却也没有认为的那样糟糕。
1187 年 11 月理查宣誓拿起了十字架，此后他花了近三年的时间进行准备，于 1190 年 7 月开始了他的东征之行。 在东征过程中，他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 赢得了同时代人及后世的赞誉；但同时也犯下了重大的错误，遭到了同时代人及后世的批判。
如今，关于理查的争论依旧存在，然而无论事实如何，理查和他的东征在英国十字军东征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理查是第一个参加十字军东征的英国国王，为此后的英国君主树立了榜样，是他们仿效的对象；“而他领导的东征则是英国十字军东征史上的转折点，自此以后，十字军东征大多成为了王室的事业，集中组织，并通过国王征税来筹集资金” 。
国王和王室的介入使得英国十字军的宣传、招募和筹款活动更加系统化，而英国民众的十字军热情也由此得到了提升。亨利二世保住的十字军幼苗在理查时代成长为了参天大树，而英国也由此进入到了已知世界的最远端，这些或许正是理查的伟大所在。
起源于“圣战”和“朝圣”传统的“武装朝圣”——十字军运动的种子，经过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培育逐渐植根于英国的土壤之中并开始生根发芽，成长为了十字军幼苗。
这株幼苗虽然不久就遭到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击打，但却因英国与耶路撒冷王国建立的联系而得以存活。
最终，理查一世将这株十字军幼苗培育为了参天大树，使之挺立于整个十字军森林之中。然而，随着欧洲和东方形势的变化，整片十字军森林的长势也在不断变化，而在英国生长的这棵十字军大树自然也在随之改变。
十字军运动的变化及在英国的发展和终结
十字军运动在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后，到 13 世纪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与十字军运动固有的双重属性存在着密切联系，随之而来的结果则是十字军运动实际上成为了一种政治工具。
最初，这在英国的政治十字军运动、亨利三世的十字军计划以及爱德华王子（the Lord Edward）东征的准备活动中有所展现。
到 13 世纪末，随着收复耶路撒冷希望的破灭，这一结果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并在 14 世纪的英国有着突出的表现。随着十字军运动不断地政治化，英国人对它的热情也逐渐消散。
15、16 世纪，十字军运动因卷入到玫瑰战争和英西战争中而保持着与英国的最后一丝联系，它随着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Ⅰ） 统治的结束而消失。自此以后，在英国，十字军运动就只是吸引学者进行研究的历史事件而已。
十字军运动的变化
十字军运动虽然形成于“圣战”和“朝圣”两种基督教传统的结合，但这一结合却不是自发的，而是教皇为维护罗马教廷和教会安全、扩大自身权力而一力促成的。
因此，它从一开始就具有双重属性——宗教属性和世俗政治属性。
最初，宗教属性因有助于吸引人们的注意而表现得十分明显，十字军运动也因此主要表现为拯救耶路撒冷的“武装朝圣”。
此后，随着欧洲和东方形势的变化，十字军运动的世俗政治属性逐渐暴露出来，而运动的表现形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到 13 世纪，具有明显政治目的的十字军运动开始出现，十字军运动中的招募和筹款制度因此得以完善，完全十字军赎罪券和东征资金的适用范围也随之扩大。
政治十字军运动的出现
1199 年，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Ⅲ）发起了一个对抗安维勒的马克沃德（Markward of Anweiler）的十字军运动。
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的副官，马克沃德是一个基督教徒，而且从未被指控为异端。教皇之所以发起对抗他的十字军运动，完全是因为他反对教皇以弗雷德里克二世（Frederick Ⅱ）监护人的身份统治帝国南部的要求。
因此，显而易见，1199 年的这次十字军运动实际上是教皇为对抗自己的政治敌人而发起的，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充分展现出了十字军运动的世俗政治属性。历史学者们将它称之为“政治十字军运动”，但它却并非是一个例外，而是一个开端。
1228 至 1230 年，教皇格列高利九世（Gregory Ⅸ）为了削弱政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的力量，支持布里耶那的约翰（John of Brienne） 在西西里袭击弗雷德里克的领土，并将部分十字军元素融入其中。
例如，他向瑞典、丹麦、英国的教会以及整个北部意大利征收了什一税以资助参加袭击的士兵， 并承诺他们的部分罪责将被赦免。
尽管如此，授予十字军的完全赎罪券并没有授给这些士兵，而且他们的外衣也没有“十字架”的标志。显而易见，教皇并没有将此次袭击确认为十字军运动，而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因为此时的弗雷德里克正以十字军的身份在巴勒斯坦作战。
然而，随着弗雷德里克控制了意大利南部， 并在北部渐居主导地位，教皇意识到了威胁的严重性，决定用十字军对抗他，而他在此前东征中取得的成就——收复耶路撒冷不仅未得到教皇的认可，而且还成为了他与穆斯林勾结的罪证。
因此，在 1239 年，一个专门对抗弗雷德里克的十字军运动得到了教皇的确认，并在意大利北部和德意志进行了宣传。
1240 年初，弗雷德里克的*队军**威胁到了罗马本身的安全，教皇开始在罗马进行十字军布道，并在 1241 年 2 月允许他的匈牙利使者将此前宣誓进行东征的十字军战士调派到对抗弗雷德里克的战 争中。
由此可见，在教皇的眼中，罗马教廷和他自身的安全优先于耶路撒冷的收复，而作为工具的十字军运动及其含有的资源自然也应先为罗马服务。
因此， 本应属于东方十字军国家的大量资源转而投入到了1239 至 1241 年的这次十字军运动中。然而，最终的结果也只是抑制了弗雷德里克在罗马的挺进。
自此以后， 十字军运动正式卷入到了教皇与世俗君主间的冲突中，随着冲突的持续，十字军运动也不断被发起。
1244 年，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Ⅳ）再次发起对抗弗雷德里克二世的十字军运动，并用它来支持德意志的反王*斗权**争，参与其中的十字军战士在1248年 10 月为反对派打下了古老的帝国首都——亚琛（Aachen），它是德意志通往西欧的交通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弗雷德里克二世于 1250 年 12 月死去，对抗他的十字军运动也因此结束，但很快对抗他的继承人康拉德四世（Conrad Ⅳ） 的十字军运动便于 1251 年 2 月开始，并在 1253 年和 1254 年再次被宣传。
尽管如此，但事实上在弗雷德里克二世死后，德意志的霍亨斯陶芬势力对教皇和罗马教廷的威胁已经有所减小，教皇也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西西里岛，它是几代教皇一直渴望收回的封地，现在却控制在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手中。
经过几番周折后， 最终，教皇乌尔班四世（Urban Ⅳ）在 1262 年再次选定由安茹的查理（Charles of Anjou）来实现征服西西里的计划，并同意在法国、德意志西部、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组建十字军*队军**来支援他。
参考文献
[1] Petion to the Queen of severall Merchants Planters and Manufacturers of tobacco.From transcript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Tobacco Trade in Russia, 1705[J/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