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郑博文
张书旂（1900—1957），原名世忠，字书旗，后改书旂，浙江浦江人，著名花鸟画家、美术教育家。于1941年赴美国艺展和为抗战筹款，1947年归国，两年后又移居美国，至1957年8月病逝于美国旧金山东湾。其画风明丽典雅，别具一格，与徐悲鸿、柳子谷三人被称为画坛的“金陵三杰”。张书旂勤于写生，工于设色，以敷白知名，他开创性地将西画的写实技法、色彩理论与中国花鸟画的表现传统相融合，形成了简劲纯美、生香活色的风格。他长期担任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并与潘天寿、吴茀之、诸闻韵、张振铎等人共同创办了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美术社团——白社。
郑博文 （中国国家博物馆博士后）：舒老师您好！我受《美术观察》编辑部的委托给您做访谈，请您谈谈张书旂先生的艺术，在［时代人物］栏目中作专题推介。作为美国硅谷亚洲艺术中心的馆长，您对他有深入的了解与研究，并且为之策划了多场画展。适逢张书旂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了纪念张书旂艺术大展，他的后人捐赠了《孔雀》和《鸡》两幅作品以及《翎毛集》画谱（全二册）原稿，请您介绍下捐赠过程，以及为什么选择了这三件作品。
舒建华（美国硅谷亚洲艺术中心馆长）：2019年8月底，我来到北京，见到中国美术家协会秘书长马锋辉先生，向他提起明年是张书旂先生诞辰120周年，美国旧金山湾区的张氏后人希望在祖国能有一些纪念活动，也愿意无偿捐赠一些张书旂作品，其中有张先生于1957年病逝前奋命完成的、凝聚毕生创作心得的《翎毛集》画谱原稿上下卷。此卷一直珍藏在张家，从未展览、出版，希望能得其所。马先生说中国国家博物馆是最理想的单位，并从中沟通联络，很快得到国博领导的重视。同年12月，张书旂先生之子张少书教授、张美生教授及其他家人都同意再捐赠两幅父亲画作，不久又列出5幅作品由国博方面挑选——三幅纸本立轴、两幅卡纸。国博选了两幅纸本的《孔雀》和《鸡》。前者气势开阔，笔墨精湛，尺幅也巨大，后者则体现出张书旂最拿手的用白手法。在疫情和中美航路阻断的情况下，承蒙国博的大力支持，于2020年6月签订捐赠协议，9月，相关作品便入藏国博。至10月1日，国博开始了为期四个月的“疏影暗香——纪念张书旂诞辰120周年艺术展”。
1932年，白社五位创社成员合影，左起：张振铎、潘天寿、诸闻韵、张书旂、吴茀之
郑博文： 张书旂得吕凤子、高剑父亲授，毕业于上海美专，他早年的学习经历是怎样的？
舒建华：张书旂幼时在浦江老家得到叔父张爽甫的指导，开始学画，1918年考入位于金华的浙江省立七中，同学中有冯雪峰。他在那里遇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位老师——蒋莲僧，蒋老师是黄宾虹的好友。黄宾虹是在金华出生、长大的，其绘画启蒙老师是义乌的陈春帆。蒋莲僧绘画功底深厚，于金华七中教书，又任张书旂图画课的老师。蒋莲僧是张书旂在绘画道路上重要的引路人，自此张书旂始得笔墨门径。1921年9月，他考入私立上海美专高等师范科，列甲组，教务主任兼高师科主任为吕凤子，教师中有高剑父。
1939年，张书旂（右）在重庆中央大学与吴作人合影
郑博文： 在张书旂的画作中，可见西方绘画的影响。他不仅是位精研古法的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家，更是在时代潮流中，大胆汲取西方绘画养分，融汇中西，开创新风的画坛巨擘。您认为他的艺术渊源是怎样的？
舒建华：张书旂在上海美专学习3年，原初的职业目标是中学美术教师，而不是走职业画家之路。他受西画训练，学习非常刻苦，基础扎实。但他的个人爱好是中国花鸟画，所以在课外用力并访师学艺。恰好当时“海派”绘画的重要人物王一亭出任上海美专校董，张书旂向他请益，以师相称。当时吴昌硕如日中天，张书旂的美专同学和同乡吴茀之，与吴昌硕便有很密切的关系。
