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习惯称道《*瓶金**梅词话》是明代的百科全书,而箸筷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永远离不开的吃饭家伙,金学家梅节重校本《*瓶金**梅词话》中出现的四个“筷”字,实属讹误。
箸筷,在梅节重校本《*瓶金**梅词话》(以下简称为“重校本”)中通称“筯”,唯独在第十二回、第六十二回、第六十七回、第九十四回中称为“筷”,分别如下:
这个抢风膀臂,如经年未见酒和肴;那个连三筷子,成岁不逢筵与席。
然后拿上李瓶儿粥来,一碟十香甜酱瓜茄,一碟蒸的黄霜霜乳饼,两盏粳米粥,一双小牙筷。
西门庆吩咐来安儿再取一盏粥,一双筷儿,请你姐夫来吃粥。
那海棠走到厨下,用心用意,熬了一小锅粳小米浓浓的粥儿,定了四碟小菜儿,用瓯儿盛着,象牙筷儿,热烘烘拿到房中。
上面先后出现“三筷子”“一双小牙筷”“一双筷儿”“象牙筷儿”。

《*瓶金**梅词话》(梅节校订)
箸筷的名称经历了“挟—箸—箸或筯—快—筷”的演变历史。人们往往认为,从明*开代**始,船民和渔夫称“箸”或“筯”为“快”。
现存二十卷《*瓶金**梅》(以下简称为“二十卷本”),产生于明代崇祯初年。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新刻绣像批评*瓶金**梅》(以下简称为“东大本”),为崇祯本。
实际上,东大本翻刻二十卷本,两者均称“箸”或“筯”为“快”,它们分别对应重校本第十二回、第六十二回、第六十七回、第九十四回如下:
这个抢风膀臂,如经年未见酒和肴;那个连三快子,成岁不逢筵与席。
然后拿上李瓶儿粥来,一碟十香甜酱瓜茄,一碟蒸的黄霜霜乳饼,两盏粳米粥,一双小牙快。
西门庆分付来安儿再取一盏粥,一双快儿,请姐夫来吃粥。
那海棠走到厨下,用心用意熬了一小锅粳米浓浓的粥儿,定了四碟小菜儿,用瓯儿盛着,热烘烘拏到房中。
重校本前三者中,除将东大本和二十卷本中的“分付”改为“吩咐”,“拏”改为“拿”外,还一律将“快”改为“筷”。
重校本第九十四回“象牙筷儿”则不收录于东大本和二十卷本中,类似的增添食用工具“筯”的语句在重校本中也较为多见。
重校本改“快”字为“筷”字,或增添一处“象牙筷儿”的说法,虽然通俗易懂,不料却弄巧成拙,有悖于明代的语言习俗。呼“箸”为“快子”,明清人都有确切记载。
明人李豫亨撰《推篷寤语》,据明代隆庆五年(1571)李氏思敬堂刻本,其卷七《订疑篇》云:
有讳恶字而呼为美字者,如“伞”讳“散”呼为“聚立”,“箸”讳“滞”呼为“快子”,“灶”讳“躁”呼为“欢喜”之类。今因流传之久,至有士夫间亦呼“箸”为“快子”者,忘其始也。
呼“箸”为“快子”,从民间开始,流传已久,后来士大夫之间也这么说开了。

《推篷寤语》
清人赵翼辑《陔余丛考》,据清代乾隆五十五年(1790)湛贻堂刻本,其卷四十三云:
呼“箸”为“快”。俗呼“箸”为“快子”。陆容《菽园杂记》谓,起于吴中,凡舟行讳“住”、讳“翻”,故呼“箸”为“快子”,“幡布”为“抺布”也。今北方人呼“幡布”为“转布”,则又因“翻”字而“转”耳。
赵翼引用明人陆容《菽园杂记》,介绍呼“箸”为“快”的缘由和使用地域,表明这一特定称呼与舟行有很大关系,船户经行之处,就逐渐扩大了其影响。
《*瓶金**梅》原本是“说话”,是明朝嘉靖、隆庆、万历百余年间流行于运河区的新兴大众消费性说唱文学。因而,在《*瓶金**梅》中,称“箸”或“筯”为“快”也就很自然的了。
在二十卷本和东大本中,称“箸”或“筯”为“快”,除了前述对应重校本的第十二回、第六十二回、第六十七回外,还有一处,分别在二十卷本的卷十一中,在东大本的第五十三回中:
伯爵道:“小弟在宅里,快子也不知吃了多少下去,今日一杯水酒,当的甚么?”
上述句子,重校本未收。这样,东大本和二十卷本称“箸”或“筯”为“快”,一共出现了四处。
清代罕称“箸”或“筯”为“筷”的。如清人常琬修、清人焦以敬等纂《(乾隆)金山县志》,据清乾隆刊民国重印本,其卷十七云:
有讳恶字而呼为美字者,如“伞”讳“散”呼为“聚立”,“箸”讳“滞”呼为“快子”之类。
由于忌讳的原因,明代以来有称“箸”或“筯”为“快”的语言习俗。如今,人们多用“筷子”代“快子”,但是通称“筷子”则要到20世纪上半叶。
而在地方志中,最早使用“筷子”一词的,可能出现在清代乾隆年间,如乾隆十三年(1748)刻本《(乾隆)商南县志》卷三中出现“筷子滩”,乾隆二十四年(1759)刻本《(乾隆)黄冈县志》卷二中出现“筷子巷”,因此,“筷”的出现应该比这些要早,也许在康熙年间。
清人段玉裁在《韵经楼集·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中这样说过:
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是非最难。定是非之难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
金学家梅节兀兀穷年,其重校本沾溉学界,已被大众所认可,但校书何其艰难,重校本径改“快”字为“筷”字,虽然易于今人观阅,但却有悖于明代中叶的箸筷语言习俗。
明代出现的奇书《*瓶金**梅词话》是秽书,是淫书,一点不假,酒色财气充斥其间,但是这部世情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明代中叶的社会生活,涉及箸筷有六十余处,其箸筷习俗值得我们去爬梳。

本文作者 戴建国 教授
文章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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