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读苏轼的《石钟山记》第一句文：《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从这时算起，彭蠡学子才从中学课本中知道彭泽乃“彭蠡泽西”之谓也。彭蠡在古代大概是指鄱阳湖，但清代的学者以为是“谬误”，彭蠡湖应是指安徽漅湖，难怪在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多以“彭蠡泽”为“坐标”，如“彭蠡泽西”之类的标注不下四五处，在古籍经典“斟字的句”的文本中，反复引用某个地名的确是这个地理位置的重要，或者是它的“名气”之大，足以示“对标参照”。而更早期的《山海经》 ：三天子都，一曰天子郭。也有彭蠡水系的方位坐标，可见彭泽之古之远正乃“天风浪浪，江湖苍苍”。彭泽的地名就象“喜玛拉雅山”的雄伟给了世界山川的比对那样，让周围的江河湖泊“尽收囊下”。
不管“彭蠡泽”是指鄱阳湖还是巢湖，它在历代经典著作中对当今的彭泽县都是一个“铁板钉钉”的方位塔，彭泽县因此而扬名。如果说从“彭蠡之口”算起，沿长江而下，到马当炮台山，这四十多公里的水路，算作是彭泽之北的长江天然屏障，那么，彭泽之东的鄱阳湖就应算着是彭蠡的天然“玉池”，这一北一东环抱的“彭蠡泽西”之宝地便形成了古彭泽的千倾良田、万亩湖泊的“风水田园”。这一“滩涂”的出现，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统治者对它就有了规划，汉高祖时期县域的划分，把一个当时囊括了湖北龙感湖、巢湖、鄱阳湖的庞大地名“彭蠡泽”给了彭泽县，这就奠定了彭泽县的历史地位，可见那时“彭蠡泽”之地的草谷丰茂，水润民膏。
可是，当公元405年，淘渊明来此担任县令时，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开启了彭蠡文明的新时代，由此而代代传颂。不知渊明先生是嫌“五斗米”太少，还是书生的“以文载道”之理想？后来他的“桃花源记”的构想在中国文旅史上却己影响了整整一千六百年，而且有可能继续影响下去。
洲明先生虽然只在“彭蠡”之地的彭泽县令位上坐了八十三天，便“解甲归田”，但其深远的影响力，不！是深厚的印迹，正如古人类化石一般地在这片土地上深埋着，历朝历代都释放着从土壤里放射出的“磁性”！渊明先生是“清高”？还是家里富足、不缺那“一口粮”？也许更多的是他诗人的理想和情怀吧！他开创了“田园诗派”的先河，做为诗人渊明先生是名垂千史的，可做为为官者他却“带了个不好的头”。他把责任担当与自我名节心情对立了！把抱负和“为民服务”的“大愿”用“自然之道”化解了！这是渊明先生的“遗憾”？但它却逐渐衍变成了彭泽生民赖以生存一千多年的文化“积淀”！
不过，田园诗人的名号给彭蠡文化画了一个大大的特写，把彭泽这块热土装点成了“世外桃源”。田园文化本该是“彭蠡文化”的原创，可后来却被各地多处的“武陵源”借用，使田园文化“墙内开花墙外香”地在彭蠡之外“借腹生子”。
而如今，当我看到彭泽境内太泊湖畔的茅湾村建设的“生态农业园”时，那青砖汉瓦的民居，小桥流水的庭院，花开四季、青果挂树、蔬绿叶红的“大棚”，这场景、这风水算是对渊明先生“田园文化”的“补课”？如果渊明先生今天来“视察”这“生态园”，可能也会有些委曲，生态园的建设者们是不是有些急功近利，或“夸大”了渊明先生的田园文化的“妙用”。真的要感谢渊明先生在彭蠡之地的“田园文化”的原创，彭泽便深深地烙下了“鱼米之乡”“男耕女织”“鸡犬之声相闻”的印迹。
