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第3266篇原创首发文章 字数 3k+ ·
·熊晓杰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一直想找一个机会，写写武汉印象。
4月8日，武汉解除离汉通道管控措施，被按下长达76天的“暂停键”后，正式重启。每个武汉人都在重现活力与生机。我的眼前也出现了无数和武汉相关的场景。
我是一个六零后，第一故乡是湖北鄂州。但在大学毕业移居广州之前，武汉更像是我人生的雕刻师。
我妈妈是老武汉。因她的原因，我的童年很多时间都是在武汉度过的。
大多数的情形是，放下行李，打过招呼，我就去外面逛。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江汉路上的一个邮局。它旁边是亨德利钟表店。斜对面是一间新华书店和四季美汤包，另一侧的斜对面是蔡林记热干面馆。印象中附近还有一堵经常用来张贴各种标语的墙，以及水塔之类的建筑。
那个邮局真是我人生的启蒙地。我每天都会流连在那，买当天的报纸，羡慕货架上不断更新的杂志。
| 我的武汉童年印象
有一年春节，几位表哥分别给我买了一堆书，其中包括高尔基的人间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以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一直记得当初如饥似渴和豁然开朗的感受。
9岁那年，母亲到武昌水果湖医院住院，10岁那年父亲也到同一医院住院。我待在武汉的时间便更多了。父亲住院时，我每天一个人来往于武昌和汉口之间，坐公交、轮渡，看着这座城市的热闹和鲜活，想着自己无法排解的心事。
没几个月父亲就去世了。我至今还记得在离开洪山殡仪馆的路上，我放声大哭的情景。
武汉，让一个不到十岁的少年，过早地体验了生离死别。
有一次去武汉，因为搭便车的原因，我和妈妈被中途放下。我们坐在华中工学院（注：现为华中科技大学）门口的一个小卖部前等公交车。那天的场景极大地影响了我的人生态度。我看到大学生们在巨大的校门下进进出出，一个个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样子，内心升腾起强烈的愿景，未来我一定要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 很多人说，疫后一定要到武大去看樱花
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智商和拼搏精神中等的人，惟一比同龄人有优势的地方在于我很早就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接触到了报纸、杂志，看到了高尔基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人生，看到了大武汉的繁华和广阔。
武汉，让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看到了未来和希望。
然后是桂子山上的四年大学生活。
四年中，我收获了爱情；强健了身体；学会了吉他；考上了新闻专业研究生。
新闻专业课考试时，我驾轻就熟，一挥而就。从少年时就开始积累的媒体认知和广泛阅读给了我信心和能量。提前交卷的时候，我就断定，我是属于为新闻而生的人。
武汉，让一个少年长大成了青年。
客居广州几十年，每次回武汉，都迫不急待要找一碗热干面，以慰乡愁；我也一直渴望能再吃到一碗当年在花楼街过早（注：吃早餐的意思）的正宗的糊汤粉；每次看足球，我还是会把湖北队（武汉队）当作我的主队。
每次在人群中听到熟悉而又陌生的武汉话，都会不由自主地张望一下。每一次看到有人写到武汉，我总会认真地驻读。
在武汉待了那么长时间，武汉基本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我对它的气质和民风颇有体会。
武汉是中国著名的“火炉”之一。加之那个年代没有供暖和空调设备，所以夏天酷热，冬天酷冷。我们上大学那会，不仅没有空调，绝大部分人也没有电扇。有些学生甚至都没有凉席。早上起床，床上往往留下一个人形的汗渍。冬天要去很远的开水房打开水，洗衣、洗碗时，手刺骨的寒。那个时候，武汉的冬天也是银装素裹的北国风光。屋檐下挂着冰棱，小孩们在大街小巷上边走边摔，大人们吃力地在没膝的雪地里跋涉。
这种极端环境下生存的人群，意志一定是坚韧的。所以封城这么大的艰难困苦，武汉人咬着牙扛了下来。
| 热干面是武汉文化的标签
武汉人嗜辣，无辣不欢。不怕辣、辣不怕、怕不辣这些标签里，武汉肯定算一个。吃辣椒、住火炉，加上人口密度高（很多地方大家共用灶台，共用水龙头，基本没有私人空间），武汉人的性情难免激烈。1987年我到广州后，感觉对比更加明显。在武汉，很小一点的事可能会引发一场语言冲撞。这种水土和性格带来的好处是武汉三镇从来都不缺英勇、仗义之士。
1989年刚当记者那会，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叫《扒风肆虐广州》。写的是当时的广州，扒风盛行。更不可理解的是，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场里，扒手在众目睽睽之下明目张胆地用刀片和镊子偷窃，除了被偷人之外，大家都熟视无睹。我当时就想，这要是在武汉，这小偷早就被见义勇为之士揍扁了。
