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一席之地——说说中国古代重要的坐具“席子”
王封臣
镀金归来的“主席”
中国的国家最高领导人称“主席”。这个词非常有意思。
首先，它是中国人发明的。它指的是在一次筵席之中，主人的席位。或，在一次筵席之中，主持筵席的人。虽然它具有某种主持人、领导人的意义。但，在中国古代大部分时期，都仅限于筵席活动上了。说句大白话：“离开了饭桌，谁认识你是谁啊。”所以，在长期的历史中，中国人从来没有将发明的这个词与领导人挂上钩。
直到清末，西学东渐，留学生们从外国带来了大量的新东西。这些东西被国人认为是时髦的，于是放着国内的一些传统的词不叫，开始拿外国来的词。于是，“同志”、“干部”、“革命”等词就大量出现在救国图存的仁人志士口中，当然，这里面的很多词，如“同志”、“革命”等最早也是中国人创造的，只不过现今之意却是外国舶来的，这其中就有“主席”这个词，英语叫“Chairman”，即椅子上的人。
而有趣的是，恰恰是随着古代中国的对外联系，中国创造的“主席”一词不胫而走，流传到了世界。但那个时候，西方没有了像中国这样席地而坐的习惯了，而比较早的有了较高的凳子和椅子，在宴请或会议时，地位较高的或活动主持人常常坐在高背大椅上，而其他人则坐在长凳上，西方人认为中国“主席”这个词恰恰能反映那高背大椅上的领导者，于是西方人就因地制宜地将“主席”一词翻译成了“Chairman”了。而等到西学东渐时，当时留学者无不认为西方的东西罗曼蒂克、比较摩登，所以，就又把这个词带回来了。这样，“主席”一词，在西方镀了层金、洗了回澡，又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可现在它却具有了比之前在中国时更高的身份和权力了。这多像去国外镀金归来的一些人，立刻比国内的自己高大了起来。
一席之地的重要性
那么，古代中国为什么会有“主席”呢？这就不能不认认真真地说说中国重要的坐具——席子了。
席子的历史非常悠久，不用考古，用脑袋琢磨您就能琢磨清楚。鸟儿为了防冷还能在窝里面铺上稻草呢，那不是鸟儿的席子吗？人类比鸟更为聪明。当人们发现地上如果铺点东西可以让屁股不冷、不硌、不潮、不湿的时候，那铺在地方的东西就是席子了，无论是稻草还是肉皮，它们都起到了席子的作用。
当然，有人说，那只不过是起到了席子的作用，应该还不能算是真的席子吧？好吧，如果说仅把那些经过人手工编织出来的被用作坐具或卧具的东西称为席子的话，那么最早的席子依然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那时“席子”就已经成为人们常用的生活器具之一了，只是那时的席子比现在的要粗糙许多。它是用一种生长在沼泽和低洼处的草编织而成的，因此最初的草席制作简单、外形粗糙。
为什么编？一是因为，编织的东西不容易散坏，能更长久地使用；二是因为，编织的东西更容易收拾。比如更容易卷起来、竖起来，扔在一旁。中国人的“礼”出现的很早，据考证，在奴隶社会早期，中国人已经开始注重日常生活中的礼了。每天睡完觉起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睡觉铺身下的席子收起来，这样可以腾出更多的生活空间，同时也避免影响访客们的视线和心情。这样，人们逐渐形容某种势力把东西全部包拢无余的态势称之为“席卷”了，像今天的“大饼卷一切”一样，当时人们的思想中“席子可以卷一切”，甚至天下之大，也不过一席卷之！
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方之心。
——西汉·贾谊《过秦论》
到了先秦时期，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和国家的确立，建筑的仪俗日趋繁杂和完备。而人们居住生活的礼俗也越来越讲究了。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最重要的陈设莫过于坐席了。就如同今天，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沙发座椅的选择和摆放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在挑选家具时，夫妻双方最容易因此干仗的。