彭泽人独守一方的执着把彭蠡大地耕耘得井井有条，星星点点的村落盘踞在各自祖先“卿点”的地盘，由零星到群落，一个个村庄宗姓的繁衍和衰落都见证了田园文化的“道法自然”。每一个村落的兴盛都意味着这个姓氏的“开疆拓土”者的远见和卓越。
从汉朝建立彭泽县起的不到一万人的彭蠡大地，有多少姓氏的“膏民”在这块土地上繁衍，他们都是遵循了一个规律：水丰土沃之地便是生生不息之场。千百年来，这些人除了过上“养家糊口”的日子，便是让子孙诵读“四书五经”来寻求更好的跨越。也许是鱼虾太多，粮丰水足，他们的子孙读着读着便对书中文字产生了“重叠”，迷迷糊糊之下在书中没有找出太多的“捷径”，也多有放弃。这些读书子孙也许是被陶公的田园文化所“蛊惑”，或者是没有淘公的超大的“悟力”，真正领略大自然的智慧，于是也就有“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无奈和迷茫。是田园文化让他们缺少“头悬梁椎刺股”的苦力，还是“与世无争”的心气作怪？反正读书的彭蠡之人在历朝历代上榜记载的甚少。
好在到了清朝中后期，黄岭老屋汪村出了个状元汪鸣相，打破了千年的“*场官**荒芜”，只可惜他沒出任官位便被“守孝”的羁绊死死地“锁定”了他的大好光阴，于是，抱负也便成了他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葬送品”。当然，在彭蠡大地上千百年来有很多家族都演绎着自己的“文化兴衰”，如陶氏家族、汪氏家族、欧阳家族等等，如同中国其他村落一样，他们也是靠读书人来支起姓氏的“门面”，他们一个个因“彭蠡沃土”丰衣足食，便有了读书的“闲致”，另一方面又是“田园”的留恋而走不出彭蠡的牵引。虽然有官致二品的许氏、欧阳氏翰林，但多数学子却在“男耕女织”中将梦想“埋葬”在这块土地里。可惜，这一切是不是都与渊明先生“不为五斗米折腰”有关呢？
公元757年，当李白被朝庭流放后，他第一个想到的是来彭泽“溜达”，大概是五柳先生的傲气把他吸引过来的吧？李白的那句“何时到彭泽，狂歌五柳前 ”恐怕是他对彭泽最初的想念和对陶公的“惺惺相惜”？李白看到距五柳先生已三百多年的彭蠡大地依然“田园风光”浓厚，然而彭泽的田园气息又哪里承受得了李白的豪放？他深恐呆久了会把他“浪迹天涯”的豪情给磨灭，于是，沿长江而下去采石矶做他的“酒仙梦”去了。不过，李白的路过也算为彭蠡学子留下了“诗人救国”的美谈。文人影响历史，但能不能创造历史？中国几千年的官宦政治也多有文人参政议政，但多以“无疾而终”，文人的智慧与政治逻辑有着天然的分水岭，文人便成了政治的“装修师”。陶渊明连一个装修师都算不上，他是地道的文人！
其实，早在李白来到彭泽之前的公元675年，诗人王勃的路过大概更有“少年才情”的味道。王勃沿长江而上过马当矶，歇息马当，穿越彭蠡，入鄱阳湖，登滕王阁，便有了千年绝句的豪迈。马当矶的凶险给了王勃对生命升华的启迪，彭蠡之地，村落繁荣和“男耕女织”又给了他豪情万丈大好河山的激荡，于是成就了一个伟大诗人的千古名篇。
这些如果算着文人对历史的影响，彭蠡文化之根源恐怕早已被五柳先生扎根于此了。只不过历代文人都沿袭了对前辈文人的尊重，亦或是对“清高”和田园生活的向往，一个个来此“朝拜”，以“渡”仙气，曾巩的到来、黄庭坚的到来、汤显祖的到来，又不断地为这块土地“涂抹”后来者的“仙气”，彭泽文化的积淀由此逐渐深厚。
