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美宏
制作：童达清
我的外公在我年幼时就去世了，给我留下的记忆不算太多。外婆离世更早，未曾与我谋面。外公的弟弟、弟媳，我叫小外公、小外婆，是他们陪伴了我成长的整个过程，从孩提到长大，再到考学、工作和成家。
也因此，在外公去世后，我便不再叫他们小外公、小外婆，直接叫外公、外婆了。
外公的父亲，即我的曾外公，在水阳老街紧靠医院的繁华地段，经营一家字号为“恒源”的杂货店，乡下还有几百亩良田。传至外公这一辈，积累颇丰，家道殷实。所以，外公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早年就去了徽州学堂求学，是他那一辈中少有的文化人。
外公学成后，回到家乡，在解放前的国立水阳小学堂执教，曾任该校的校长。年轻时的外公思想进步，治校严谨，开当地现代教育风气之先。当时，著名作家曹玉模先生也曾受聘担任该校的教员，与外公过从甚密。上世纪八十年代，曹玉模先生曾计划以一九四九年前后水阳一带江南地区为背景，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为此，他和外公及当年老友还有书信交流。
解放后，外公先后在南陵中学和湾沚中学任教。一九五八年，外公被错划为“*派右**”，蒙冤坐牢七年。申请保外就医后，他回乡劳动，接受群众再教育。刚记事时，我记得外公独自住在老家后院一间废弃的编草房里。不懂事的我还问，为什么外公不和我们一起吃住？拨乱反正后，外公得以恢复工作，到水阳二中任教。
外公虽然年事已高，业务荒废已久，但仍然以极大的热情重拾教鞭，走上他心爱的三尺讲台，全身心投入教学。他博学、敬业，为人正派，受到同事的尊敬和学生的爱戴。当年与外公共事的高光平、袁晓明两位老师，每每忆起当年的情景，依然感佩有加。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们村的小学就已经停办五年级了。我只好转学到三公里外的水阳镇*江阳**小学就读。那时，外公已经退休。因为师资短缺，外公又被返聘至*江阳**小学任教，我因而有幸聆听了外公亲授的一学期历史课。外公的授课，仿佛打开了我心灵的窗户，使我一生受益。
外公不苟言笑，很是威严，戴一副黑边的眼镜，镜片却压得很低，看人时从镜片上方透出如炬的目光。外婆却非常温和，她怕我拘束，招呼外公不要总是谈学习，弄得气氛紧张。因学校离家很远，中午来不及回去，我时常去离校不远的外公家吃午饭。外婆总是端上可口的饭菜，替我夹菜添饭，让我只管大口地吃。外公则坐在旁边的藤椅上翻看着报纸。当时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倍感温暖。
小学毕业后，按当时的升学规定，我到了十公里外的雁翅读初中。当时交通不便，学校条件又差，一个学期下来，我的成绩下滑很厉害，成绩单上“大红灯笼高高挂”。
春节时，我和表哥依例去给外公、外婆拜年。表哥的成绩一直很好，外公听了非常满意。当外公问起我的成绩时，我颇为尴尬，支支吾吾不敢作答，只好把成绩单递上。外公对我发了大脾气，是我从没见过的大脾气。这着实使我害怕，更使我感到惭愧。
新年开学，外公托人将我转学到了他曾任教的水阳二中，并特意安排到他信任的高光平老师班上。这以后，他经常到学校了解、督促我的学习。高老师对我也是严格有加。我的成绩这才渐渐有了起色。
现在想来，我能通过读书走出农村，到合肥求学升造，再到参加工作，都与外公的悉心教育和严格要求分不开。
外婆出身于狸桥镇慈溪大户人家，祖上在水阳经商多年，在水阳老街置有房产，称作“陶氏务本堂”，俗称“陶家大院”。从水阳老供销社大门进去，穿过深深的巷道，经过一家糕坊，下坡进入供销社大院，再左拐，出后门，对面便是陶家大院。
陶家大院是一座徽派风格的四合院，青砖灰瓦，飞檐翘角。经八字大门，跨过高高的石槛进入院内，可以看到肃静典雅的中式布局，花格镂空的木雕门窗。院中央是方形天井，天井地面由大块青石砌成，下面有完备的排水系统，寓意“四水归堂”。沿天井四周是一圈二层的木楼，石墩上一根根一人合抱的木柱和栋梁，将木楼一层隔断成十几个房间，二层可堆放粮食和杂物。听外婆说，这叫“跑马转角楼”，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当时堪称豪宅。
