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权益类背景出身的基金经理不同，过钧2005年进入基金公司，一开始从事的是固定收益投资。他管理时间最长的博时信用债是一只二级债基，2016年开始管理的博时新收益股票仓位最高的时候也不过7成左右。因此，从一开始，过钧在投资中更注重的，就是做好大类资产配置，而他的原则，就是相信常识的力量。
过钧说，如果自己有实习生的话，一定会让他通读两本书，《固定收益手册》和《利率史》，这两本教科书级别的书，就是固收投资的底层架构的根基：风险和收益永远是对等的。
“所以，这么多年下来，我们的框架就是低风险低收益，在市场贪婪的时候，卖出或者规避那些高风险低收益的资产；而在市场恐惧的时候，我们则更愿意选择相对比较左侧的投资机会。”过钧说。
霍华德在《投资最重要的事》一书中写道，证券市场的情绪波动类似于钟摆的运动。虽然弧线的中点最能说明钟摆的“平均”位置，但实际上钟摆停留在那里的时间非常短暂。相反，钟摆几乎始终在朝着或者背离弧线的端点摆动。
“对大类资产配置而言，每一次钟摆到极点的时候，其实就是组合进行一个大切换的重要时间点。”过钧说。
过钧1997年赴美国求学，当时正值美国互联网泡沫最疯狂的时候，他清楚地记得，在1999年四季度，美国某杂志刊登了一篇封面文章，标题是《熊市已死》，大意是，美国在格林斯潘这样一个神奇的央行行长带领下，美股可能要迎来一个长期的牛市，市场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过钧看了文章就想，熊市大概率还是要来的，但会是什么时候呢？他自己做了一个保守的估计，认为大概会是2030年。
“但事实上，6个月后熊市就来了。”
这段经历对过钧影响至深，当市场一次次挑战极致，所有人都认为“这次不一样”的时候，很可能就是需要重新审视常识的时候了。
回到国内市场，过钧指出，出现“极致”的时候也很多。
比如成长股和价值股之间的估值差异，2015年是一个顶峰，到了2020年，又呈现出另一种极致。
比如债市中的期限利差、信用利差。2015年的时候，利率债和信用债之间的利差达到历史的极低值，过钧果断地卖掉了仓位中的转债，并在收益率高点的位置逐步加大超长期利率债的配置，果然，在2016之后，债券收益率开始不断下行，而过钧管理的博时信用债则在当年仍然录得了正收益。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18年年底，过钧发现，市场又出现了转债市场和信用债的纯债收益率几乎一致的情况。“这又是一次免费送钱的机会了。”在“守株待兔”般等待到这种“极致”之后，过钧的做法就是全力出击，在2018年下半年开始大举建仓转债，从下图可以清楚看到，从2015年到2018年之前，博时信用债的转债仓位（蓝色部分）几乎一直都是零。
“我特别喜欢极值，极值就意味着均值就要恢复了。”过钧指出，所以每一次市场某类资产到极值的时候，就是自己进行组合调整的重要时间点。
但是，霍华德也说到，我们永远不知道，钟摆回摆的时机。
也就是说，相信“均值回归”这一常识，让过钧管理的产品把握住了大波段的收益机会，但是，这种左侧的操作策略，同时也会面临波动的挑战。
在固收圈子中，过钧也因此被定义为一位相对积极的选手，产品在同类当中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弹性大，这也是作为一只二级债基，博时信用债长期业绩却能吊打一众权益类产品的原因。
“对于波动，我并不是太在乎。”过钧说，波动不是风险，无法弥补的亏损才是风险。
同时，过钧对波动的自信也来自于，他很清楚自己买入的资产已经处于低估的位置，安全系数很高，总有出现均值回归的时候。
因此，过钧也常常开玩笑对机构的客户说：“不要在我涨的时候买，在我跌的时候你再来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