钟南山先生说，武汉是个英雄的城市。“二七大*工罢**”、辛亥革命出现在武汉，绝非偶然。首义枪声，不就是起源于一场“口角”吗？血气方刚，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有情有义，都是武汉人特有的标签。疫情期间，看到了许多医务人员和志愿者冒着风险迎难而上。这像武汉人的性格。
武汉人又是乐观的。疫情期间网络上流传的武汉人对着对面楼喊话的视频，即便是演绎的，也是源于生活的。这就是武汉人的天性。武汉是一个很具幽默感的城市。武汉人聊天，自带脱口秀的气质，加上九省通衢和码头文化，这里的人说话有一股与生俱来的欢乐感和松驰感。
乐观感带来的人生态度就是随遇而安。我在武汉有不少亲戚朋友，他们对于经商发财，并没有强烈的冲动。热干面所带来的不仅是舌尖上的快感，也是一种平民化生活态度的熏陶。
| 武汉是一个很英雄的城市
作为一个曾经的财经记者，我一直关注武汉的发展。有个问题我一直很困惑，那就是为什么湖北很难形成自己体系性的东西。比如八大菜系就没有鄂菜，比如中国有公认的粤商、晋商、徽商、浙商，但似乎没有鄂商和楚商的说法（湖北人自己说的不算）。甚至与潮汕企业家群体相比较，湖北商人也没有被大家所认同的统一标签。
湖北在全国拎得出来的知名企业家不多。在湖北发展的本地企业家，如黄立、阎志、吴少勋、周鹏、杨红春等，要么是企业品牌远盖过个人品牌，要么影响力主要还在湖北境内。在全国能被记得的名字，也就陈东升、雷军、周鸿祎、何小鹏、陆风等人，这些企业家中真正出自武汉的更加凤毛麟角。他们大多来自黄石（何小鹏、吴少勋）、黄冈（阎志、周鸿祎）、仙桃（雷军、陆风）、天门（陈东升）等三、四线城市。
武汉为什么诞生不了大企业家？
武汉的历史、文化底蕴是全国很多城市难以望其项背的。解放前的武汉，是一个与上海可以掰掰手腕的大码头；
计划经济时代，武汉是新中国重工业中心，布局齐全，基础深厚；
武汉又是一个大学城。高校数量全国第一。
这些优势，都未能为武汉贡献足够多的企业家。也许，主要归因于武汉人骨子里的优越感和乐天安命的性格。
武汉一直是个码头，九省通衢，占尽地利之便。各地谋生求财的人络绎不绝，为武汉带来了繁荣，但本地经商的人并不多。尤其从事实业的更少。
| 九省通衢的武汉是一个大码头
民国时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认为：“如汉口之大商业地，其有力之商人，大概为广东、宁波人，而湖北之土人，却不过营小规模之商业，工业颇幼稚。”
清末张之洞也认为，“汉口之商，外省人多，本省人少”。
武汉周边的人则不一样。他们与武汉的距离大概只有一两小时的车程，但心理距离却很大。在湖北，可以说只有一个“城市”，其他“城市”都可以称为“乡下”。这种差距最容易让人感受刺激和引发奋进。一如当年我在武汉的心路历程。武汉更像是一座灯塔，点亮了无数年轻人的梦想。它也以自己的海纳百川，孕育了大江南北在这里求学、打拼的人们。
我大学睡在上铺的兄弟是一位黄石人。大学毕业后，学俄语专业的他被分配到黄石一所中学当政治老师。穷则思变，他先是去俄罗斯做生意，挣到第一桶金后回到武汉做图书零售。他的湖北“三新文化”现在是全国图书馆供给领域的“隐形冠军”。
| 八十年代我的精神故乡：华中师范大学
疫情期间，我们从各种信源看到了武汉的惨烈和悲壮。所幸的是，我的亲戚朋友没有受到病魔的直接侵扰。这让我对疫情的实际情况有了较为中肯的认识。武汉很惨烈，但武汉不仅仅只有惨烈。通过这个疫情，武汉给大家留下的远远不止牺牲、灾难那么简单。
在前不久的一次线上直播中，有武汉的文旅界朋友咨询我关于武汉疫后重建的思路。除了正常的、其他地区都会采取的常规措施外，我觉得武汉需要将疫情的负资产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正能量。
疫情让武汉两个月内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大家关注武汉、心疼武汉、感激武汉。这些情绪后面是巨大的消费潜能。如何有效地引导这些能量，如何将“灾害”转化为纪念受难者和警醒世人的特殊旅游动机，这值得相关部门思考。
而这当然需要勇气和魄力。包括我们为什么不能有一座抗疫英雄的纪念碑？不要浪费了钟南山先生为武汉贡献的品牌资产——“英雄的城市”！英雄的城市需要丰碑。丰碑传递的是城市性格和精神，也是城市品牌建设的一部分。1954年由毛*东泽**亲笔题词的武汉防汛纪念碑就一直是武汉的地标。
| 建于1954年的防汛纪念碑是武汉的地标
这些代表着武汉英雄气质的载体将与武大的樱花、华师的桂花，黄鹤楼、归元寺、东湖、磨山、首义广场一样，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探访的吸引物。
这些年，武汉在城市形象塑造的传播声量和品牌影响力上，不仅与北上广深，即便与原来的同一阵营的成都、西安、杭州、重庆等也有了差距。
疫后重建的武汉，不仅需要武汉老百姓的坚韧和奉献，更需要主政者的开阔视野和大胆创新。
我希望有一天武汉能够再次成为我“仰望”的城市，如同我少年时代的感受一样。即便我已阅尽繁华，那个曾经塑造过我的、不服周（注：湖北话，不服气不甘心）的武汉仍然能让人感到由衷的自豪。
-
作者为“时代文旅”创始人及首席战略顾问。
「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 活动来源：“我们在一起”2020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全球招贴设计公益征集活动 」
投稿、内容合作、招聘简历：friends@chinamoment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