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有华人处，就有金庸小说”，作为一个现代“说书人”，金庸其人其文所蕴含的某些意识形态话题，已获得了意识形态和学术界的双重认可。实际上，金庸以介入现实的寓言式书写，刻画了两个虚无世界，前者承载着以“书”为内涵的历史文明的张扬和批判；后者演义了以“剑”为指归的江湖神话的编织与幻灭。

在整体上，它们在金庸颇具“布尔乔亚”色彩的叙事中，道出了他心目中的中国人在这两个世界中的存在状态和存在意义的终极思考。金庸小说是中国文化在武侠小说这个文本类型上的一次总结性书写，它勾画的知识、伦理、权力等多重轴线分别纵横于历史的隐性世界和江湖的显性世界当中，构成十四部复调文本。其间的暗喻和反讽功能，遥遥地指向中华文化建构下的伦理个体和历史政治环境。

金庸，当代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金庸从 1955 年在香港《新晚报》上连载《书剑恩仇录》开始，至 1972 年《鹿鼎记》的连载结束，历时 18 年，共创作了 15 部风靡华语世界的武侠小说。

金庸（1924年3月10日—2018年10月30日）本名查良镛，生于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之后移居香港

之后， 他在《明报》上毅然宣布封笔，从此专心修改其荦荦大端的新派武侠小说系列作品，不再涉足新的小说创作。从 1970 年至今，金庸完成了其武侠小说的多次修改，其武侠作品也从最初单纯的报纸连载转而升级为单行本、精装本、影视作品、网络游戏等多种跨文类传播形式，在两岸三地的华人圈最大范围地迅速流传开来，“凡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会有金庸小说流传。”由于阅读热潮的推动，金庸的武侠小说形成了经久不衰的文化景观，不断引起学界关注。

金庸研究在港台和海外开展的很早，1966 年，梁羽生化名佟硕之在香港《海光文艺》第 1—3 期上连载《金庸梁羽生合论》，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关于金庸小说研究的系统论著，也是金庸小说研究史上第一篇重要的文献。

1968 年诗评家林以亮在对金庸本人深度采访的基础上，出版《金庸访问记》，由此引发香港金庸小说研究的热潮。上世纪 80 年代，活跃于港台文化圈的远景出版公司出版了《金庸研究丛书》近 20 种，著名的作家评论家倪匡、董千里、三毛、吴霭仪等积极合写了《诸子百家看金庸》长达七辑的评述，学术界不少学者也参与到金庸小说研究之中，大有将金庸研究上升为“金学”的文化冲动。而同时期的大陆研究状况完全不一，香港与内地长期的政治意识形态隔阂，给早期大陆金庸研究带来一定困难。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大陆全面开禁，港台通俗文学才逐渐进入大陆文化界的研究视野。

1982 年，《武林》杂志连载《射雕英雄传》，标志着金庸小说正式被绍介入大陆，由于大陆的金庸研究起步较晚，最初涉足金庸研究的大陆学者可谓寥若晨星，步履维艰，谈不上有太大成果。

总体看来，大陆金庸研究以1994 年为分岭，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第一阶段，从 1985 年，张放在《克ft师专学报》(1985 年第 4 期)上发表的《金庸新武侠小说初探》算起，大陆文化开启金庸小说的研究的序幕，至 1994 年，三联书店正式出版全套精装本金庸小说结束。

这一阶段，大陆金庸研究多从感性的文本剖析出发，结合个人具体而微的感受，挖掘金庸小说的可读性与文化魅力，旨在将金庸小说最大程度地传播和推广，并努力上升到文化学的高度，其研究视野虽不够全面、系统，但从传播与介绍的效果来看，这一阶段却作出了显著的传播实绩。

其中，1986 年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冯其庸在《中国》第 8 期上发表《读金庸》，第一次在大陆学术界引进“金学”概念。1988 年章培恒在《书林》第 11 期发表《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 李自成>》，引起普遍关注，由于首次将俗文学与纯文学相提并论，其研究成果给学界带来巨大的思维挑战。

在这些启发下，青年学者陈墨紧随其后，发表以《金庸小说赏析》为代表的“金庸小说研究系列”，完成了大陆第一本金庸小说研究专著，实现了金庸小说研究的系统性突破。此后，金庸其人其文逐渐进入大陆学者研究视野，不少学者从漠视和排斥金庸转变为冷静的观察与思考。总体看来， 前期研究大多中规中矩、严谨持中，视野受到时代的局限比较然明显，在金庸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都缺乏根本的突破，但其文化拓荒与学术争鸣的意义却功不可没。

