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阎志峰
在“百度”搜索中输入“全国一盘棋”这个词,可以搜到上万个相关网页。百度百科中这样解释“全国一盘棋”:比喻全国各地、各部门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全面安排,合理布局,互相协作,顾全大体。出处:*小平邓**《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
经查《*小平邓**文选》第三卷,《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发表日期是1982年10月14日,而事实是,早在1959年,“全国一盘棋”这个词即见诸于报端。那么,“全国一盘棋”最早是谁提出来的?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口号?它有什么意义呢?
历史背景:财经统一问题摆到*产党共**人面前
新中国成立前,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财经统一问题日渐凸显出来。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共中**中央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发言,谈到了财经统一问题。他措词尖锐,明显是针对周恩来的。许多年后,饶漱石在自己的检讨中也提到了当时的情景:“在财力和干部的调配上,我往往从华东本身考虑得多,而对中央和其他地区的困难和需要考虑得少……特别有一次我曾对周恩来同志发脾气,更是一种严重的错误行为。这严重地反映了我是如何过分地强调局部利益,而当它和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我又是如何地意气用事。”
饶漱石的发言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3月8日,周恩来召集*尚昆杨**等人讨论这一问题。*尚昆杨**认为周恩来很好地贯彻了既逐步统一又照顾各地的原则,他提出,在组织大规模战争的形势下,战勤工作有必要逐步统一,互相调剂。统一就是要加以限制,加以管束。这会使有些同志感到不“自由”,不舒服。这是必须经过思想斗争过程来克服的,不能有所姑息。但这绝不是一切皆统,不顾客观条件,不顾可能与必需。既要反对乱干,也要反对“游击主义”,否则全国革命将无法进行。
3月13日,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的最后一天的下午,周恩来对统一财经问题作了说明,提议各地方应从现实性出发,逐步走向统一。

◆周恩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
中国*产党共**在全国执政后,统一问题、平衡问题仍然是建设中的突出问题,毛*东泽**多次谈话力求摆平它。
1956年4月25日,毛*东泽**在*共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就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东泽**谈道:“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须统一,不能乱来。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做地方主义,不能叫做独立性。”
时隔3天,4月28日,毛*东泽**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他再次强调:“全国的平衡还是需要的。有一个同志讲,地方要有独立性,同时还要有全国的平衡,我看这句话很好。有一些事情地方是不享有独立性的,只有国家的统一性;另一些事情地方是享有独立性的,但也还需要有全国的平衡,没有全国的平衡,就会搞得天下大乱。如果上海的货不运到四川去,你李井泉就要叫喊;如果上海的货统统到北京来销,就要把北京的货都*倒打**。所以还是要全国的平衡,没有平衡,没有调剂,我们全国的大工业、全国的工业化就搞不起来。”
现实背景:非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疲于奔命
1958年“*跃进大**”开始后,工业建设中统一平衡问题显得越发突出。
近代发展起来的外商企业,洋务运动以来发展起来的中国民族工业,主要集中在上海、青岛、天津和汉口等地,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人戏说中国的工业格局就是“上(海)青(岛)天(津)”。其中,上海一个城市就号称是全国工业的半壁江山。确实,100多年来,上海工业品的产量、商品调出量、港口吞吐量、外贸进出口货物值、工业总产值、利润总值,以及银行、公司总数、资金总量、工厂、工人总数等许多指标经常都是占全国同一指标的半数左右。经过建国初的沿海与内地工业建设的调整,上海在全国的工业比重有所下降,但还没有出现大的格局变化。
“*跃进大**”开始后,各大区的领导纷纷向中央争资金、争项目,并垄断本地区的资源和市场,以本地区本省为范围,布置工业体系,不顾条件,盲目上马了许多项目。毛*东泽**的《论十大关系》阐明了上海等沿海老工业城市可以适当发展的新决策。1958年,上海在解放后第一次布置了新的投资,在吴淞钢铁工业区建造上钢一、五厂,在闵行工业区建造汽轮机厂、重型机器厂、电机厂等大型骨干工业项目。有条件的区和街道,也利用了原有工商业和工人的技术、资金和市场,以街道工厂的名义,恢复了许多小工厂。
1958年,上海工业面对全国市场的需求,确实有重新振作的机会。
