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到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持续了14个年头，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这十四年来的主旋律，在突破和瓦解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国有企业一直处于一个两难的角色。到了1992年，国有企业的改革仍旧不见成效，这个时候，一个外籍华裔商人走入了人们视线。
印尼华裔商人黄鸿年在*小平邓**南巡讲话结束后不久就来到了中国。这位在新加坡、香港股市进行资本投资的“金手指”带着他的中策公司，开启了一场国有企业的改革新篇。
事实上，当初黄鸿年来到中国只是期望捞一笔，但这却与希望通过外资来改革国有企业的中国各地官员一拍即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黄鸿年在山西、浙江以及福建相继购并了100多家国营企业。他并购企业的方法是直接通过与当地政府的一把手沟通，借着政治力量开道。
很快，黄鸿年的名声就此传开，中策投资改革国营企业旧体制的模式得到了国内业界的好评。同时，当时的改革家们认为，中策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外企与国企的优点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引进外资这种方式可以令欠缺活力的国有企业成为国际性的大企业。
“中策模式”这种特色的改革模式在1992到1993年期间受到了国内国有企业改革家们的追捧，他们似乎认为可以靠外资的投入来避开所有国有企业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当时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陷入了一种僵局，国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仍旧停留在老路线上：国务院1992年颁布的国企改革通知仍旧是老一套“继续清理三角债”、“继续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等等。
而在当年还有一件不得不提的事情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半途而废的“破三铁”运动。“三铁”指的是国有企业的铁饭碗、铁工资和铁交椅，实质上更是指的国有企业对职工的劳动用工、人事和工资分配制度。“三铁”一打破，全国就会有数以万计的国有企业职工成了下岗职工，企业解除了与员工的“终身劳动契约”，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意识到危机，铁饭碗终究保不住的言论一时间甚嚣尘上，成为举国上下一个热议的话题。
“破三铁”的运动在轰轰烈烈的搞了半年就不得不被宣告停止，当时的北大校长吴树青针对这次运动提出了“皮鞭加饥饿的办法搞活国营企业是行不通的，砸铁饭碗是违法的”的言论。由于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健全，下岗工人的基本生活无法保障。所以，这场轰轰烈烈的试图通过员工体制改革的国有企业改革风就不了了之了。
当时，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问题其实还是一直围绕着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的国家如何管理国有企业和企业经营自主权下放这两个主题。同年7月，国家在两次实施国有企业改革都遭遇挫折的同时，决定重回老路，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全面落实了国有企业十四项经营自主权。
1992年之后，国有企业的改革又进入了新一轮的管理方式和效率提高的改革循环。在这个时期比较著名的例子就是邯郸钢铁公司。
邯郸钢铁公司在1993到1994年被树为全国企业改革典型，这也是全国最后一个国有企业改革典型。邯钢改革的主要模式就是从成本入手进行标准成本管理，这其实是效仿了美国百年前的“泰罗”管理制。在一定时间内，标准成本管理确实提高了邯钢的生产效率，成就了闻名全国的“邯钢经验”，被誉为“全国工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但是在这个时期，国有企业存活的最大问题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存活的最根本问题此时已经不是企业活力与生产效率的问题，而是与灵活的民营企业和资金和科技力量雄厚的外资企业相比，销售渠道的薄弱以及企业产权制度的根本性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就会一直停滞不前。
据相关数据表明，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在1994年末高达78.9％，与十年前相比资产负债增长了8.6倍，是资产增长速度的两倍还多。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是提高上去了，可是生产出来的产品一下生产线就直接进入了仓库积压，成了那个时代中国有企业生产模式的最大问题，到1996年国有企业库存工业产品总值已经高达1.32万亿，是6年前库存积压价值的10倍。