这时候，张书旂自己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决定，他偏离了流行的吴昌硕金石味、大写意画风，反而往回走，追溯到任伯年、朱梦庐、潘椒石的小写意花鸟。这路画风，从清初恽南田开始，到清代中叶的新罗山人，再至晚清任伯年，已经形成了非常系统的传承体系。张书旂于1921到1924年在上海求学期间自学花鸟画，有意避开了大写意，转向了小写意，尤其对任伯年下了极大的功夫，摸索适合自己的路子。他在1924年美专毕业后回金华母校教书，第二年出了自编的教材《书旂课牍》（石印本），可以看出他的画风已然是小写意路径。
1925年10月，他在上海《时世新报》分两期发表文章《国画源流》，这是他第一篇梳理中国绘画史的论文，文中从先秦文字的图案性讲起，到吴昌硕结束，立论基础是董其昌的画学“南北宗”之说。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学美术教师，张书旂在自己的艺术追求上是有长远规划的。
他在金华任教两年之后，于1926年转到福建厦门的集美学校任教。三年后，徐悲鸿和吕凤子就把他聘请到国立中央大学教书。到南京之后，他的花鸟画便很快成熟，正式登上了民国美术舞台，30年代便成为名家，至40年代而成大家。
1942年，张书旂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现场创作
郑博文： 可见除了画家的身份，张书旂先生也是著名的美术教育家，以其特有的教育方式，培养了艾中信、苏葆桢、岑学恭、周白云等大批艺术人才，作为教育家的张书旂，有哪些重要的艺术主张？
舒建华：1924年3月，上海《时世新报》副刊发表了他的《孔子的美术思想》一文，署名“张世忠”，这是他的第一篇美育文章。1926年，他赴厦门集美中学，继续从事美术教育，并于1928年开始编写《翎毛集》，意图纠正《芥子园画谱》“分门太备”之失，并于1929年在上海公开出版，此后又续编和修订。1929年，他与蒋兆和同时被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系）聘任为助教，并于1935年出任教授，直到1949年二度赴美为止，任教时间长达二十年。在此期间，受教育部委派，以外交护照赴美从事艺术展览和文宣的五年多时间，他也一直以国立中央大学教授身份在北美活动，并和学校及国内美术界联系紧密。在1943年初，他还特地请结束访美回国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带美术资料给国立中央大学师生。
张书旂先生没有系统阐述过艺术主张，综合他的创作、教学和艺谈，大略如下：
一、力求画家之画，力避文人画轻率、烂熟之流弊。强调画面的自足，不以诗文印辅助和补救。
二、强调写生和真实的兴发，成竹在胸，形神兼备。比如，1939年，中央大学艺术科招生，张书旂主持国画写生考试，他请学生到地里拔两棵小一点的蚕豆作为写生用具。
三、注重画面结构的奇绝生动和画面效果的鲜明妙丽，不拘旧法。他早年多用文人画家鄙弃的色宣、蜡笺、洒金纸，赴美后大量使用水彩纸和卡纸，结合水墨和多种洋彩，以画面效果为用力所在。
四、强调中西融合，提出“走海洋”的新美术观。他于1944年在美国用英文演讲时说：“不论东方、西方，绘画的目的是一样的，那就是重塑美。获得美的方法和方式，没有什么要紧。令人欣喜的是，目前的趋势似乎预示着东西方的结合。东方画家意识到多借鉴自然来为想象作补充的必要性，而西方画家开始比以前更注重在心里酝酿。”
1944年，张书旂在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与教务长斯图瓦特合影
郑博文： 张书旂与吴茀之、潘天寿、张振铎等人共同创办了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中重要的美术社团——白社。请您谈谈这段历史中，它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舒建华：白社是1932年9月在上海成立的，倡议人是潘天寿，诸闻韵任社长，初创会员加上张书旂、吴茀之、张振铎，三位都是浦江同乡，张振铎还是张书旂先生的族叔，后来加上朱屺瞻、诸乐三、姜丹书、潘韫华、郭沫文，共10人。白社的宗旨是以研究国画创作为主，兼涉书法、诗词题跋、金石篆刻、画论画史等。白社先后在上海、南京、杭州做展览，并精印画册。