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金石碑帖漫谈之三】
上两次我们谈了金石和碑刻的一些基本概念，今天谈谈帖。
我们学习书法，一定会说到“碑帖”。什么是碑帖？启功先生说：“古代铭功记事的石刻（包括墓志题名等）称为碑，尺牍书疏（包括诗文卷轴等）称为帖，也即是简帖的帖。” 按照这个理解碑帖，就不会有大错。但是，具体说起来，还可以讲得细一点。
一、帖和法帖
什么是帖？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帛书也。”古代还没有发明纸的时候，我们祖先把书写在竹片木片上的字称为“简牍”；写在丝织品上的字谓之“帖”。可见，帖本来就是指帛书。后来，范围逐渐扩大，到魏晋六朝以后，泛指笔札。例如一些书信、及其小件帛书和纸书都称“帖”。清人顾燿君《书法概要》说：“帖者，始于卷帛之署书，后世凡缣半纸珍藏墨迹者，皆归之帖。今晋人之书，其流传者，王、谢、钟诸书，皆帖也。”可见，帖本来是指那些手札、散绢、纸片等，经过粘贴装裱成册的书法作品，并不是为刻石而写的。但是，纸本的东西难以保存久远，加上又不能广泛流传。于是有就将古人的纸帛书迹摹刻于木、石，以便于拓印流传，这种拓印的作品就叫“法帖”。在“法帖”广泛流传之前，人们用“双钩填廓”把那些喜欢的书法作品保存。从六朝到唐代，由于纸的逐渐普及，人们普遍使用这种“双钩填廓”法来保存名书法家的作品，当然这里也有鉴赏的成分在。这种被后人称为“下真迹一等”的作品，逼真地再造了原作。在唐朝甚为流行。我们知道王羲之《兰亭序》原作已不存，我们能够看到的冯承素、虞世南、欧阳询的临摹本。所谓摹本，就是“双钩填廓”；所谓临本，就是照样子临写。这种“复制品”数量有限，且要求很严，一不小心弄坏原作，不能满足越来越多的书法爱好者需要，为了再造原作，就采用书碑刻石，然后才拓印的方法。到了宋代，就出现了“法帖”。关于法帖起于何时，千年以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起源于南唐的李煜，但是证据不足。学术界意见比较一致的是以《淳化阁帖》为标志。“宋淳化三年的（992）宋太宗出秘阁所藏历代法书，命侍书学士王著编次，标明法帖，摹勒于枣木板上，共分十卷，拓赐大臣一本，其后不复赐。”“淳化阁帖”也称《淳化秘阁法帖》。
据说，太宗命侍书学士王著摹刻，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拓赐大臣，其后不再复赐。可惜王著书学未深，使这些历代法书中混入了伪迹，标题也每有错误。但是古人法书赖以传，所以被称为“法帖之祖”，“法帖”这个名词大概就是这么来的。后来初刻的模板毁于火。所以，历代重辑、纠误、翻摹者甚多。几年前，有一位爱国华侨，用四十五万美元，从拍卖行把一部《淳化阁》初拓本从美国买回，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传为一时盛事。
刻法帖，就是把书法作品刻在石碑上或者木材上，然后再拓印。这种木材一般多用梨木或枣木，后世有“灾梨祸枣”这个成语；谦指自己的作品被印刷出版，出版一本书，也叫“付梓”，梓就是梓木，意即刻印。但是法帖木刻比较少，多数用石刻。刻帖的石为横石，刻的内容多为帝王、名臣、和文人的诗词、文赋、往来的书札等，书体多为行草，比较自由，楷书较少。刻碑的石为竖石，如汉隶、魏碑、唐碑的字体则是隶书、魏碑或楷书。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本本装裱成书本样子的字帖，都叫“帖”。同样是刻石的墨拓本，如《多宝塔》就是竖的碑，如苏东坡的《黄州寒食诗帖》就是横的碑。就书法的术语而言，前者属于“碑”，后者属于“帖”。所以，“帖，从狭义上讲，名家写的诗文、信札、帛书等墨迹手书称为‘帖’。从广义上讲，凡供习字者作为范本的拓本或影印本，统称为帖，或字帖。”这些概念如果能够搞清楚，对于我们语文教师来说，是有意义的。
二、单帖和丛帖
1. 从法帖所收内容看，有“单帖”和“丛帖”之分。法帖最初只是单件书法作品的摹刻，这就叫单帖，最早 如的单帖如锺繇的《宣示表》、王羲之的《乐毅论》等。再如《兰亭序》，唐太宗命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诸大臣临摹《兰亭序》。然后，太宗下令把欧阳询的临本留置宫中，并刻石，然后拓下来分赐大臣。这块刻石，历经战乱，北宋末年始被人们在河北定武发现，所以这本《兰亭序》被称为“定武兰亭”。无数后世书法家为此倾倒。据说有位僧人独孤长老把一本《定武兰亭》送给赵孟頫，赵一气写下了著名的《定武兰亭十三跋》。这样的单帖还有如欧阳询的《般若心经》虞世南的《破邪论序》，再后一点的如颜真卿、张旭、怀素的诸多手稿、宋四家的作品等。都有单刻的帖。
