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燚
一个聚集众多音乐学家的微信群近期掀起波澜：几位名宿认为音乐学者不该顾左右而言他，“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音乐”（杜亚雄），“音乐学界不能‘数典忘宗’”（蒲亨建），“不谈音乐不是音乐学家”（杨善武）；群中的被针对者则转来《反本质主义》和《跨学科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路径》两篇文章为自己辩护……其实私底下学界对“音乐学不关注音乐”或“音乐学只关注音乐”的褒贬更多，只是不像这次半公开并且有着明确针对的个人。
非砥砺无以前行，有针对是好事，期待接下来的讨论更热烈更公开。笔者则想再加一块“磨刀石”：当前中国音乐学的要害问题到底是什么？可能既非“不关注音乐”也非“只关注音乐”。
因为中国音乐学面临的困境远不止于此，更有21世纪以来席卷全球的“文科危机”。哈佛大学2013年曾接连发布三份人文学科调研报告，引起全美教育界“文科危机”大讨论。长期研究俄罗斯文学的米·爱普施坦断言，“人文科学危机的问题是今天高等教育体系里讨论最多的问题”。具有类似感受的学者还可以列出很长的名单。
为什么会出现“文科危机”？因为文科不像理工科尤其是工科那样具有鲜明的实践色彩，很容易陷入“内卷化”成为单纯的“知识逻辑”或异化的“论文逻辑”的产物。也就是说，文科虽然属于服务行业但服务意识越来越差，与活生生的人渐行渐远，本应践行的“文化天下”人文精神无影无踪。即便是学者的社会调查，也多是旁人无从置喙的偏远“孤垒”以利于发表，同样未必有多少人文精神。如此一来，1999年以来我国迅速扩张的高等教育和财政投入虽让文科学者的规模和生活水平都在上升，但依然能够切身感受到：聪明、踏实的学生大多从事理工或经管学科的学习，留给人文学科的学生数量虽没有明显减少，质量却在急剧降低。
再看音乐学，即便并非“只关注音乐”而大量使用文化学、社会学等方法，依然和文化服务、社会服务无关，也跟音乐服务无关；即便关注了音乐，也在音乐服务、音乐传播方面见效甚微。所以必须看到，当前世界整体上已经进入“知识冗余”的时代，知识的重要性已让位于传播。正如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创办者巴鲁迪（William Baroody）所言：“让你的信息正确很容易，但真正的考验是散播你的信息。”现今知识生产也和物质生产一样全面过剩，每个人眼前的信息都严重超载，知识最重要的不是生产，而是突围。人文学术具有对历史与现实的洞察力、对未来的预判力，以及通过规划、组织来促成实践的行动力。它激发人们对*善美真**的兴趣、追求并加以实现，对假恶丑的认知、唾弃以及反抗；它探索精神的可能性，对人们的现实生活有所启迪，人们因之有所悟有所得，生命质量有所提升；它帮助人们更丰富和更深刻地感受到生命之美，帮助人文实践真正发挥应有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然而，如果学术缺少传播一环，以上承诺都是坑骗。
加上传播一环就够了吗？并不是。整体来说，音乐学者以及更重要的音乐学科建设需要从“学科逻辑”转道“社会逻辑”和“服务逻辑”。社会和服务要求我们不再“螺狮壳里做道场”，而是面向真实的、滚滚向前的人类生活。音乐学应为“音乐服务”服务，音乐服务应该为人类生活“赋能”，赋能得以实现则要打通“原理发现-社会产品-传播推广-使用反馈”的完整回路。但现在只有“事实说明”——多数还是没有机会通过实践证明的“事实说明”，连“原理发现”都谈不上。学术从现象的纯粹性出发无可厚非，但拉了一些资料和理论名词后又止于现象的纯粹性则其缪大矣。赋能亟需关注知识应用的语境——需要什么（实然与应然）、需要多少、何时需要、何地需要、如何获取，而这些在回路中方能找到。知识如果无法持续在回路中接受检验并加以校正，虽历经数十年却未见兑现的所谓“无用之大用”还将被无限延期，可见的“小用”也将堕入不堪：“高级别学术期刊”《求索》原主编乌东峰受贿过亿案、*京大南**学“青年长江学者”梁莹事件等并非偶发。
学者做一些自己喜欢的学术行不行？当然行，并且应该支持，前提是踏踏实实、不拿公帑，即钱锺书所言的“荒江野老屋中两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占着公共资源、拿着纳税人的脂膏却反过来指责民众素质差所以接受不了自己的高大上理论，这说不去。这样的文科或者音乐学如果不出现危机，情何以堪？天理何在？市场规律何存？
问题问完，好像自己更高明似的。其实根本不是。这不过是莫名的焦虑，不仅惹别人烦，连自己都讨厌自己。一方面既嫌音乐界不理学术，一方面又不满音乐学界太学术；一方面既嫌社会不接受学院派音乐，一方面又不满学院派只有学院派音乐……前路迷茫，大脑混乱，好在心安。少时看动画片《聪明的一休》，一休哥的那句话依然动我：“那天下的人，我要为你们而活。”那么，换成“音乐要为天下的人响起”或者“音乐学要为天下人而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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