其成立前一个月，张书旂刚从国立中央大学的助教升为讲师，而且在上海金城工艺社出版了他的《花鸟集》，由于右任题写书名，吕凤子也题词称贺他的画开始自成面目，潘天寿贺题了两首绝句，有句：“照眼我明双眸子，不觉奇气沁心脾”“垂如崩石横画沙，腕底春深桃李花”。所以，加入白社，对张书旂来说，可谓“三喜临门”。张书旂在白社并不是主导人物。前面提到文人画“四绝”中的诗、书、印，并不是他心血所系，白社中的潘、二诸、吴、朱、姜等则对大写意和金石味有执着追求。在白社中，张书旂像只“黑羊”。然而，这种“和而不同”恰好也显示出白社的魅力。白社初创有五人，因“白”字有五笔，故以“白”为名。恰好张书旂开始在敷色用白上有所突破，作为自己风格探索的主要因素，很快便脱颖而出，在美术史上留下“*粉白**主义”的美誉。他的用白与白社的“白”刚好是历史的巧合。他与潘和吴的友谊堪比金石，于1947年归国后不久，潘天寿辞杭州国立艺专校长，力推他接任，也获得了教育部的认可，可惜他认为时局不稳，所以推辞不就。
1949年，张书旂在美国旧金山湾区与夫人及长子合影
郑博文： 1941年，张书旂作为文化交流使者远赴北美，宣传抗战，先后在美国、加拿大等国举办筹赈画展，传播中国艺术，后定居美国旧金山。请您谈一谈他的艺术中体现了怎样的家国情怀。
舒建华：与同时代的很多贤人志士一样，张书旂的卫国报国的情怀也是非常感人的。1940年11月初，罗斯福胜选连任第三任美国总统，在美学家宗白华和方东美的鼓励下，张书旂创作了著名的《百鸽图》作为私人贺礼，期盼罗斯福总统和美国能为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起更大的作用。这一创意通过文化委员会和教育部，迅速得到了国民政府最高层的支持，把《百鸽图》作为国礼，在圣诞节前夕举办盛大赠送仪式，并派张书旂于1941年赴美，开始“艺术外交”。他是4月29号坐飞机从重庆到香港的，在香港停留期间，他还应政论家和报人陈孝威的邀请，画了一幅《沧海雄鹰》送给英国首相丘吉尔。他于9月11号坐船前往美国，至10月4号抵达旧金山。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他直接卖画的收入就有四万多美金，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但全部寄回祖国，另外他还为美国抗战援华会间接募集了巨额的款项。他在北美巡展的前四年，几乎是马不停蹄，最忙的时候白天有两场活动，晚上一场，半夜赶车去另一个城市……旅途中只有孤身一人，没有助手和随从人员，每到一地，由当地志愿者们协助。长期的饮食不适应，为他后来罹患胃癌以致英年而逝埋下病根。他于1956年初进行了胃癌手术，次年复发并转移。当他知道生命最多还剩几个月时，决计与死神搏斗，奋力完成《翎毛集》画谱，将毕生心得传付后学。此作于1957年7月完成。他在绝笔自序中说：“遂置死生于度外，日夜编制，经三月之努力，总算草草完成，夙愿已偿，虽死无憾矣。分示范、应用两种，材料颇丰，或可供后学之一助。”他还嘱咐上海的亲友将他寄回的一些画作分赠北京、上海和杭州的博物馆，与同胞分享。这种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情怀，让人动容。
张书旂 三鸭图 纸本设色 107×61厘米 1940
郑博文： 张书旂先生旅美13年之久，他的这段生活经历是怎样的，这对他的艺术产生了哪些影响？
舒建华：与同时代绝大多数中国画家相比，张书旂的旅美（包括加拿大）13年（1941年10月至1946年12月，1949年3月至1957年8月）更是谱写人生的壮丽传奇。他的足迹所至，历加州、纽约州、夏威夷等共十七个州和华盛顿特区，遍及至少美国三十九个城市和加拿大五个主要城市——渥太华、多伦多、蒙特利尔、温哥华、维多利亚。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华盛顿艺术俱乐部、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巴尔的摩博物馆、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芝加哥美术馆、旧金山迪扬博物馆、波特兰艺术博物馆、西雅图艺术博物馆、斯坦福大学艺术博物馆、洛杉矶博物馆、桑塔巴巴拉博物馆、卡梅尔艺术馆、圣地亚哥博物馆，加拿大国家美术馆、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温哥华美术馆等举办画展，作品被各馆和私人广为收藏，文化交流成果丰硕。尤其是他的现场挥毫作画，速度之快捷、造型之准确、形象之生动，让观众叹为观止。相关经历不仅由翁万戈主持拍成彩*电影色**纪录片《妙笔生花》，在美国、加拿大各地放映，也由《生活》周刊彩页及《纽约时报》等数百家报纸杂志报道。应该说，他在北美的前期5年，因为风云际会，过得多彩多姿；后期8年，因为中美关系生变，他的人生比较低沉甚至落寞。