“丛帖”分为汇集一家的诸多帖和诸多名家帖两种。集刻一家的诸帖，可以分为“个人丛帖”和“诸家集帖”两种。个人丛帖，如唐代刻的王羲之《十七帖》；再如宋代刻的颜真卿《忠义堂帖》或称《颜鲁公帖》此帖收颜真卿书法作品40余帖，有名的《争座位帖》《祭侄稿》等都在里面。还有宋乾道四年（1168）汪应辰辑刻的《西楼帖》又名《东坡苏公集》，选刻苏东坡书迹30种。因为刻于四川成都西楼下，故史称《西楼苏帖》。还有《绍兴米帖》，是绍兴十一年（1141）宋高宗赵构下令刻内府所藏米芾真迹摹刻于禁中，末题“绍兴辛酉奉旨摹勒上石”，故名。
集名家诸帖的最有名的是《淳化阁帖》，收入的作品除王羲之、王献之之外，还有张芝、崔瑗、锺繇、卫瓘多家，还有上至汉章帝、李斯、程邈，远及仓颉、史籀。这种性质的帖还有如明代文徵明刻的《停云馆帖》、董其昌的《戏鸿堂帖》以及清代官刻《三希堂法帖》等。都是收入众多名家法帖。
从法帖刻印性质看，有“官刻”和“私刻”（所谓家刻其实也是私人刻的）的区别。宋以后直至近代，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社会上刻印的各种法帖不计其数。官刻的除《淳化阁帖》以外还有《大观帖》《淳熙秘阁续帖》，清代最有名的当然是《三希堂法帖》。金元两代刻帖较少，到明清时刻帖复盛。更多的是私家所刻。例如，明代中期，弘治、正德、嘉靖年间，随着政治安定，经济的繁荣，文学艺术也得以发展。士大夫文人争相购买与收藏书画、古董，尤其是苏州、扬州、杭州、松江等都市出现了许多善于书画的达官贵人、文人雅士。人文荟萃之地，为适应需要，各地文人连续刊行集帖。。比较有名的如嘉靖元年（1522）由华夏出家藏“真赏斋”古法帖，自己编次，由文徵明、文彭钩摹，长洲章简甫镌刻的《真赏斋帖》；文征明的《停云馆帖》，由文徵明撰集，他的儿子文彭、文嘉摹勒，温恕、章简甫刻。从嘉靖十六年到三十九年（1537——1560）费时近24年才得以完成。其他如董其昌的《戏鸿堂帖》；邢侗的《来禽馆帖》等。赵翼有句云：“临池闲写《来禽帖》，插架兼翻《相鹤经》。”[v]，前句讲的就是邢侗的《来禽馆帖》，可见此帖流传之广。
直到近代摄影、印刷术的高度发展以后，人们也不需要“双钩填廓”了，刻帖才告终。特别是高清技术的发展，使古人的墨迹可以清晰地再现在我们眼前。例如笔者收藏的由日本二玄堂影印的诸种中国古代法帖，真可以说“纤毫毕现”，达到与真迹一样的效果。近代最后刻印的巨帙法帖是霍邱裴氏《壮陶阁法帖》，共有四十八卷之多。所以我国刻帖的历史，“可云‘始于《淳化阁》，终于《壮陶阁》’。”
三、碑学与帖学
中国的书法既是一门实用技艺，又是一种艺术。我们经常会遇到所谓的“碑学”与“帖学”这样两个词。“碑学”有广义的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是指：凡研究各种碑石上刻的字及其年代源流、新旧体变的都叫“碑学”。狭义的碑学，就是研究碑石上的文体、书体。所谓“帖学”，也有两种意思：一是“指崇尚魏晋以下，如锺繇、王羲之、颜真卿等书风体系的学派。以区别于碑学。”二是指“研究考订法帖源流、版本优劣、字迹真伪的一种学问。”我们这里讲的是狭义的“碑学”和前一种“帖学”。
从中国书学历史发展看，从唐以后到清代中期，帖学占据主要的地位，因为帝王都倡导帖学。唐太宗喜欢“二王”；宋高宗对魏晋六朝以后的笔法，无不临摹；康熙、乾隆喜欢赵孟頫、董其昌，使清代两百年文人大多学赵、董。清代乾隆年间，阮元撰《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创“南北书派”之说，后来安徽泾县包世臣著《艺舟双楫》继承阮元之统绪，康有为著《广艺舟双辑》更力主“尊碑”而轻帖，当然康有为尊的是“魏碑”而非唐碑。清末碑学的兴起，有几个原因，一是人们对于受制于科举的“馆阁体”不满，二是地下*物文**出土日益增多，各地的碑碣鼎彝层出不穷；汉简、唐人经卷、甚至甲骨文也发现了，人们对于书法艺术的追求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不满于帖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所以，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人力主碑学，后人就争相传习。帖学与碑学形成相互抗衡的局面，这种影响直到今天还有。
余论
搞清楚这些东西，对于我们语文教师来说，有什么意义呢？一、由于各人的学养、经历、性情不同，所以，“谈到趣味无争辩”；碑与帖，各有长处，尊碑、尊帖都可以。二、提高我们的识见，现在生活节奏加快，许多人不愿沉下心来学习书法，于是出现不少欺世盗名之辈，甚至搞一些“牛鬼蛇神”冒充“书法”来唬人。我们提高识见，就不会为人所欺。三、 学书法最好从楷书开始，不要躐等。苏东坡说：“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四，对于字帖的选择，如写行草书，我们最好选墨迹本。再好的刻本，经过多次拓印，总会失真，而墨迹本则多数保留原来书家的韵味，所以宋代米芾就主张要临古人真迹。现在我们有了高清技术影印的字帖，不再需要“双钩填廓”或者刻石拓印，这是古代人所没有的便利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