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隐龙
在清朝，规模最大的御宴莫过于千叟宴。所谓千叟宴，指的是康熙、乾隆两朝专门针对耆老的赐宴，其中尤以嘉庆元年于宁寿宫举办的规模为鼎盛，入席及受邀而未能入席者达八千人之多，被称为“恩隆礼洽，为万古未有之举”。
千叟宴的举办是清朝尊老制度的典型体现。众多耆老千里迢迢前往紫禁城参与御宴，所获得的皇恩浩荡不仅仅及于盘中的美食，更有宴后的丰富赏赐。据《清稗类钞》载，乾隆五十年的千叟宴，“预宴者三千九百余人，各赐鸠杖”；而嘉庆元年的千叟宴赏赐更丰，参宴者三千人及未入座五千人，均得到了“诗章、如意、鸠杖、文绮、银牌等物有差”——如此讲“排场”的赏赐固然体现了强盛的国力，但有清一朝仅在康乾盛世举办了四次千叟宴，由此也可以看见清朝皇帝为体现其尊老决心所花费的代价了。
《千叟宴图》清·汪承霈绘
在千叟宴的赏赐清单中，有一件器物殊为别致：鸠杖。顾名思义，鸠杖是指杖首刻有鸠鸟的手杖。年长者行走不便，赐杖非常正常，但鸠的典故源于何处呢？《太平御览》中引应劭的《风俗通》说道：“俗说高祖（刘邦）与项羽战，败于京索，遁藂薄中，羽追求之，时鸠正鸣其上，追者以鸟在，无人，遂得脱。后及即位，异此鸟，故作鸠杖以赐老者。”
这个典故极具传奇色彩，与清朝开国君主被乌鸦所救因而奉之为神鸟的故事亦有几分相似。《风俗通》指出了鸠的神性，却没有解释为为什么刘邦要将鸠刻于杖上并赐给老者。不过，在东汉学者应劭所处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关于鸠杖的民间传说，可以推断出以鸠杖为老者祝寿的习俗源远流长。是什么原因让鸠、杖与老者联系到了一起，并形成了一直被清朝统治者所继承的习俗呢？鸠杖背后，又有着怎样历史底蕴与传承呢？
这个故事，要比《风俗通》里那个真伪难辨的传说更加古老。
战国错金银嵌松石鸠杖
从“鹰化为鸠”到三老五更
关于鸠，早在《周礼·夏官·罗氏》中便有记载：“中春，罗春鸟，献鸠以养国老，行羽物。”东汉郑玄在注更进一步解释了鸠与养老之间的关系：“是时鹰化为鸠，鸠与春鸟，变旧为新，宜以养老，助生气。”
“鹰化为鸠”是惊蛰的第三候，自然界中鹰与鸠一隐一现，正合郑玄所说的“变旧为新”，于是又引申出了养老的含义。除了郑玄的解释外，《后汉书·礼仪志》中提到了另一种说法：“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这两种解释孰对熟错已无法判定——又或许它们都是后人的臆测，但这种矛盾本身就证明了鸠宜养老的习俗古已有之，绝非源于刘邦“异此鸟”的情感因素。
杖同样很早就与老者相联系，《礼记》中有不少相关记载，如《礼记·月令》中有“是月（仲秋之月）也，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礼记·曲礼上》有“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等。
三候，鹰化为鸠
“几杖”即坐几与手杖。既然杖是君主赐予老者的特殊礼遇，而鸠又有着“宜以养老”的文化意蕴，那将鸠刻于杖上的作法就不足为奇了。与清朝千叟宴后皇帝赏赐的鸠杖相比，《礼记》中出现了“必赐”“必操”的字样，说明在当时赐鸠杖不是偶然为之，而是一种制度，这就要提到中国自三代以降的尊老传统了。
早期农业社会的农具较为简单, 耕作方式也较为稳定，知识积累在这种循环往复式的生活中极为重要，因而具备丰富经验的老者便天然受到尊敬——郑玄所谓的“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民间流传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等谚语，背后都有这一传统观念的留存。
据《礼记·文王世子》所载，周朝已经建立了“三老五更”制度，郑玄注为：“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养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从中可以看周天子设立的“三老”“五更”只能由致仕（退休）的老者担任，周朝借此举以示孝悌之义，其中大有道德教化的成分。