〈2〉
如果说到诗人文人对彭蠡大地的“熏蕴”是彭泽的幸事，那么狄仁杰的流放就是对彭泽这一级政府的检验。武则天把一个曾经官至宰相地位的官员谪贬到彭泽这方沃土，应该是告诉狄仁杰别学陶公“一辞了之”，回家“醉耕之垄上”的“毫无抱负”。同时也是让“狄宰相”在这鱼米之乡“度度假”，回头朝庭好有重用的用心良苦吧。可见，彭泽之地在当朝皇上心目中也是个被“惦记”的地方。狄仁杰的到来给旧时的彭泽衙门带来了一股新风，虽有些“仁政”的问世，但陶公的遗风早已深入人心，就是狄公也只能叹惜改革的艰难。不过，狄公的口碑和“人气指数”在彭泽历任县令中算高的，这与他曾经的宰相级别有关吧！当然，狄仁杰的到来某种意义拔高了彭泽的“级别”，至少给彭泽的历史添了一笔可圈可点的浓墨，留待彭泽的子孙细细品味。
从陶公到狄公的这几百年的政治治理中，彭泽的百姓沉浸在“名人效应”中。被盛世的烟华熏得“桃花园里可耕田”的清雅所笼罩，在寥寥炊烟中生儿育女，繁衍后代。然而，这块很少被战争*躏蹂**的土地，不知是彭泽人的幸运还是“失落”？
这块丰润的土地安居乐业的百姓对战争的残酷认识也只是刚刚过去的不到百年时间。自建县以来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原大地内乱很少在这里“兴风作浪”，主战场都是在周边军事要道或蛮土劣壞，彭泽这块土地不知是被遗忘还是因为它的天然屏障的保护。没有战乱意味着平安，这是百姓福祉的最美体现，也是千百年来人们对家园和河山最直接的赞美！
没有战乱的破坏又意味着百姓“危机意识”的淡化，年复一年的田园气象，使这样里的人民早己缺乏“争夺”和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拼搏精神，这块土地生长的人民淳善、勤劳、聪慧，在这一隅之地过着田园生活，没有竞争，没有撕杀，“人类进化史”在这儿也将脚步放慢了很多。当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认识这本来是幸福的盛世世界时，却也有着莫名的惆怅。纵观世界上经历磨难的民族多有成就辉煌的历史，犹太人的奋斗史，以色列这个国家建国历程，无不如此。
我没有提倡苦难和战争的意思，只是想从这个脉络中来找寻彭泽文化的某种失落。或者说彭泽落后于周边县域文化是缺乏竞争的“进化”导致的缘故之一。如果用一种现象来说明，譬如说现在商业中流行的“狼性文化”，彭泽人运用得就极不自信，更缺乏“浑然天成”的大师级人物。不过，这样的实事倒是衍生了很多文化现象，不仅仅是商业文化。
直到公元1363年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大战十八年，彭蠡大地的百姓才有了战乱意识。征战的十几年间彭蠡人民给了朱元璋的兵马许多补给，可能也有彭蠡儿女被征上战场互相撕杀，但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似乎忘了这块土地，彭蠡人民也没有享受多少“皇恩”。好在彭蠡的富足，它们不是靠“皇恩浩荡”来维持生计，而是守候这方养育祖祖辈辈的山水来过着平静的日子。
他们本来有“攀附”权贵的资本，却没有依附权贵的耐心。