解放后，外公的“恒源”杂货店，外婆的陶家大院都被国家“和平赎买”。好在，外婆和她的家兄分别分得陶家大院的三个房间，外加一个敞开式的厨房。外公恢复工作后，他便搬过来和外婆团聚。外婆和其他搬进来的住户处得非常融洽，像一个大家庭。而且大院住户后辈中，还有联姻关系，自然也是亲上加亲。但随着老人们逐渐凋零，后辈们成家后相继迁出，陶家大院也随之衰败。
外公在外工作，及至入狱，下乡劳动，足有二十多年，期间发生诸多变故，不知外婆经受了怎样的痛苦和煎熬。外婆有缝纫裁衣的手艺，那时就在水阳缝纫社上班。印象中，外婆总是戴着口罩和袖套，穿着白色的工作围裙，一副干练的样子。显然，她已经由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转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对于过往的这些事，外婆从不愿提起。现在想来，她是多么的不容易！
记得每年春节前，我们家里都要炸豆腐，做粑粑，打年糕。这时候，父亲就会给外公、外婆送去一点，顺便上街置办些年货。外公、外婆也从不让父亲空手而归，他们让父亲带来了新衣服、新鞋子，还有各式糕点、小吃。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可是非常稀罕的。这些稀罕的节日礼物，成了我小时候总是盼望过年的最大动因。
过年了，我和姐姐穿着外婆缝制的新衣服、新鞋子，姐姐一套，我一套，而且是当时最新款的，引来小伙伴们羡慕的眼神。这为我们姐弟俩撑足了面子，孩提时代的虚荣心得到极大地满足，更使我们深深记住了外婆给予的童年的欢乐和无限的关爱。
我参加工作不久，外公不幸中风，行动不便，身体越来越虚弱。我那时在乡镇工作，有时骑车路过水阳，便去探望。每次，我都要呆上半天。在这半天的时间里，外公除了和我聊聊家常外，总会安排一些琐碎的事让我帮着去做。而外婆怕影响我工作，也总是催着让我回去上班。后来我才知道，外公哪里是要我帮他做什么事，他只是想让我多停留一会儿，多陪伴一会儿。
一九九八年，外公去世了。
外公的去世使我感到非常失落，情感深处最重要的一部分被带走了。每当想到外公，我的内心无法平静，总感到自己做得不够，感恩报答得太少。
外公、外婆没有生育孩子，将本家的侄子过继为儿子，这便是我的小舅。外公本想在退休后让小舅顶职到学校工作，但小舅有自己的想法，要出去闯闯。初中毕业后，小舅便来到宣城，先在敬亭山采石，后顶职去肉联厂工作，在宣城成家立业。
外公去世后不久，外婆也搬来敬亭山，和小舅一家一起生活。这时候，我也调来宣城工作。但因为忙于工作，又有家庭琐事缠身，我到敬亭山看望外婆，或者接她来我家住的次数也不多。母亲在我家帮着照顾小孩时，倒是时常抽空去探望。当时，已经八十多岁的外婆，居然还能做几双棉鞋带过来。
如今九十四岁高龄的外婆，除血压有点高，身体依然健康。可就在二〇二〇年新年第一天，小舅说外婆跌了一跤，不能动弹。我急忙赶去，和小舅、表哥几个一道，将外婆送到医院，医生诊断说，髋骨移位，需要手术，否则只能卧床，好在手术非常成功。
安顿好外婆，我静静地想，在我们成长的每一步，都有外公、外婆以及长辈们的呵护，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了，但到了暮年的长辈们，也需要我们晚辈的陪伴和照顾。正所谓：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然而，我们一直在忙于工作、忙于生活，忙于应酬，渐渐迷失，有时忽略了老人们的需要，甚至也已经找不到自我。
现在，面对病床上的外婆，我才顿然领悟到，在我情感的最深处，外公、外婆不止是亲情，而是化为了一种文化符号。这符号已深深烙印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一路陪伴着我，成为我故园乡土情结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本文稿件由袁晓明先生提供）
制作：童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