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电影选择以反映社会现实为题材。此类电影区别于纪录片，通过引人入胜的情节映射真实的社会环境，十分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这其中，荒诞喜剧片因其“黑色幽默式”的叙述表现手法成为个中翘楚。《无名之辈》正是一部悲剧元素与喜剧元素形成强烈对比的荒诞喜剧片。
《无名之辈》在2018年上映后立刻在网络上获得了较高的评价，豆瓣评分也因此达到了8.1分。与一众制作精良、明星云集的电影相比，《无名之辈》在明星阵容、情节构造、投入制作上都稍显逊色。这样一部选材冷门、咖位较小的电影凭什么能够跻身豆瓣的高分电影行列呢？
《无名之辈》之所以火的原因，是因为有足够多的创新点。实际上，任何受欢迎的电影都逃不开一个“新”字。当下电影市场好片云集，观众审美疲劳严重，只有那些有足够新意的电影才能让观众“眼前一亮”。并且，只有一个方面新是不够的，必须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创新，才能让观众产生深刻的印象。
一、形式新：方言台词表现真实
“做大做强，再创辉煌，一步一个脚印。”
以上这句台词可以说是令《无名之辈》扩大知名度的主要“功臣”。普通的国语电影通篇以普通话台词为主，偶尔会有一两句方言台词提升搞笑程度，而《无名之辈》几乎整部片子全都充斥着方言，与一般的国语电影相比更具有新度，且更能表现现实生活。
方言是一种表现现实生活的艺术形式，能够真实还原人物的生活环境与状态。“眼镜”和“大头”是两个在乡下“混不下去”的青年，想要进城里讨生活，方言的台词给他们增加了乡土气息，形象地刻画出了两个从未进过城里的乡下人形象；马先勇是一个生活拮据的保安，他用方言与周围普通邻居交谈和买东西时与店主讨价还价，更能表现出普通小市民为柴米油盐奔波的状态；马嘉祺前期出场是一个愤世嫉俗的女孩，不断用话语嘲讽“眼镜”和“大头”，用方言更能表现出她嘲讽的力度而不至于显得无理取闹而被观众反感。
同时，方言也大幅度增加了影片的搞笑力度。如开头眼镜所说的那些台词，如果换成普通话念出来反而会显得平淡无奇，一定不会达到理想的搞笑程度。用方言念出的这句台词在非川渝地区的观众看来显得奇音怪调，正是这种“另类”的音调让他们感觉十分新奇。奇怪的音调再加上“眼镜”故作认真的面部表情，足以让观看影片的观众捧腹。
二、人设新：肢体与精神的“残缺者”
《无名之辈》区别于一般影片的新意之二在于：人设形象的独特性。此独特性在于人物形象的“残缺性”。《无名之辈》中的主线人物都是一般的市井小民，他们身上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该阶层的缺点。其中，马嘉祺与胡广生这两个人物更分别是肢体与精神的“残缺者”的代表。
马嘉祺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城市女孩，但却因哥哥酒后开车出车祸而高位截瘫，后半生只能坐在轮椅上度日。不得不承认，以马嘉祺作为影片的主线人物更能引起观众的关注。普通的电影中的主角大都身体健全，而马嘉祺作为《无名之辈》中一个戏份较多的主线人物却是以残疾人的形象呈现于银幕上，让观众们一看到她就想知道她为什么会身体残疾，从而加强想继续观看下去的欲望。
但马嘉祺虽然身体残疾，她的精神上却仍然呈现出了一种活力。尽管她因为身体残疾而对生活心灰意冷，一度想要放弃活下去，但她与“眼镜”和“大头”拌嘴的样子却与常人无异。甚至只有在她用毒舌嘲讽两人的时候，才能从她身上感觉到一丝生气。从中可以看出，尽管表面上马嘉祺不断寻求一死，但实际上她内心还是眷恋着这个世界的，仍然向往着美好与希望。
如果说马嘉祺这个人设是肢体的“残缺者”，那么电影中的“眼镜”胡广生这个人设就是精神上的“残缺者”。
意大利传播学者葛兰西曾经提出过“底层阶级”的定义。所谓的“底层阶级”是指“欧洲社会里那些从属的、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社会群体”。而胡广生就是这样一个底层阶级的代表。他和“大头”李海根因为文化水平不高、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而被排斥在了现代化社会丰富的物质生活之外。跟不上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脚步，他们被抛弃在社会的边缘成为一个在夹缝中生存的“游民”。
胡广生向往着过上不愁吃穿的生活，但却选择以抢劫的方式来实现；他计划着从抢手机店开始“做大做强”，却误抢了一批手机模型而使“梦想”破灭；在影片中的他一直在用言语试图建立自己的自尊，以此来掩饰他源自内心的自卑感。我们不能将胡广生简单定义为一个坏人，从某种意义上他只是一个精神上有“残缺”的普通人。
除此之外，抛弃“大头”来到城里陪酒的“霞妹”、拖欠巨款与小三跑路的高明以及落魄的保安马先勇都不能单纯以善或恶来定义，归根结底他们都是不完美的普通人，而正是这些“不完美”，体现出了影片的独特性。
三、叙事新：多线程平行叙事与突转式结局
《无名之辈》采用的是多线程平行叙事结构，将原本看似毫不相关的三条平行线在分别叙述后交织在一起。
实际上，整个影片的主线就是寻找一把枪的故事，围绕着这把枪扯出了一系列的故事与人物。其中，马先勇寻枪是一条主线，胡广生与马嘉祺的故事是另一条主线，而高明被*债追**则是第三条线。这三条线看似毫无关联，却因为一把枪而被拧在了一起。多线程的平行叙事把原本处在不同社会轨迹上的一群无名之辈连结在了一起，让情节环环相扣，步步为营。
导演诺兰在《敦刻尔克》中同样采用了多线程平行叙事手法，将海、陆、空三条主线分别叙事，并在最后让三线产生关联。事实证明，这样的叙事手法足够有新意，更容易获得观众的好评。
在最终的场景中，三条平行线终于相交，然而与此同时带来的却是无可避免的悲剧结局。
《无名之辈》所采用的“突转式结局”通过对剧情走向的急速反转，让观众在错愣之余，打从心底感到了悲哀。如果说《无名之辈》通过方言台词让观众体会到了看笑话的快乐，那么“突转式”的结局则是让观众们看到了自身的悲哀。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之所以能使人惊心动魄，都要靠突转来完成。在影片的最后，原本结局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大头”终于能和“霞妹”结婚了、马先勇和女儿重归于好、胡广生和马嘉祺决定一起重新面对生活……然而随着烟花与枪响，这一切却突转直下：马先勇从此再也无法成为协警、胡广生对马嘉祺的诺言再也不可能实现，而李海根也不可能再与“霞妹”在一起。给了希望最终却让人绝望，这正是荒诞喜剧的独特之处。
正如最后胡广生被按在地上哭着说“耍老子”一样，这群无名之辈的最终结局就是被生活所愚弄。“突转式”的结局表达的是小人物们最可悲的命运：无论怎样挣扎都在劫难逃。
喜剧让我们忘记一切烦恼尽情欢笑，悲剧则让我们发自内心思考生命的真谛。荒诞喜剧片通过展现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折射出最真实的人生百态。
《无名之辈》中的人物们让观众尽情欢笑过后却又因猝不及防的悲剧式结尾而沉默。整部影片充斥着“黑色幽默”的色调，影片中的每个人物都活得像一个笑话，而最可悲的人生，就是活成了别人眼里的笑话。
不知观看过影片的观众，又有几个活得像个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