在那个重“礼”的时代（王老师在不同场合不同文章中一再强调，“礼”是一种社会规范秩序制度，而不仅仅是礼貌），按照礼制，天子用的席为五重，诸侯用的席为三重，士大夫用的席位两重。平民的呢？那就不用规定了。要么你用一重要么光屁股坐地上。光屁股？当然了！别忘了当时人是没有*裤内**的。这也就是当时中国人为什么要“跪”坐的原因。对此，我们一会儿专门来论述。
不仅用的数量上是需要按“阶级”来划等级，席子的材质上也是有区别的。“曾子易箦”就能很好的表现这一点。
说曾子病危，躺在床上快要死了。他的仆人感慨地说：“这席子（曾子躺的）华美而光洁，那是大夫们才能享用的竹席啊！”曾子的弟子一听就知道仆人多嘴了，呵斥一声：“住嘴！”结果，还是被在弥留之际的曾子听到了，他说：“那是季孙氏送来的，我没有来得及换啊。”他马上吩咐儿子：“扶我起来，给我换席。”儿子：“您的病非常严重啊，不能动啊。等到您明天病好了，咱再换吧。”曾子骂儿子：“你爱我还不如仆人呢。君子是按照标准去爱护人，小人爱人则是无原则地迁就。我还有什么苛求啊？我能得到礼教正道而死去，也就足够了。”儿子没办法，扶着抬起曾子的身体然后给他更换了竹席，结果曾子还没躺好呢，就死了。
曾子易箦
曾子都快死了，为什么还要执意换掉身下的那块席子呢？就是他认为自己按照自己的阶级身份是不该享用这样规格的席子的。作为严守“礼乐”的儒家，誓死也要捍卫这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这才是“礼”（所以，今天还有些人喊着恢复“礼乐”，那是很可笑的事情，或者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礼乐”）。
除了数量、材质之外，就连席子的位置摆放也是有尊卑之别的。如果，席子是东西摆放的，则以南方为上，此为“君臣席”。如果，席子南北摆放的，则以西方为上，此为“宾主席”。
席南乡北乡，以西方为上；东乡西乡，以南方为上。
——《礼记·曲礼上》
这个我们在中学学习《史记》的“鸿门宴”时就已经学到了：
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
——西汉·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
从史记上，我们能知道这里的席子是南北摆放的，也是“宾主席”的礼节，故此，项羽坐在主位，也就是西方的尊位。当然，这是项羽不愿意客气让刘邦坐尊位。
鸿门宴
但如果家里请了私塾先生或者家中请来了尊贵的客人，主人为表示尊重，往往便会让先生或客人坐西方尊位，而自己屈尊坐相对的东方的位置。这才有了把老师、客人称作“西席”、“席宾”，而把主人称作“东家”的代词。所以，谁请客就叫“做东”了。那么逐渐，“东家”又有了老板的引申义，以至于之后几个人入股做老板的都叫“股东”了。
同时，什么身份的人应该怎么坐席，那也是很有规矩的。
原则上，几个人是可以同时坐一张席子的。我们熟知的“割席绝交”说的就是三国时期的两个好同学管宁跟华歆坐在一张席上读书。但有一次，正读书呢，华歆听到外边很热闹，就扔下书起身去看热闹。这个行为，让管宁很看不起，于是拿着刀就把席子割开了，你坐一半，我坐一半，咱俩绝交。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德行》
割席
虽说，一张席可以多人坐，但也有规定，最多同时只能坐四个人。如果五个人怎么办？谁是长者，谁要另立一席，这就是“专席”、“独坐”。如果臣子陪君主在室内时，不得与君主同坐一席。即君主一定是“专席”。臣子坐哪儿？应当退到后面，要坐在君主和近臣之后的位置。