这是不是彭蠡人的“短视”？勇敢者和担当者总是在贫瘠和荒乱的土地中出现，彭蠡这块丰饶的土地上养不出“英豪”，他们太贪恋自己的富足和一隅之地的安宁，缺乏家国情怀的大志，这是一个至命的“习性”，使彭泽儿女错失了驰咤风云的机会，历朝历*开代**国将军、元勋更是与彭泽无缘，由此彭蠡大地便显得那么平庸！
到了八十年前的1938年6月日本人的入侵，才让这块土地饱尝了自建县以来最大的苦难。日本人炸开了马当要塞关口，才长驱直入，占领了长江以南的中国所有省份。正是这彭蠡之地的出口——马当炮台山，近几百年来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它是长江三道防线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防线，是彭蠡水路的唯一出入口。
在没有陆路的古代，没有铁路的近代；水路，尤其是如长江这么宽广的水路便如今日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鄱阳湖这么四通八达的水系，连接长江、赣江、信江、饶江几大河流的第一大淡水湖泊，就是当今最繁忙的“浦东机场”。彭泽，倚靠在这“高速铁路”旁、“国际机场”边，是有着多么得天独厚优势！然而，这种“优势”只有在战争时才被“启用”！做为兵家的必争之地，这是不是彭泽人民的不幸呢？应该不是！可能是彭泽人缺乏“交流”和“了解世界”的意愿太过“温柔”，他们身处交通枢纽要道，却只做了世界的看客。
长江、鄱阳湖上万船竞发的浩荡与彭泽儿女擦肩而过，彭泽的男儿们斯守着祖祖辈辈的一亩三分地，过着他们平淡而安稳的生活。把外面的世界拒之于“门”外。
日本人撕开了彭蠡的“蠡”口，彭泽就象一个瓢被掰扯得伤痕累累，那些千年的村寨化为灰烬，百姓死亡五千七百余人，有些村庄全村湮没，古老村子“雕梁画栋”的文明被日冠付之一炬，只留下了农耕的田地和破碎的山河。
这更是中华之痛，彭蠡之地只不过是中华千百万痛苦的缩影，可对彭蠡人也该是个警醒吧。两千多年的“鱼米之乡”，不管如何“悠哉”，都不能独善其身。然而，一个不争的实事是彭蠡儿女参军打仗的搏杀气概总是显得如此单薄！行武的队伍中只有零星的彭蠡男儿，他们一边行军打仗，一边怀念家乡的鱼米之香，冲锋陷阵之后便是儿女情长，气呑山河的将领中难觅彭泽将军的踪影。
彭泽人太爱自己的家园了，因为械斗和征战都不被这块土地的接纳，这里的人民以其平和、善良书写着自己的历史。
〈3〉
彭泽如果从西汉时的几千人口到如今的36万人口算起，彭泽县的人口增长是50倍左右，而同期全国人口增长只有20多倍，可见彭泽的人口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很多。这得益于彭蠡大地的丰茂，和休养生息的地方治理。当我们去俯看遍布彭蠡大地星罗棋布村子时，我们会有一个疑问，全流域有多少村庄是与这个二干多年县名一脉相承，烟火不断，代代繁衍而来？恐怕找不到几个，而大多数诸如四大家族的历史也不过千年。
这就告诉了我们一个实事，是有多少村庄消失？是迁徙他去，还是战乱或瘟疫的发生被消灭？我姑且做一个分析，恐怕更能符合本文的表达意思。地理环境优越，气候宜人，水草丰沛，应该没有迁徙的理由，除非朝庭的“圣旨”；战乱少、瘟疫少，那更不是“消亡”人口的原因；从人口增长率来看，这里就是一个只进不出的移民接纳的“宝地”，除了“改朝换代”时或朝庭的命令整村迁移，那外流的人口基本很少，这就为彭蠡大地的包容性奠定了基础，接纳文化在彭蠡这两千多年历史中生生不息地开放着。
