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屯业
进入雨季，老山战区阴雨连绵，气候潮湿，我喉咙发炎了，声音沙哑，时好时坏。在团卫生队和师医院反复诊治，效果不佳，且一天天加重，曾一度失音。
当时我个人感觉问题并不是很大，因为这是我的*毛老**病，只不过是这一次拖的时间太长了，以至没有了声音。除此之外，不痛不痒，自觉症状不大，吃饭、睡觉、工作均能正常进行。
俗话说，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可能因此原因还是其他，政委李太忠却有些着急，他让卫生队派人带我好好去查查。
△总政歌舞团在文山67*战野**医院慰问，作者（左）与一病友（右）与维族著名歌手克里木（中）合影。
△战士丁步兵（右）在医院看望作者（左）。
卫生队让赵军医先后带我到落水洞二所（47军医疗所），南温河一所（兰州军区赴战区医疗队）去检查，但人家均以设备有限不能确诊为由，介绍我去云南文山州解放军第67*战野**医院去诊治。
我在67医院住院近一个月，吃药、打针、吊瓶子，中西医结合，什么法子都用了，病情依然没有缓解。
后来转院至开远第59*战野**医院。在那里还是中西医结合，又治疗了近一个月，作用还是不大。最后59医院通过专家会诊，确诊为声带息肉，必须进行手术治疗。
△副主任郭建民（中），宣传股干事杨康虎（右）到开远59医院看望作者（左）。
△组织股长闫敬元（左）在开远59医院看望作者（右）。
△组织股长闫敬元（右）宣传股报道干事徐映现（左）在开远59医院看望作者（中）。
△组织股干事宋晓国（右）报道干事徐映珉（左）在开远59医院看望作者。
△组织股干事陈杭（右）在开远59医院看望作者（左）。
声带息肉属于常见病，多发病之列，手术治疗是最有效的途径和方法。这个手术并不算太大手术，放在平时，59医院就可以自己做。但在战时该院伤病员多，医护人员少，加之人工手术，创伤面大，患者痛苦，复发率高，愈后效果差。所以主治医生兼五官科主任对我很好，他让我转院到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去做手术。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又称43医院，昆明军区撤销以后，更名为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这个医院在云南属于*队军**系统最高级别的医疗机构，设备和医疗技术都是一流的。
△作者在昆明总医院。
67医院和59医院与昆明总医院无法相比，这两个医院，检查治疗方法传统老套，检查前先给病号喉咙喷麻药，让咽喉部失去知觉，然后才进行检查。检查完毕，麻药效力过后，因检查时的牵拉，这时舌根部及咽喉部位开始出现疼痛。像这样的检查，三天两头进行，难受程度不言而喻。
在昆明总医院，使用的完全是进口医疗设备，检查治疗手段先进，检查痛苦小，治疗效果好。
手术时从鼻孔下一个管子，上面自带探头和手术刀具，我只听见医生说，不许动，不许动，坚持一会就好了。就这样不知不觉就把手术做成了。然后等候活检结果，看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我在前方因病住院，传到后方却变成了因伤住院。当时在团家属院，传的可疯了。说是团里打了一场大仗，伤亡严重，宣传股长都负伤住院了。
事情往往是这样，外边疯传自己的事情，自己往往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家属院风声四起，我家属还蒙在鼓里。
那个时候，通信不发达，前线后方联系，唯一的手段是书信。一封家信，从天水到云南前线，需要好几天时间。那时写家信，多半是为报平安。人在就有来信。写信少了、信在路上走时间长了，或最近没有来信，等等，家属都会着急，都会疑神疑鬼。
因为我给家属写信一直很正常，我说我因病住院，家属从来没有怀疑，更没有胡思乱想过，她安心带好孩子上好班。
有一天，已退休的齐庆正副政委突然到我家里去，他给我家属说，让她到前方去看一下。家属一听就明白是啥意思。
△前两年李太忠政委（右）看望齐庆正（左）老*长首**时留影，当时齐副政委已是90多岁高龄的老人。
齐副政委是团里的元老，我们当新兵时，他就是团里的副政委，德高望重。我们同期战友，包括比我们入伍早的*长首**，基本上都是他看着成长起来的。因此团赴滇轮战，团领导让他多操心家属院的事情。
家属到单位去请假，单位领导也很同情，支持她到前线去看望。
云南距离天水，路途遥远，中途在成都还要换乘一次火车，加之她平时没有出过远门，孤儿寡母的，一路心情忐忑，然而再难她也得走这一趟。
不过好人终究有好报。说来也巧，在成都出站时，正好遇见了与她俩同坐一趟车、也在成都下车的团留守处干部王远志。当时他休假回成都。
王远志，四川金堂人，政治处群工干事，和我同年入伍。部队赴滇轮战，他后留在天水。他把我家属娘俩接到他家，第二天又和家属一起，把她俩送到前往昆明的火车上。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不是在成都车站遇见王干事，他娘俩不知在成都如何折腾煎熬？所以感谢王干事的遇见之恩。
列车到达昆明，她在车站没有看见我接站，就急急忙忙坐在一辆直达昆明总医院的汽车去了医院。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我和一同乡病友，一直等到旅客全部出站，都没有见到她娘俩的影子。旅客全部出站后，我们还重返月台，寻找了一番。
他娘俩到了医院，顺利进了病房，可是不见我的人影。她俩忐忑不安的心情，又一下子紧绷了起来。
不过还好，他俩没等多久，我就从火车站返回到了医院。见面之后，家属心里的那块石头终于才落地了。
当时昆明总医院，集团军设有伤病员管理处，139师、61师各派1名干部负责伤病员的事情。61师在这里负责此项工作的是通信连副指导员肖金仓战友，他为人厚道，办事稳妥，给我提供了不少方便，借此机会表示感谢！
△作者（右）和肖金仓战友在昆明总医院
△一家人在昆明总医院门前留影
△肖金仓战友陪我们上公园
△一家人在昆明西山留影
△一家人在昆明滇池留影
△一家人在聂耳墓前留影
我在开远59医院住院期间，五官科主任对我特别关照，他是广东人，1946年入伍，一直从卫生员干到科主任，他想让我把病治好后留下来给他管理伤病员，所以我转院，他给我办好转院的一切手续，包括军人通行证都是他代我办好的。他反复叮咛我，在昆明总医院能住就住，住不了了做完手术后再回来继续在他们医院治疗。我甚为感激。
后来团里“拔点”作战进入实施阶段，团里打电话催我归队，我也再没有功夫去59医院，给好心的五官科主任当面道谢，说明情况，只好直接返回前线了。我始终感到我欠他老人家一份人情。如果他健在，马上就是百岁老人了，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20年后我又去了一趟昆明，可是印象中雄伟的工人文化宫已被锁在高大的楼林之中，它西边的那条江还是河我也找到了，可能因为是晚上，昔日那种成群红嘴鸥嘻水斗人的情景我没有再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