如果是贵族举行宴饮或祭祀活动时，这时就出现了更多种类的席子了。主要分“筵”和“席”两种。“筵”是用蒲草或苇子编的，面积较大，编织的也比较粗糙一些；而“席”要编织的精细一些，面积也较小。宴会或活动前，先把大的“筵”铺在房间里，然后，再在上面铺上小的“席”，这就是“席位”。如果是宴会。则把食品放在席前的筵上，或席前筵上的食案条几上。
然后，人们就开始进屋了，先得脱鞋，再走过筵，从席子的后面走，然后坐到自己的席位上去，这叫“入席”。如果是空手而座的时候，应当离席一尺，以示谦恭。而如果坐在席子上读书和吃饭时，所坐要与席齐，就不用留距离了——省的饭粒掉席子上。那这时，客人有客席，主人有主席。来的人都有一席之地，都有面儿。而没能进来的，那就是没有你的“一席之地”，这是比较羞耻的。
比如，十七岁的孔子听说鲁国第一贵族季孙氏的掌门人季平子要宴请鲁国士族，非常激动。因为如果这个宴会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的话，就等于全鲁国的贵族承认了孔子“士”的身份（恢复家族的士地位是孔子一生追求的目标之一）。于是，他满怀着激动与热情，急匆匆奔季孙氏府上赴宴去了。但此时，孔子的母亲刚死，孔子穿着一身重孝前去赴宴。自然被季孙氏家的迎宾之人给挡住不让进了。此人叫阳虎，呵斥孔子：“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 诉你小孩，别瞎往里闯，我们大人宴请的是士，可不是你啊！言下之意，你不是个“士”，请回吧！这一下，给予孔子的打击太大了，伤了自尊了。所以，孔子终其一生对阳虎都是十分反感的。归根到底，就是因为这次他没了一席之地从而——
受屈于季氏，见辱于阳虎。——《列子》
等到后来孔子有名了，在哪儿都有一席之地了（虽然大部分他都不满意）时，孔子对礼的要求就更高了，如果发现别人邀请他时，坐席放置的不端正或摆放的方向不合礼制，老夫子是不会坐的。
席不正。不坐。——《论语·乡*党**》
当然，这个“不坐”也得看是谁请了。如果是国君请，那孔子就不能不坐了。而是自己动手把席子正过来，然后才接受国君的宴请。
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论语·乡*党**》
电影《孔子》
正因为，那时候的宴会，要有大的“筵”和小的“席”，所以，宴会又被称为“筵宴”、“筵席”，简称“席”。直到今天，在传统文化保留的相对多的农村和地级城市里，大家还把去赴宴会称之为“吃席”呢。比如，办红白事的时候，可能会遇到“拉几席（几桌）”的问题。即便是到了清代，那著名的宫廷盛宴也叫“满汉全席”。
当然，有人梦想有一席之地，但有人却不愿有一席之地，不愿的原因是，我不愿与某些我看不上的人“同席”。这就不是管宁那种简单的同一张席子了，而是不愿同在一起坐席。比如东汉初年的博士戴凭。
四川成都市羊子山出土的画像砖刻《讲经图》
戴博士十六岁就被本郡举为明经，牛的邪乎。有一次，汉光武帝刘秀召集公卿大会，群臣都就席了，唯独戴凭自己站着。光武帝就问原因。戴凭真厉害，当众就说了：“在场的这些博士们有一个算一个说经都不如我，而一个个都坐居臣上，所以，我不就席！”后来有一次光武帝让这些能说经的人互相进行学术辩论，谁要是辩论失败了，就把自己席子让给胜方坐。结果这个戴凭得了辩论大赛冠军，最后一个人坐了五十多个席子（天子才坐五重席啊），这就是有名的“夺席”，后人便将此作为成就超人之典了。
戴凭字次仲，汝南平舆人也。习京氏易。年十六，郡举明经，徵试博士，拜郎中。时诏公卿大会，群臣皆就席，凭独立。光武问其意。凭对曰：“博士说经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正旦朝贺，百僚毕会，帝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凭遂重坐五十馀席。故京师为之语曰：“解经不穷戴侍中。”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儒林传·戴凭传》
席子和裤子的关系
这时有个问题，为什么很长时间，中国人要坐席子而不是坐椅子和凳子？其实很好回答，究其原因还在于当时我们的穿衣习惯。