通过这13年的旅美经历与各界的深度交往，张书旂可谓遍览了北美的艺术博物馆，开阔了眼界。1944年，他在旧金山接受中央社电台采访时提出艺术家不走江湖而是要“走海洋”，这是一个非常大气的艺术观念，时至今天，仍有活力和意义。
张书旂 孔雀 纸本设色 137×69厘米 1947
张书旂在1941年出国之前，其作品已是风格鲜明了。旅美后，他在选用纸材和颜料上有所变化，从宣纸、色宣、墨彩切换为水彩纸和洋彩，他在晚年甚至开始尝试最新式的钛白颜料，而大量的现场演示，使用笔飞快成为习惯。与之前相比，作品的鲜亮爽利又到了一个新阶段。1946年最后一天，他回到上海，直到1949年3月9日从海上赴美，为时两年多。他的创作又切换回宣纸和墨彩。这种切换已经不是简单的回归。1947年9月，在汪亚尘的安排下，他在上海成都路470号中国画苑举办了有90幅新作的个展，美学家伍蠡甫在9月24日《申报》发表评论说：“著色者过半，率多不拘成法，匠心独运。良以美国近十年来，肆意收购欧洲古今名画，储藏之富，不亚法、意、比、英诸国。书旂兄居彼既久，朝夕观摩。别有会心，遂弗觉流露于纸上也。”
1947年至1948年，张书旂在国内创作时，用了一部分特制的色宣，但数量不多。他最常用的就是习见的宣纸，我看张书旂先生的日记，其画画的时间是充裕的，订件和送件都不少。在美国待了五年多，在西洋的环境里，迫不得已用洋纸，如今回到祖国，可以尽情用传统的纸材来创作，应该是很尽兴的。由于后来社会变动，也因为他的特别身份，很多画可能就破损或者消失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1949年3月24日，他再度抵美，定居旧金山湾区，此时离中国的政权鼎革只有一个月。1950年，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和中美关系的恶化，张书旂作品和艺术衍生品受欢迎的程度直线下降，甚至连他的居留身份也成了问题，一度成为美国司法部要遣返的对象。后经法律程序，直到1952年8月才取得永久居民身份。在时代的巨变中，他的绘画艺术和理念一直在拓展，他运笔酣畅、墨彩交融、造型精准、取神精妙，而且在用纸上从色宣延展到水彩纸和卡纸，画风成熟自在、多姿多彩，又开始系统总结花鸟画创作的规律和范式。
张书旂 白头鹰 卡纸设色 56×22厘米 1945
郑博文： 张书旂一生展览很多，个展66次，联展目前知道的至少有50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特别是在美国时，他对中国画的推广做了哪些工作，在对外交流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舒建华：1941年10月，他刚到旧金山，在中国领事馆举办了小型展览和现场演示，北加州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旧金山纪事报》就曾有记者报道说：“古老中国的艺术，通过它活的使者——中国现代花鸟画大师张书旂，娓娓道来。”在张书旂到来之前，美国和加拿大对于中国现代绘画的了解几乎为空白。1943年初，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办了中国近现代名家画展，同年6月28日，《纽约时报》艺术评论版有长篇评论，焦点便是张书旂与中国画家，并登了3张画作，其中有两张是张书旂的，但是意外的是，其中一幅画作放颠倒了。这说明在张书旂的那个时代，美国除了对中国的古董、古画有所了解之外，对中国现代绘画的了解还是一片空白。可见他在美国推广中国的艺术之艰辛和拓荒意义。抗战时来美艺展和宣传的中国画家有张善孖、王济远等，但影响最大的还是张书旂先生。