以欧阳氏为例，这个彭泽第一大姓氏，一个叫欧阳敷的人在唐朝初年迁入到彭蠡之地，然后再零零散散地繁衍了很多欧阳氏村庄，它们就象一枚枚棋子在彭泽布局，衍生了千千万万的后代，而这些早期的“欧阳村”附近逐渐被后来的姓氏“加塞”，诸如刘、高、朱、韩、丁，他们各自被青山绿水所滋养，无须对远离自己“领地”的后来者“动武”驱赶，因为他们的家园足够丰茂。这样的包容性恐怕是彭蠡祖先们的共性，因为接纳才使这块土地人丁兴旺，因为迁徙才使彭蠡民风中的包容性特别地道。迁徙本来是移民的普遍现象，只对外来人的接纳则是移民平衡被打乱的开端。只入不出的接纳势必会导致“座吃山空”的溃乏，当地理优势和资源优势失去力量时，就是“贫穷”周期的开始。而今这些优势己悄然殆尽。
1958年三年困难时期大量江苏、安徽、河南人的迁入，是彭蠡的鱼米把这些现代移民从饥饿和荒芜的家乡吸引而来，这一批批饥肠辘辘的外来汉子把彭泽最后的滩涂做了深度开垦（如马当跃进圩，杨柳，矶山，芙蓉等长江沿岸的村落，杨梓、乐观的部分村落）。他们的到来对彭泽本土文化的冲击是“不显山不露水”的，他们带来了更能吃苦的精神和更加圆融的社会交往能力，为彭泽的发展增添了活力。这些年来新移民处处展露头角，无论是读书、为官、经商，他们少了“田园气息”，他们身上多少还有属于他们本土文化的印迹。
移民的历史本来就是一部创业史，但是当新移民被老移民同化了之后，移民的本土化也就基本形成。可以说，若干年后这些新移民象彭泽土地上承载的历代移民一样，将会与古老的彭泽文化“同流合污”、繁衍生息。彭泽人的气息就是沿袭着“以老带新”的同化路线，深深地镶嵌在这块土地上。
〈4〉
彭蠡之宝地滋养了世世代代的农耕农民，偶尔也会有彭泽读书人的向外迁徙，他们带着田园气息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气，落户在求生地以施展自己的才华，祈盼着用彭蠡五谷鱼虾养育的智慧，去丰盈自己的人生，和为后*开代**疆辟土的艰难历程。
因为与生俱来的田园气息，使这些迁徙的游子在“尔虞我诈”的*场官**，在竞争激烈的学场总会留下“风和日丽”的田园情操，或者是“聪明自在”的自我欣赏，使命和抱负总被“清慢”操纵，国家视野、国际视野总被“自我情怀”所蒙蔽，这当是“渊明情怀”的浸泡，一千六百多年来彭泽文人就在这不痛不痒的仕学之路瑀瑀独行。他们没有对手，也没有随行者，孤独的田园风光便成了他们孤芳自赏的风景，他们虽有志向，却总摆脱不了自大的羁绊，缺乏与同僚合作的大度，事业和职场的前景总是消耗在自我的欣赏中，一代代读书的学子、仕场的官绅在迷乱惶惚之中，以彭泽文化作背书，行走在生生不息的田园文化的“森林”中。
我站在黄岭老县城的古塔边，这座唐代的七级浮屠塔孤零零地立在彭泽大地之中央，惶恐地张望这块它己陌生的山川，一千四百年的苍桑岁月让古塔明白了一个道理，田园的变化洗刷不了人的习性。
据《江西府志》记载，这座古塔应该是彭泽“政绩”的象征，它离古县衙很近，类似于古彭泽城中“广场”塔。古代建塔大概有三个原因：为佛舍利塔；为地区象征；为了望敌情。县衙的尺咫边就建个寺庙的可能性不大，更不会在县衙边去建“了望敌情”的窗口，何况彭泽外来“入侵”者少。建这个古塔应该就是彭泽繁荣的象征，彭泽人对平安的祈望。是的，由此我断定那时的彭泽先民在盛唐的莺歌燕舞中把田园诗韵推向了高潮。