第二阶段，大陆研究界经过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文化转型，带来了金庸研究的思路转变。

这一阶段的金庸研究进入深化提高的境地，大多数学者一改感性剖析的姿态，积极从纵深的学理性研究出发，仔细探寻金庸现象与现代文学的各种意义，学者们从多维视野出发，无论支持者抑或反对者，在根本上都能将金庸现象上升到文化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的高度上，阐幽发微、鞭辟入里。其中不乏冷静客观、发人深思的学术创新，这些努力实现了金庸研究的长足进步。

1994 年， 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家炎为其致辞贺词，题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他从“五四”以来的文化生态失衡的角度重新认识武侠通俗文学的价值，认为金庸的小说创作实践不啻为一场文学史意义上的革命。与此同时，青年学界也积极呼应金庸的重新认识与研究，其中以北京师范大学学者王一川为代表，在重排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的座次的文化活动中，把金庸排在小说家系列的第四位，仅次于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他认为金庸武侠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武侠小说在文化境界上的崭新拓展，并在总体上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推动了现代小说类型的丰富和发展，他在这方面的贡献，独一无二，第四席位无可怀疑”。

金庸作品集

从 1995 年开始， 严家炎教授在北大开始“金庸小说研究”课程，并将其课堂讲义整理为著作《金庸小说论稿》，至此，北大成为金庸研究的一个重镇，其中钱理群、陈平原以及后来的孔庆东等学者都曾对金庸研究表示了浓厚兴趣，并分别发表了《金庸现象引起的文学史思考》、《千古文人侠客梦》、《笑书神侠》等著作，为金庸研究做出了建设性的成果。与此同时，从金庸作品进入大陆以来，反对的声音也从未停止。学者何满子对学界的金庸研究热深表不解，嘲讽武侠小说是“为旧文化、旧意识续命”，“90 年代末的今天，竟由自命为新派的批评家来大唱赞歌，真可谓咄咄怪事。” 评论家鄢烈ft则干脆“拒绝金庸”，认为“武侠先天就是一种头足倒置的怪物……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无足轻重……从根本上说犹如*片鸦**，使人从兴奋滑向孱弱”。

金庸作品集

1999 年，王朔在《中国青年报》上的一篇《我看金庸》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他用犀利的言辞，批评金庸小说代表着港台文化“四大俗”之一，引发迄今为止最激烈的“金庸现象”大讨论。作为一个通俗文学家，金庸所引发的争议史无前例，在众说纷纭的背后，金庸始终扮演一个八风不动的角色，正如他对这些争鸣所做的回应，“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令研究者探寻金庸现象本质的兴趣愈加浓厚。

第三阶段，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金庸研究依然延续上世纪 90 年代的学术轨道蜿蜒前行，尚未出现根本性突破，而金庸现象的持续升温又让人唏嘘不已。

2001 年金庸小说改编的《笑傲江湖》荣登央视第一套黄金节目榜首，引发新世纪的第一波“金庸热”。同年，金庸在浙江大学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开始招收历史系古代史专业的隋唐史、中西交通史方向的博士生。2005 年，金庸的《天龙八部》部分节选入选中学语文本，这表明金庸小说已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教育宣传机制， 有机地融合于新世纪的国族意识形态系统，从文学史的边缘走向中心，获得了“合法”地位。悉心观察金庸小说在大陆的传播与发展，我们不难发现其地位在节节攀高，它由最初的地下传播，走向正统渠道的大肆流传，由原先的“下里巴人”被抬捧为“阳春白雪”，它已获得了意识形态和学术界的双重认可。

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剧

在此基础上，文史包袱铺的姚致君老师将重新带您，进入金庸现象所蕴含的某些意识形态话题，以历史和江湖的虚无主义角度对其人其文进行关照研究，进而在宏观的视野上把握金庸小说所呈现出“布尔乔亚”式政治浪漫主义色彩，研究其喋喋不休又欲语还休的某些历史政治与江湖文化之间绸缪夹缠的“有意味的”武侠小说内涵。

我们将陆续发表金庸小说的两个虚无世界的文章，敬请关注文史包袱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