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
（一） 规模与趋势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事业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二〇〇二年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我国逐渐放宽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管制，并通过直接补助和贴息等方式鼓励企业到境外投资，这些财政类支持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性，它们纷纷开始规划并实践企业的外向型发展。
自二〇〇五年开始，我国OFDI呈高速增长态势，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由二〇〇五年的122.6亿美元增长到二〇一六年的1961亿美元，增长近15倍，该阶段中国经济的也是持续且稳定的增长，二者在整体发展趋势方面相吻合。
二〇一七年后，由于全球经济疲软下行，恶化了全球的投资环境，致使各国的对外投资流量大幅下降，我国的OFDI流量也首次出现了负增长，在二〇一九年下降至1369亿美元，但目前仍居全球第三位。
二十一世纪以来，受到中国经济崛起的影响，大部分经济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国家不满足于只作为跨国投资的东道国，也开始积极地寻求海外发展。经典投资理论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表明，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极为密切。二〇一六年中国人均GDP为8256美元，OFDI流量达到了1750亿美元左右。
随着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增强以及国家政策的扶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表现为投资规模和东道国区域的扩大。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处于邓宁投资阶段理论中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过程，即“OFDI规模的扩大，带动国内经济稳步增长”，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与对外直接投资尚不能完全同步，但总体上二者的整体发展趋势是相吻合的。
二〇一七年我国OFDI流量出现明显的回落、中国OFDI流量存量的全球排名在二〇一八年有所下降，这是由于当年度我国减少了对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特别优惠政策，以及企业的海外经营受到突然加剧的外国贸易保护主义从而外贸不确定性风险增加，使该时期中国企业缩减了OFDI规模。
（二） 东道国特征
纵观历年数据，中国OFDI在全球地域分布中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截止至二〇一九年，我国OFDI存量在亚洲的比例高达66.4%，在拉丁美洲也占有19.8%较高的比例。这种局面源自以下两个原因：第一，我国地处亚洲，向亚洲地区投资可减少远距离的运输成本和沟通成本；
第二，基于较低的文化差异，亚洲国家的需求与我国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对外直接投资盈利的风确定大大增加。然而，我国在欧洲、北美洲等发达地区的投资存量仅占12%，这是因为相比发达国家，我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的市场竞争中，我们在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等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又因国内的制度政策、市场需求、人文环境等与欧美国家也存在较大差异，折合成较高的投资风险致使我国对欧美地区的投资规模较小、投资事件数量较少。
然而基于技术寻求等动机以实现企业取长补短式发展，近七年中国资本开始关注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高技术产业并谋求投资合作机会，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比重略有上升。
中国香港、维京群岛、新加坡等，都是企业所得税率非常低的地区，加之较低的投资风险，致使中国对这些地区投资规模较大。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前10位国家（地区）来看，前10的投资流量占总投资流量的88.3%，可见中国OFDI的投资对象非常集中。
从境外企业的国别(地区)分布来看，亚洲地区OFDI流量占我国OFDI流量全球分布的近九成，这说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集中于周边较发达地区。这对瑞典德国等高新技术产区的投资格局说明了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也有“市场寻求型”投资和“技术寻求型”投资。即，如今中国OFDI的主要动机正在转向获取东道国潜在的先进技术和创新资产。
（三） 被投资行业的分布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涉及的行业分布广泛，投资也相对集中。以二〇一九年的数据来看，我国当年度的OFDI几乎覆盖了所有行业，其中存量超过100亿美元的行业有四个，分别是制造业202.4亿美元、批发零售业194.7亿美元、金融业199.5亿美元及租赁商务服务业418.8亿美元，它们累计起来的投资额存量达到了1015.4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74.2%，头部效应非常明显。
起初，我国第二产业的OFDI处于一个相对较高的比重。但随着全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OFDI渐从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也表明在近年来的发展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行业结构上不断进行调整。我国是一个产业大国，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全球经济中占据一席之地，就要不断优化现有产业结构，而开展OFDI来引进海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是最高效的选择。
二〇一九年，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OFDI流量都已超过百亿美元，第三产业的OFDI流量占总额的74.1%。其中，金融业占中国OFDI投资总额的14.6%，其战略目标是扩大资金来源，支持跨国金融活动。一方面是大力发展我国的基础设施产业；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这些行业的发展来获得相应的增长性收入。
商务服务业占中国OFDI存量的30.6%，其投资动机是引导产业升级、弥补我国老旧工业占比高的短板。表明近几年我国逐渐将对外直接投资转向第三产业、着重行业转型升级。
观察近15年中国GDP与OFDI的发展趋势，可以发现：整体上，OFDI投资增加，未来形成生产总值的投入增加，未来GDP的产出就会增加；OFDI投资增加，形成当前GDP的投入增加，使当期的GDP立即增加。所以，OFDI既产生当期的GDP增量，又带来远期的GDP增量，具有双重效应。
考察被投资的行业分布，我们发现，它与本国当期的产业结构不一致，这说明中国OFDI并非是发挥产业优势，更多地是在与被投资行业形成优势互补，这可以在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形成重要的协同效应，也能使双方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发挥到最大程度，因为母国企业可通过整合不同地区的资源和产能使自身长期利益最大化。
二、中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与宏观经济的情况
观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差异，可以分地区进行考察中国省份的年度OFDI流量和多维度宏观经济指标。从过往十年的东、中、西、东北部四大经济区域对外直接投资和宏观经济的情况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具有较为显著的地区差异。东、中、西部地区的OFDI规模整体呈上升趋势，而东北部地区的OFDI规模呈先上升再明显下降的趋势，在二〇一二年达到对外直接投资的高峰。
而且，东中西部地区的生产总值也是不断上升的，但东北部地区在二〇一五年到达GDP峰值后开始下降趋势。至于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地区出口额、地区固定资产总值、地区就业人数领域，过去十年内，东部地区的这些指标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与地区OFDI的关联性较高；
中西东北部地区的这些指标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或整体平稳的趋势，从图形上无法明显看出它们与地区OFDI的关联性。推导中国OFDI的宏观绩效存在地区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各地区原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一九九二年众多沿海城市的对外开放促成了中国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如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这为东部地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奠定了制度领先优势和良好资本积累基础。虽然新世纪后，内陆企业也开始步入对外直接投资领域，但由于东部地区的开放早，先天的雄厚基础，使东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繁荣度一直领先于其他地区的省市。
其完善的产业结构和强大的经济自我修复能力，使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在二〇一七年受到海外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冲击的影响也相对小一些，从而使这些地区在二〇一七年OFDI流量回落后又快速企稳并重现上升趋势。近五年来，受益于“一带一路”政策和追赶优势，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表现从趋势上比较稳健。
东北部地区，由于重工业的衰弱、产业转型升级难和人口的大幅流出，使当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差，对外直接投资能力较弱，所以近十年来进入了明显的OFDI衰退期。以母国产业结构、技术发展水平、GDP增长率作为解释变量，其研究结论表明，母国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是OFDI流出量的主要决定因素。
结合中国近十年OFDI与宏观经济的发展趋势可见，中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差异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呈高度相关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第三产业发达的东部地区，其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相对较大、增长较稳定，且二者存在持续双向正反馈；
反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OFDI规模也相对较小；产业结构单一的东北部地区，其对外直接投资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宏观经济则出现增长停滞且有下降趋势，二者的关联度也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