遗憾的是先民对四书五经的理解，少了些释道的加持。纵观彭泽大地寺庙和道观的破落和凋零，甚至缺失（彭泽县保存的有百年历史寺庙和道观很少）。这都是彭泽土地对这种文化“营养不良”的承载，给了他们一种极大的缺失。他们甚至感受不到不远处庐山脚下东林寺慧远和尚敲击的木鱼声，一*开代**宗鼻祖（净土宗）都没能让近在眼前的彭泽信众有一个皈依的道场。假如长江对岸的六祖慧能能从黄梅沿江而下，到彭泽游走一番，也许彭泽斯民的“定力”会有所升华。可惜，慧远、慧能都把它遗忘了。
释道文化的不冷不热使彭泽人信念的缺失。好在他们骨子里被“田园精神”的熏陶，也就弥补了信仰的“匮乏”。
〈5〉
广袤的彭泽土地，五山二地三分水的分布，层峦叠嶂的山峰呵护着错落有致的田陇，碧波荡漾的湖畔把村庄和庄稼点缀得悠然自得。这是彭泽每个村子应有的模样，千百年来滋养这些青砖汉瓦下的众生，使他们悠悠地享受大自然带来的“福利”。
这里水草丰厚，鱼虾唱晚，可却给了商业一个极大的打击。他们完全不需要商业就可以过得自由自在，因此商业文化在这里就“先天不足”。彭泽的祖辈对商业有着天然的排斥，要不然象马当这么一个长江边集镇皆是多好的贸易集散地！马当这样一个三省通衢的要镇，黄金水路有长江，古时的“水上高铁”，可以为马当集市繁荣做背书。尽管这样得天独厚，马当镇的柯、毕、高、詹四大家族们也没有一个想到“开埠造市”。如果山西商人早早知道有马当这么一个“黄金水道”的市镇，他们一定会把平遥的“票号”搬迁到马当来，因为这里比平遥的交通实在强得太多。而生长在马当的四大家族，他们遮遮掩掩、羞羞答答，即使家中开个小店也要到周边村庄买上几亩地，来充当“地主”，以证明自己是主流的“农业主”，他们以让自己的子孙参加科举考试为“光宗耀祖”唯一途径，对于经商那绝对不是书生门第的行为。士、农、工、商，是人们心中社会地位的排序，在这里“商”作为最末位不被主流阶层认可。
其次，马当的四大家族虽然一直把持马当镇的“士、农、工、商”的方方面面，但他们缺乏远见地将马当码头定位于交通枢纽，而不是借这枢纽发展商业。自古以来，哪里的交通顺畅，那里就商业兴起。马当人被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所左右，沒有“招商引资”的勇气，更不愿支持外乡人摆摊设点。商业在这里总是“欲语还羞”，没有施展才华的氛围！到现在来看马当镇，依然背负着千年的羁绊，廖若星辰的几家店铺也只是为本镇人做些“基本服务”。马当早已沒有千年古镇的韵味，连历史的苍桑痕迹都难以寻觅。马当矶曾经的担当也没有给马当镇带来一丝觉醒，在历史的长河中如它身边滚滚的长江之水，一去不返地把昨天推去，默默地迎来明天的洪流。马当镇依然在自说自话地重复着昨天的故事，对于商业经济的兴起，它现在不是“不屑”，而已经是无能为力了！这千年的田园文化把马当镇包裹得“气喘吁吁”。
放眼望去，在彭泽这15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商业经济（工业经济）依然被“马当商业文化”笼罩着，与周边县域相比，“追”始终是彭泽商业的节奏！这里的招商引资和工业建设不如这里的青年男女追求时尚那么急迫。对于时尚，如吃喝、穿衣、休闲，这里总能跟最前沿接轨，珠三角、长三角的豪华，乃至欧洲的奢华，在这里很快走进平常人家，他们有着一种与生俱有的攀比和炫耀，这可能是富足之后的“恐惧”，也许是担心被遗忘的一种“饥渴”。这里的商业依然不温不火，虽然热衷于赚钱，却又缺乏对商业的理解，乃至系统性地学习浙、闽、粤的商业思维。