正是从张书旂开始，美国社会开始认识中国现代艺术和现代画家。1943年4月，在哈佛大学任教的赵元任先生，也请他在哈佛大学教授俱乐部举办了一场现场演示。张书旂画得飞快，比如三四十厘米见方的一张水彩纸上，他不到10分钟完成一幅花鸟画，令人目瞪口呆，其中有一位教授就把赵元任拉到一边，悄悄地问：“如果我现在也想学画，学到张教授这个程度大概需要多久？”赵元任先生向来是很幽默的，他故意大声地回答说“需要五千年”。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说明张书旂在美国巡回演示中所体现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技巧，而是表现了中国书写性绘画的传统，这一传统的精髓，通过张书旂淋漓尽致地显现了。
1943年4月25日，《波士顿环球报》发表了评论家菲尔波特的评论说：“我们美国的艺术家是有可能从张教授那里学到有价值的东西，如‘大自然中美的简洁’‘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教育了东方’，也就是说在东方的文化里面，中国的文化一直有非常大的先进和引导性，那么现在‘又正开始教育西方’。”这是这篇评论的点睛之笔，也说明了张书旂先生当时在美国创作巡展所产生的文化上的重大影响。
1944年2月，美西俄勒冈州的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他的个展，当地报纸《俄勒冈日报》在一篇社论里给予了高度赞扬：“当我们美国和中国同仇敌忾时，我们不仅是为了解救中国人民于日本人的恐怖威胁之下而战斗，不仅是为政治独立和个人的安全，我们还为了一个能够涌现像张书旂这样的顽强和可爱的人物的国家的权利而战斗。”
张书旂 牡丹小鸟 纸本设色 32×49.5厘米 20世纪50年代
郑博文： 1935年张先生给《艺风》杂志主编的书信中，表达了对宋元以来文人画传统的一些看法。是否相比于文人画主观的精神表现，他的作品更倾向于自然、唯美、抒情的艺术追求？
舒建华：是的。张书旂生于乱世，殁于冷战，他以唯美画家自命，认为描绘美是对抗人间丑恶和*力暴**的重要方式。在抗战爆发后，他承认同事同道们画漫画、宣传画的作用，但自己还是坚持用花鸟的纯美来表达心迹，认为和平鸽比飞机更有表现力。1941年5月1日，他在香港接受《时报周刊》采访时说：“我是唯美派的画家，我知道世间有一种永生之美；我们的抗战是锄去丑恶、谋取光明的伟举，只要表现美的，就与抗战的道理相吻合。”他对艺术和艺术家的独立看得很重。他回忆1940年12月23日《百鸽图》首展轰动后不久，应邀又在重庆的中苏友好协会举办画展，有关人士向他建议，希望他再画一幅《百鸽图》赠送斯大林，遭他婉拒，他说：“艺术是纯洁的人情产品，如果人家可以随便叫艺术工作者任意做人情，则未免太不尊重艺术了。”
张书旂 百鸽图 绢本设色 135×272厘米 1940
郑博文： 在艺术风格上，张书旂没有选择当时主流的大写意创作，算是走了小众路线，但在展览中却十分受欢迎。这一方面说明他艺术造诣很高，另一方面是否对当今艺术家的创作也有启发？不一定跟随潮流，坚持适合自己的风格更为重要？
舒建华：1944年8月21日，张书旂在旧金山的由孙中山创办的《少年中国晨报》上发文，谈他在北美艺展的感想，说：“人说‘走江湖’，我自己说‘走海洋’，两年前由太平洋边到大西洋边，去年又由大西洋边回到太平洋边，还不是走海洋吗？”这是我们理解张书旂艺术格局的一份重要文献。
他对元明以来盛行的文人画传统的态度，是有保留的，他一直认为文人画跟画家画是应该分开的，作为一个画家应该画“画家之画”，少去搞一些游戏笔墨之作。1935年，他在南京举办大型展览，广受赞扬，也遭到一些批评——认为他文人趣味不够，画上没有诗，经常只有穷款，甚至只写“书旂”两个字，觉得有一点俗，风雅不足……张书旂给《艺风》杂志主编孙福熙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是“有所为”而画，将来希望能够跟很多文人画的笔墨靠近一点。信里面还有一些门面上的话，张书旂说这个展览就表示他“致力于画”这个阶段结束了，以后要开始要把“文学、画理、画史及书法”融进他的画里边，希望能够“用力十年，或有进境，可追随艺坛诸先进”，能够成为一个文人画家。但是事实证明，张书旂先生之后依然故我，到了美国之后，他反而往这个画家之画的方向上走得更远了。在美国13年，他没有在一幅画上题过诗，且几乎所有的画都是穷款。