到了1996年，国有企业改革的严峻性越来越突出，改革的思路也陷入了僵局。面对这种形势，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又将目光转向了资本活跃的股市，这似乎已经变成了拯救国有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国家制定各种措施和发展规划，试图通过将经营不善、效率不高的国有企业进行融资上市以摆脱国有企业的困境。但这种方式是通过强硬的行政手段进行的改革。没过多久，就失败了。股市融资的方式让无数的资金流入国有企业囊中，而这些资金很快就被挥霍一空了，这种救急不救穷的方法无异于抱薪救火。同时，国家是能够通过行政手段让那些经营不善的大型国营企业上市，但是，那些数以万计的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拯救方案仍旧没有答案。此时，山东诸城的小企业改制又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新的突破口，给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又看到了一丝希望。
在1992到1995年这三年里，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呈现出僵化、老套的局面，这非常不利于国有企业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学家在面对国有企业陷入死局无法脱身的现状时，很早就开始了另外一场国有企业改革新思路的变革。到了1996年底，这场变革在整个国有企业的僵局中脱颖而出带领国有企业改革真正的进入了新的阶段。而与这条新思路相对应的“实践”就是山东诸城的小企业股份制改制。
这个时期主管国家经济建设的是副总理*镕基朱**。他同中国社科院的的经济学家们经过严密的讨论后，终于制定了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新战略，这无疑在国有企业改革史和国家经济建设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经济将往什么方向发展，将怎样发展，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一个新课题。
这个课题到1997年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伴随着山东诸城国有企业改革经验的推广，1997年的*共中**十五大上，江*民泽**开创性地提出了“混合所有制”概念。与此同时，中国企业改革史上一场最大规模的产权清晰化运动拉开了帷幕。这一次，陷入困局的“苏南集体企业”将要接受一次重要的考验和挑战。
纵观改革开放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企业一直沿着两条路发展，一条是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的“苏南模式”，也称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另一条就是私营企业为主的“温州模式”。全国各地的产业集群和区域市场在1997年开始逐渐成形，但在这两大模式下发展的经济体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温州的私营企业在这20年里承受着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质疑和巨大压力，但是却顽强地成长和壮大起来；而在政府大力支持和推崇下发展的政府集体企业却渐渐地在市场的实践较量中落于下风，造就了“苏南困局”的问题。
面对这种情况，中央不得不重新去考虑国有企业的走向问题，此时也是验证“抓大放小”战略的可行性时刻到来了。
就这样，一场关于产权改革的浪潮由此开始，大量苏南的干部和企业家们开始跑去温州学习经验。这部分人回来之后没过多久就开始改革苏南企业产权，进行了一场转变企业所有制结构单一、政企权责不分的一场变革运动。这其中，就有早在1993年就已经完成股权改革的无锡红豆集团的周耀庭，正是占了这四年的优势，在之后几年的经济发展里，他的红豆集团成为了股改中的一个幸运儿。
与此同时，时任国务院总理的*镕基朱**又做出了另外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那就是“国退民进”。这时，中国企业国有资本从完全竞争领域中撤出，国有企业的改革史到此进入了国家商业主义阶段。不过国有企业在掌握国计民生的能源型行业仍然形成垄断格局，而在这些垄断的行业里，民营资本与外国资本将会受到政府的强制性遏制与排斥，国有企业的地位在某些特殊的行业里反而得到了加强。
到2000年，“国退民进”的策略显现出了它良好的效果，在2000年全球IT行业受挫引发互联网寒冬后，纳斯达克指数猛降，全球多数公司市值蒸发的时候，国有企业展现出了改革后它的新的活力，这是“国退民进”策略在国际竞争和金融危机中首次发挥它的真正效应。
*镕基朱**总理的“国退民进”策略在这之后的十多年里出现了强有力的效果，这场轰轰烈烈的以机制改革和经营放权为主题的国有企业改革运动在2003年终于有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国有企业在强制性垄断行业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既能够满足政府的既得利益，又能够在宏观上刺激民营资本的发展，到2007年底国有企业一转多年来的低迷之势，在《福布斯》当年的世界500强排行榜上，中国有22家垄断型国有控股企业名列榜单，这一切都充分证明了*镕基朱**总理所做的这个战略的重要性和正确性。它让中国经济的格局有了一个根本性的新的转变，行业的垄断化、市场的专业化、地域的区域化在此时已经越来越明显，“国退民进”战略对中国经济产生的积极效应为中国向世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就一直是国家经济改革的重心。历经了20多年的改革探索和试验，到1996年的“国退民进”策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漫长而又艰辛的道路。而在那个时代，国家与企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