彭泽商业多少受到徽商文化的影响，早在明朝之前彭泽与安徽宣州地区同属一个区域，但彭泽商人没有继承到徽商文化的“拉帮结派”的作风，他们几乎都是单打独斗的商业模式，或者象追赶时尚一样人云亦云地“抄袭”别人的商业“作业”。沒有原创的商业环境，也许与老祖宗重农轻商有关，渊明先生田园文化的原创即给了彭泽商业的想象，又给了彭泽商业的束缚。想象的空间是，能否有田园文化原创式的原创“商业田园文化”的产生？束缚的是，一千多年的“田园文明”己经根深蒂固！这是这片土地千年一叹的“文化”，似乎有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宿命。
彭泽的工业便被“彭泽商业文化”挟裹着“彳亍不行”，工业园区的遗憾也在于起步晚，都是“拾人牙慧”的产业，最要命的是工业的经营者将彭泽商业文化搅和在一起时，彭泽工业也便失去国际视野的眼光，更没有战略发展的系统思想。
而从这块土地走出去的商业探索者们，他们在外地打工、经商、办厂，依然没有撕掉“田园文化”的标签，处处单打独斗，小富即安，还夹杂着少许的“清高”和“目空一切”，把“面子”当着“贞洁牌坊”一样牢牢地立在脸上。当商业中的“厚黑”与面子对立的时候，他们宁可选择面子而可能丧失商业机会。
“面子”一直是彭泽人内心深处惦记的“底线”，这无不与“田园文化”息息相关，早期的自给自足，家家户户势必为体面而在村庄里生存着，来人喝酒接待就是一个很好的“窗口”，招待客人“场面”要体面，喝酒气势要体面。至如今如果酒桌上是一个彭泽人对几个周边县域的客人，彭泽人的豪爽和“惊人”的酒量一定会震撼所有客人，彭泽人在酒桌上的“大气”会让他所向披靡，面对外域客人“惊羡”的眼光，彭泽人挥斥方酋的潇洒的确“迷倒”所有客人。他们用这样的体面为自己争得了酒桌上的风光。结果是次要的，“丢钱不丢人”是彭泽人的大方，也是他们的“陷阱”。
爱面子和单打独斗的商业文化让彭泽在商业竞争中失去了很多机会，更失去了形成彭泽商人风格的机会。彭泽商人在近当代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乏善可陈，即没有形成名垂千古的商埠，也没有产业链的诸如茶商、盐商、粮商的“商业大贾”，更没有自成体系的商业文化，这些一直影响到现在，以至从彭泽县城到全国各地，彭泽商人的“人微言轻”更是困挠彭泽商业发展的千年一叹。
〈6〉
当我站在彭泽之巅的浩山头，了瞰彭泽大地，山峦起伏，波澜壮阔，这块土块两千多年来养育了多少彭泽儿女，他们一代代繁衍，一代代传承！彭蠡入口己是淤泥升起，把鄱阳湖的烟波浩渺“隐藏”到了历史的演化中，古代的彭蠡己“辟”出了一块给了现在的湖口县，但彭蠡的气息却深深地扎根在今天的彭泽土地上。鄱阳湖的潮汐离彭泽已越来越远，它已成了世界鸟类的窗口，它的使命正在发生变化。马当矶炮台山己不再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峻，在滚滚长江水的“清洗”下，己然成了点缀长江两岸的“风景”。马当矶己打开了它千年的霸气，平和地迎来送往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帆。
彭泽依然象它的祖先一样敞开胸怀地迎接来自各地的“现代商业移民”，依然是毫无顾忌、包容万千的气慨。两千多年的变迁，彭泽正在从“世外桃源”奔向“世界桃园”。这是彭泽这块土地的千年一梦，也是彭泽百姓走向文化昌盛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