礼记
与“必赐之几杖”这一荣誉相应，《礼记》各篇中还列举了数种实质性的尊老制度，如：“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九十使人受”中区分不同年龄段规定老者了权利；“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与之揖让，而后及爵者” 规定了年长官员的政务优待；“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更规定了老者的司法豁免权。
《礼记》所载并非孤例，《仪礼·乡饮酒礼》中详细记载了不同年龄段老者所应享有的礼仪；《周礼·秋官司寇》中同样有“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的规定，老者在先秦时期自制度层面所受的优待由此可见一斑。这些古老的制度与习俗随着汉朝的建立，步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尊老高峰。
乡饮酒礼
汉朝王杖制度的起与落
尊老制度的第一个高峰出现在汉朝，有其历史的惯性。秦朝尚法家，政令以苛刻称著，其二世而亡的短暂历史给后继的汉朝敲响了警钟。贾谊在《过秦论》中认为秦亡于“仁义不施”，这大致能代表汉初士大夫的总体看法。
为避免重蹈秦之覆辙，汉朝最终选择了相对柔和宽松的政策，“以孝治天下”成了这一倾向的代表。秦朝所崇尚的法家思想有较强的利己主义色彩，由此造成了十分严峻养老及社会问题，在这一层面，汉朝大力提倡“老有所养”的尊老思潮，无疑对尽快秦末乱世起到了积极意义。
汉朝养老制度滥觞于汉高祖二年初刘邦于巴蜀、关中地区颁布的诏令。据《汉书·高帝纪上》所载：“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后汉书·百官志五》对三老之职的描述更为明确：“三老掌教化，凡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
刘邦
以上的“三老”明显远承自先秦的“三老五更”制度。“三老”“五更”只局限于致仕的官员，汉朝的三老也局限于“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的杰出老者，故刘邦所颁诏令远远称不上佛光普照——这一层面的尊老政策直到汉文帝刘恒时期才真正出现。
刘恒所定的尊老制度，均通过令发布。《汉书·文帝纪》详细记载这几份令的前因后果：“‘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又曰：‘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有司请令县道，年八十以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疋，絮三斤。赐物及当禀粥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这几道令不仅将尊老养老的范围拓展到所有“年八十以上”、“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之外的老者，同时也明确细化了尊老养老的措施。背后的原因或许有多种，但刘恒借此“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的意图已经非常明确。
王杖十简
汉朝后继君主承袭这一思想，如汉武帝刘彻遣使巡行天下，“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鳏寡孤独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二石。有冤失职，使者以闻，县乡即赐，毋赘聚”——刘彻当国以雄才大略、好大喜功著名，其治国之策中尚有这般宽柔的一面，背后不然看出汉朝“以孝治天下”的传统。