张书旂 单飞的芦雁 卡纸设色 104×77.5厘米 1954
郑博文： 张书旂的绘画技法高妙，用粉用色是他的一大亮点，他的学生艾中信说张先生的颜色碟经常不洗，而是混在一起用，绘出的作品却能干净明亮。除用色之外，用纸的变化也值得关注，对一些有色纸的运用在现今看来也不过时，张书旂绘画的新变是否也与他的技法有关？
舒建华：张书旂以画人为志业，倾注毕生心血于花鸟画，中西融合求新变，是他长期的艺术追求和美学理想。美学家宗白华，也是张书旂《百鸽图》创作的建议者之一。1940年底，《百鸽图》在嘉陵宾馆首展时，他去观展，并在重庆《扫荡报》（12月29日）发表了《色具五彩：读张书旂先生画后感》一文，他说：“我走进张书旂先生的预展，这一片的光彩，古代画家笔下力求‘墨具五彩’，张先生的技法显然是力求下笔能‘色具五彩’，就在一个色彩里内含浓淡深浅，明暗光影，显出画的形质、姿态、生命和神韵。观画展使我感到生命的乐观。”宗先生认为我们整个中国的绘画体系是以水墨画为主导，宋朝以来更是大宗。而彩色，在传统中就变成一种艳和俗的东西了。宗先生认为这是中国绘画的一个缺陷。他说：“随着中国一百多年来国运不振，文化创造力的衰退，瓷器艺术的没落，我们的色彩艺术也蒙上了一层暗淡的灰色。”宗先生认为张书旂以用白为最大特色的探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提出“色具五彩”的评价。
宗白华说张书旂用色大胆、特别，改变了中国文人画“墨分五色”的固定模式，达到了“色具五彩”新的状态，把中国绘画的生命力和表现力又推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个论点其实跟张大千到敦煌发掘五代以前的中国绘画传统，寻找更健朗、饱满和明亮的艺术表现力是一致的。张大千认为，宋以来画家之画的衰落跟中国人生命力的减弱是同步的，其中要项就是色彩的感受力，这也是张大千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肆力泼墨泼彩的主要源动力。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张书旂先生因为英年而逝，没有机会把泼彩跟他的花鸟画结合起来。换言之，如果天能假年，他能多活一二十年，等到张大千60年代末从南美移居北加州，旧友倾盖如故，优游相从切磋，我想张书旂先生应该能在泼彩花鸟画上有大作为。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
张书旂 寒林流水 纸本设色 42×58厘米 1957
郑博文： 20世纪是花鸟画大家辈出的时代，诸如齐白石、潘天寿等。与同时代的其他花鸟画大家相比，您认为张书旂先生有哪些更重要的艺术特色、成就与学术价值？
舒建华：张书旂先生是公认的继任伯年之后的小写意花鸟画一代宗师。他和任伯年一样，皆未得上寿，不到六十而终。张书旂最后的16年，除了短暂回国两年以外，都身居海外，因为历史的原因，他在海外的生活和创作都不太为人所知，直到他去世半个多世纪之后，才开始逐渐有所好转。与同时代的花鸟画大家如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王雪涛、陆抑非、沈耀初、赵少昂等相比，张书旂因为时代的风云际会和“走海洋”的经历，有了与众不同的特色、成就和价值。他打通了花鸟画中书写性和描绘性的隔阂，以爽利松快的造型设色能力震惊了西方世界，同时，他又极大地丰富了花鸟画的用色，在色调的跨文化的融合、混合色的综合表现力，尤其是在白色的纯美探索上，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能代表现代中国绘画与同时代国际性大师莫兰迪（1890—1964）、藤田嗣治（1886—1968）等对话。中国花鸟画要往前走和往外走，张书旂先生为我们留下了厚重的遗产和深刻的启示。（本文由笔谈及录音整理，经舒建华审阅）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