但在全国各地一哄而上的情况下,上海经济对全国的主导能力不能发挥。据统计,全国在1959年初有1000多个在建项目,至一季度,只有20个项目建成投产。大部分项目因为不配套,技术不过关,缺乏管理和人才等原因不能投产。对此,毛*东泽**批评说:
搞了10年工业,积累了10年经验,还不晓得一套一套地抓。安排了98套(大中型轧钢设备),2月底还报可完成31套,结果只搞了16套,还有一部分配不齐全。这是什么人办工业,是大少爷。现在(搞)工业要出“秦始皇”,我看你们搞工业的人不狠,老是讲仁义道德,搞那么多仁义道德,结果一事无成。搞那么多(基建项目)干什么?削它500项。如果不够,再削,削600项。
“*跃进大**”在工业中造成的资金和资源的浪费十分严重。以江苏省为例,不顾条件在省内新建了6个钢铁厂,与上海的新老钢厂抢原料和运输。土法上马的6个工厂全部成为不能生产的“半拉子”。1959年5月,由冶金部出面,由*海帮上**助把南京、常州、无锡的三个钢厂配套完成,其余三家拆掉。毛*东泽**对这一方案完全赞同,批示:“以中央的名义将江苏办法,通知各省、市、区仿照办理。”比较先进的上海工业理应在全国计划体系中发挥较大的作用。因为这个缘故,上海冶金工业局接手了南京的钢铁企业,和梅山钢铁厂建立了传统的联系。

◆“*跃进大**”时期的中国。
市场经济条件消失了,物资全靠中央计划调拨,已经运转了100多年的生存环境,一下子全部变化了。上海在原料的调拨供应中遇到很大问题,采购部门在各地疲于奔命,各地的农副产品和原材料也很紧缺,很难拨给上海。
1958年,中央将原属江苏省的上海、宝山、嘉定、松江、川沙、南汇、奉贤、金山、青浦与崇明10县划给上海。上海行政辖区的扩大,部分地解决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本市市民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问题。但是上海作为一个直辖市,其辖区范围在各省市中是最小的,只有5800平方公里。要靠这个地区的原材料和市场,维持上海的工业体系,是完全不可能的。100多年来,上海不断繁荣的经济体系是建立在对华东、华中、华南和华北南部,以及南洋群岛的所谓“东、西、南、北洋”广大市场的不断开拓之上的。现在把上海塞进以省市地区为单位的全国经济规划,上海显然是无法适应的。
高度概括:“全国一盘棋”就是要有全局观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中**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强调地提出了“全国一盘棋”的经济思想。1959年2月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半月刊第4期发表了柯庆施的文章《论“全国一盘棋” 》。
“全国一盘棋”是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全局观念。柯庆施在文章中指出:全国一盘棋的方针,并不是新问题。……不管是做哪种工作,作计划、办事情、想问题,都要有全局观点,都要从6亿人口出发,都要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重点和一般的关系,集中领导和分级管理的关系。
在经济建设方面,国家依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规定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在目前时期以钢为纲和全面跃进相结合以及集中领导和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当年对这些方针最概括的一句话就是,“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柯庆施说:
这一整套方针,正确地体现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全体和局部之间的关系,说明了它们是互相联系的全国一盘棋,而不是一盘散沙。
随着国民经济的飞跃发展,各个地区、各个经济部门发展的速度和比例,需要随时具体调整和安排。这就必须分别主从、先后、轻重、缓急的不同,依照全国一盘棋的方针妥善处理。其中,全国基本建设的规模,主要产品的产量,以及原材料、两个部类(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物资的分配,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由全国来统一安排。

◆1959年2月16日,《红旗》杂志半月刊第4期发表了柯庆施的文章《论“全国一盘棋”》。
柯庆施作了一个类比:
在军事斗争中,必须集中优势兵力,打胜主要战役,才能解决敌我两方谁胜谁负的问题。同样的道理,在经济工作中,也只有统筹全局,按照全国一盘棋的计划,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保证重点建设过关,才可以解决能不能更*跃进大**的问题。重点建设的成败,不仅关系到全局的胜负,并且也影响到各个局部的命运。大局搞不好,小局也不可能搞好;大局胜利了,小局的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底子很薄,要求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必须首先集中使用人力、物力、财力于最关全局的方面,绝不能分散力量。凡是应该先行的必须先行,而在必要的情况下应该让路而又可能让路的则必须让路,可缓办的一律缓办。
提倡“全国一盘棋”的观点,会不会限制地方的积极性和各部门的积极性的发挥呢?