商周、秦汉时代的中国人穿衣基本（注意是基本，不要抬杠）是这样的——头上戴冠、上衣下裳。下裳基本上就算短裙了，只能遮盖到膝盖以上。富贵家的子弟，还能在小腿上套上布筒（胫衣），这就是“纨绔”了，“纨绔子弟”就是这么来的。脚上穿上鞋。这样，头部、上身、下身、脚部都被遮住了。但注意，那时可没裤子，*裤内**更不用说了。*裤内**的出现太晚了。所以，人们会客的时候，哪怕是参见正式仪式活动的时候，表面鲜光，其实里面是没有*裤内**的。所以，你能往高了坐吗？坐到高处，*体下**羞羞的部位一览无余啊。所以，为了遮羞，必须坐席。
胫衣
有席子了，人应该怎么坐？自然是跪坐，即跪在席子上，膝盖着席，屁股坐在脚跟上，正襟危坐，以示懂礼。这叫“长坐”、“端坐”（这都是后人给的概念，当时人估计就叫坐）。为什么？这样坐，用小腿和大腿、足跟与屁股的夹和，基本将羞处遮住了，下裳再垂于席上，更是与席子一起将下身封闭起来。这样即便是交谈再久、接触再近，也不会让对方难堪。那么最亲密的就是把两个席子并在一起，或两人同坐一张席子上，膝盖抵触着膝盖的亲密交谈了，这叫“促膝而谈”。这样，才能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俗语啊，这里“席”居然成为了量词。
而被认为最为无礼的坐姿就是如同簸箕形状似的，人一屁股就坐在地上，叉开双腿，这叫“箕坐”或“箕踞”。因为，这样坐，把你的羞处直接的就冲给了别人，显得特别无礼。
一次，孟子回到家中，推门就进了自己的房间，发现老婆正箕坐在那里做活。身为重礼儒家的亚圣，孟子当然勃然大怒了，大发雷霆，非要把老婆休了不可。认为这个婆娘实在无礼之极！还是孟母大贤，过来把儿子骂了一顿：“谁无礼？你！你进屋的时候你敲门了吗？推门就进，是不是无礼？！再说了，我的贤媳在家里自己的房间内，不是在外头，她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别说箕坐了，就是光着身子也不算无礼！”说得孟子只得向媳妇承认了错误。
陕西西安出土的唐代红陶坐姿娃娃的坐姿即为箕踞
可见，在席子上“长坐”是正式场合时的标准坐姿，作客、会客的时候宾主都要这样。这样坐会很累。所以自己居家时是可以不这么坐的。孔子就说过：“没客人来，我就不这么坐。”
寝不尸。居不客。——《论语·乡*党**》
先秦时期，中原人坐席子和中原人不骑马其实究其根本原因是一样的，都是人们不穿裤子，坐高处无礼，骑大马磨屁屁。所以，你看春秋战国时期打仗，有马也是驾车。一说我们国家是“千乘之国”，而不说是“万马之国”。
这种情况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服饰传过来之后，慢慢得到了改变。我们知道战国末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为什么能骑射了？因为他穿胡服了，他有裤子了。
当然，中原人经过了一个漫长时期，才逐渐地广泛地穿起了裤子。有了能完全包住*体下**的服饰了。中原人才逐渐跟着胡人学会了骑马，也得到了胡人的坐具，这就是“马扎”，当然，雅名叫“胡床”。于是，这才有了李白的“床前明月光”，他是坐着马扎在院子里看月亮的，而不是躺在屋里的床上看月亮的（那样基本看不见，因为当时的窗户是往上撑的，而不是左右开的。撑起的窗户，月亮很难有一个合适的角度照到屋里。当然，这种观点是有争议的。不过笔者支持这种观点）。同时，中原人在汉朝的时候也开始了坐凭几（凳子），称“垂足而坐”。这样，凳子和椅子同时发展，到了唐代大多中国人便告别了席地而坐的习惯，逐渐开始升高了自己的坐具。席子作为坐具也逐渐被凳、椅、床、榻所代替了，即便是还是坐具，也成“*团蒲**”似的东西了。
胡床
但，由于中国人使用席子的时间太久远了，“酒席”、“就席”、“主席”、“入席”、“出席”、“席间”等等词汇仍然充斥在人们社交、会议的场合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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