在这样愈加浓烈的尊老氛围下，鸠杖终于在制度层面登上历史舞台。本始二年，汉宣帝刘询实行王杖制度，王杖的形制正是鸠杖：“高年赐王杖，上有鸠，使百姓望见之，比于节。”汉朝官员出行持节为凭，王杖能“比于节”，几乎意味着王杖的持有者仅凭年长便有了半个官员的地位。东汉时期，王杖制度进一步细化。《后汉书·礼仪中》记载：“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王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
从制度层面来看，“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并没有身份地位的限制，但实际是否能推行到所有老者，尚难判定。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经过汉朝的王杖制度，鸠、杖与老者的联系从文化层面正式上升到制度层面，这种升华最终又将让三者之间的文化联系更为紧密。
高年赐王杖，上有鸠
清朝极大成的尊老制度
汉朝之后，王杖制度消退，偶有赐杖之举，但与汉朝对鸠杖的热衷已不可同日而语。西晋初期，曹魏遣臣王祥致仕后，晋武帝司马炎下了一道颇具古意的诏：“古之致仕，不事王侯，今虽以国公留居京邑，不宜复苦以朝请。其赐几杖，不朝，大事皆谘之。”诏中之意，与《礼记·祭义》中的“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一脉相承。
随着朝代更迭，鸠杖渐渐从庙堂的话语体系中淡出，转而回归至文化层面，如宋朝诗词中“身安不用扶鸠杖，骨贵从知应虎头”“鸠杖庞眉鹤发仙，诗中有史笔如椽”“斯辰聊用祝龟龄，他年端合扶鸠杖”等句，鸠杖依然对应着老者，却没有了昔日王杖的威风。明清两朝设虚职“寿官”，但受赐的老者并未被授予鸠杖，而是以冠带代之。
那是不是鸠杖从此便在朝堂之中消失了呢？将视线回转至千叟宴的赏赐清单便能得到答案。而清朝所“复兴“的不仅仅的鸠杖，更带来了中国尊老制度的第二个高峰。
钦赐寿官
作为征服王朝，清朝统治者几乎自始就制定了极为优渥的尊老制度，顺治帝限位时就曾下诏：“军民年七十以上者，许一丁侍养，免其杂派差役；八十以上者给与绢一匹、帛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十以上者倍之。”这份诏书从形式上有着明显的汉族传统色彩，但在力度上则有明显加强——针对七十以上老者的优待无分官民，而且随着耆老年龄的增加而赏赐愈多，这一点纵然如“以孝治天下”的汉朝也未曾做到。
在尊老氛围如此浓烈的背景下，清朝重新拾回鸠杖这一尊老器物就不足为奇了。不过鸠杖在清朝花样繁多的尊老赏赐中远算不上突出，宫廷的千叟宴、民间的百岁人瑞坊，都更具清朝特色——对于受赐者来说，也更“实惠”。
百岁人瑞坊
这其中，千叟宴虽然规模庞大，但未成定制，乾隆之后但划上了休止符；而普罗大众的百岁人瑞坊背后则是一套完整的尊老制度。清朝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记载：“定例：凡寿民、寿妇年登百岁者，由本省督抚题请恩赏，奉旨给扁建坊，以昭人瑞。”这里的“人瑞”特指年过百岁者。与百岁人瑞坊相应的是三十两建坊银，而且建坊银还会随着老者年岁的增长而翻倍。据《清会典事例》所载，雍正四年出现了一个名叫萧俊德的118岁寿民，于是朝廷又明确“年至一百一十岁加一倍赏赐；至一百二十岁者，加两倍赏赐；更有多得寿算者，按其寿算加增, 著为定例”，老者在清朝所受的尊荣，可谓前无古人。
雍正年间，朝廷命“州县有司择老农之勤劳俭朴, 身无过举者, 岁举一人, 给以八品顶戴荣身, 以示鼓励”；乾隆帝八旬寿辰时各省奏请加恩耆老，其中一位一百六十六岁的老寿星更易直接赏六品顶戴。明朝虽有“寿官”，但有明一朝仅授过十九次，获衔者不过数百人，远不能与清朝的“大气”相比。鸠杖虽然文化意蕴丰富，但在这样一套复杂的尊老制度下，也显得有些平凡了。
清朝养老牌
结语
从“三老五更”制度到王杖制度再到清朝林林总总的尊老制度，在中国数千年的尊老制度中，鸠杖的确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它背后有沉淀了数千年的“变旧为新”的典故，曾在汉朝被奉为圭臬，又在千叟宴中“泯然众器”的“平凡”。不过，这样的起起落落，也正让鸠杖更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