答案是不会。
从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全国自全国,地方自地方,两者互不相干。然而,我们知道,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全国的统一经济计划,即全国一盘棋的计划,是把中央同地方和各部门的积极性、机动性统一起来的全局性的东西。全国的统一经济计划的完成,正有赖于各个地方和各个部门的努力。全国好比是一个大交响乐团,中央是指挥,各个地方和各个部门好比是这个乐团的乐手;全国的统一经济计划好比是一部交响乐乐章,各个地方和各个部门好比是这个大乐章中的一段、一节或是乐器中的一种。完成全国的统一经济计划,正同演奏这个大乐章一样,需要全国各个乐手在总的指挥之下,运用自己的乐器和发挥自己的技巧。不听指挥,不按乐章演奏,演出是要失败的;没有各个乐手的各自的努力和共同的配合,演出也同样是要失败的。
是不是地方和部门的积极性,除了执行国家计划以外,就没有可能发挥潜力的余地呢?
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我们的国家计划本来就是根据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制定的,因此,各个地方不仅在国家计划之内,有很多事情,需要因地制宜、积极主动地办理,就是在国家计划范围之外,只要无损于全局,而自己又有余力兴办的事业,也还可以兴办。重点项目如树干,一般项目是树枝,我们反对强枝弱干的做法,但是,只要不碍于树干的成长,枝叶茂盛当然并没有什么不好。
提倡“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是不是地方的和各部门的机动就没有了?
统一和机动,不是互不相关的,而是互相依赖的。同时,经济生活很复杂,我们的经验又不够,任何一个经济计划只能反映出客观经济生活的主要的诸方面,不可能规定得十分周到、考虑得完备无缺。何况客观的经济生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必然会出现在制订计划时所料想不到的新问题。这就必须有地方和各部门的机动,发挥地方和各部门的主动性,来处理国家统一计划中所未考虑到的问题,补充国家统一计划之不足。所以,机动必须是为统一服务的,必须服从于统一。反之,就会发展本位主义、分散主义,妨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异常严重的后果。
柯庆施的这篇文章实际上反映了上海在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巨大困境。他提倡的是全局观念,反对地方主义,反对狭隘思维。
柯庆施的《论“全国一盘棋” 》,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最系统地阐述“全国一盘棋”思想的文章。
“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获得重视
“全国一盘棋”是对统一、平衡问题最为形象的概括,通俗易懂。这一经济口号一经提出,很快获得舆论重视。上海的报纸更是把“全国一盘棋”的口号作全面宣传。
1959年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制造更多更好的发电设备》,对各地群起的办电热加以平衡,提出哈尔滨电机厂这样的“大洋群”厂家为主力,各地“小土群”作补充的方针,明显同情老工业基地和沿海发达企业。上海的报纸配合《人民日报》,介绍上海为全国“*跃进大**”制造大型设备的情况。
为了扭转经济发展的混乱局面,《人民日报》又于2月24日发表题为《全国一盘棋》的社论。社论指出:
“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为了最有效、最合理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就必须更好地加强集中领导和统一安排。就必须从全国着眼,把全国经济组织成全国一盘棋。这就是说,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安排全国基本建设项目,统一安排全国主要产品的生产,统一分配全国的原材料,统一调拨和收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大部类的主要物资。”
3月10日,《解放日报》专门发表社论,要求《踏踏实实地抓好六大设备的生产》。“六大设备”包括:轧钢、电站、矿山、采煤、炼焦和排灌。因为1958年只顾炼铁炼钢,不顾原材料供应和最后成品的完成,造成大量浪费和脱节。这“六大设备”都是弥补计划漏洞的。
“全国一盘棋”口号符合毛*东泽**《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支持。3月1日,《红旗》杂志半月刊发表*云陈**的文章《当前基本建设中的几个重大问题》。*云陈**说服各内地省份放弃都想建立自己完整工业体系的想法。“工业布局必须按照‘全国一盘棋’的精神,使目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局部利益同全局利益结合起来。在一个省、自治区内企图建立完整无缺、样样都有、万事不求人的独立工业体系是不切实际的。”这样就把各地土法上马的项目压下来,对上海等老工业基地是有利的。
1959年2月,*小平邓**和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等人来到上海视察,并出席了市委工业会议(1959年2月20日—3月7日召开),就“*跃进大**”时期的工业形势作了报告。在报告中,*小平邓**明确指出,要从“全国一盘棋”的全局出发,充分发挥上海的优势,实现上海的更快发展。指出:“上海潜力很大,本领不小,有老基础,不要小看了。上海应该担负起更大的责任,把任务完成得更好。”*小平邓**反复强调:“对全局关系最大,无非是上海、辽宁、黑龙江、天津等地,而关系全局、牵动全国最大的首先是上海。上海如不贯彻‘全国一盘棋’,上海的每一个厂、每一个部门考虑问题如果不是从‘全国一盘棋’出发,都要影响全局,而且自己也应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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