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董元奔
【按】多年来，董元奔在不同媒体发表了一批史论（每篇1500字左右），有的依据历史时序，有的散发，而且还在持续创作和发表中。为便于收存，特在本平台依据历史时序汇总推发，推发前，作者进行了详细修订。
董元奔文史评论-上古至西周补遗（上古-前771年）目录
【015】空穴来风“禅让制”
【016】战争催生文明
【017】文字与文明
【018】文字与数字
【019】“刑”字是怎样造出来的
【020】夏桀*国亡**之后
【021】再议周公摄政
【022】吕尚何出妄言
【023】“破斧”下的徐国
【024】布谷鸟会是谁呢
【025】被忽略的召公奭
【026】中国桃
【027】鲜花插在牛粪上
【028】《云汉》与周宣王
【029】用死獐子引诱
（尧舜禹塑像）
【015】空穴来风“禅让制”
我们都知道尧舜禹是以禅让的方式传承帝业的,而且禅让是完全自愿的，而禹的儿子启继承了禹的帝位,从此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既然如此，那么就是说，自启以后，中国历史上就再没有过帝位的禅让制喽？是的，是没有过，不过，偶尔的“疑似禅让”的现象倒是有过，比如南朝时期晋恭帝禅位于刘裕，宋顺帝禅位于萧道成，萧方智禅位于陈霸先，三国时期，汉献帝禅位于曹丕，曹焕禅位于司马炎。当然，小时候我就知道，尧舜禹之间的禅位是自愿的，刘裕、萧道成之辈的禅位是靠*力武**和权势实现的，这后一种禅让，它是以世袭为目的的，其实是世袭的变种。
那么，不论怎么说，启是个大坏蛋了，是他坏了老规矩开了世袭制的头，引起后来四千年中权贵对帝位的向往和已是皇帝的人对帝位永久在家族中递传的固执。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不仅不是启首行世袭制,而且在启之前的相当长的时代禅让并没有成为制而至多只是偶然现象。我们不妨来看看五帝的故事。
《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轩辕在神农氏无力控制政局的时候崛起于政治舞台,以*力武**降伏诸侯,又“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征服炎帝,接着又“擒杀了蚩尤”,终于取代神农氏而被诸侯尊为天子,这就是黄帝,传说中的五帝之第一帝。可见,黄帝的天下是靠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取得的,是成者为王的历史实践，也许轩辕氏在初期甚至中期的战争中还是保卫神农氏的，后期战争则演化为自己称帝的战争，《史记》说：“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轩辕氏既然“有土德之瑞”，那么神农氏的“土德之瑞”就不足了。这与刘裕代晋有何不同？
黄帝死后,他的孙子昌意的儿子高阳即位,这就是帝颛顼，《史记》认为颛臾在位时，“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磻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可见，不仅统治区域已经相当于今天的大半个中国，而且实现了天下大治。
颛臾死后,他的儿子或孙子未能即位，即位的是黄帝长嫡子玄嚣的孙子高辛,肥水不流外人田。这高辛就是帝喾,五帝之第三帝。他应该是黄帝的曾孙。《史记》说这帝喾也是个好天子，“聪以知远，明以察微”，“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
接下来就是尧了。帝喾死后，儿子挚即位，“挚不善，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史记·五帝本纪》）尧是帝喾的小一点的儿子，五帝之第四帝。尧在位期间，天下更加安定和睦了，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
综上所述，五帝中,前四帝产生于五代之中，完全是家天下,世袭制。可以推测，这世袭制也不会是黄帝发明的，在他之前，世袭制一定已经存在了很长一个时期。
比较复杂也更有意思的是五帝中的最后一帝——舜。
尧在位期间,关于培养谁做帝位继承人的争论持续了很久。《史记·五帝本纪》:“放齐曰:‘太子丹朱开明。’”尧设有太子,说明他的骨子中是存在世袭观的,但他为什么后来又想搞禅让了,难道真是因为太子“顽凶”?既然太子不可雕凿但是仍有大臣在尧的面前为他美言,可见太子有自己的政治集团。
最终尧选中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舜,但是，对舜考察了二十年之后,才让他代行天子职权,这二十年尧的思想有没有变化过？《史记》没有交代。舜代行天子之职八年后，尧去世了，这八年尧都做了些什么？《史记》没有交代。尧考察舜的二十年和后来这八年,丹朱做了些什么,《史记》没有交代。但总之，尧去世前，舜只是摄政，不能看做是尧的禅位。
据《史记》记载，尧死了,又过了三年,舜把帝位让给丹朱,自己躲到“南河之南”。这三年应该是舜作为真正天子的三年，但他为什么又把帝位让给原太子丹朱呢？谁能告诉我这三年中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司马迁不知道，也就没有谁能知道了。但是，当时肯定是有故事的。是不是存在着丹朱和舜两大集团的斗争？是不是出现过一次“我花开后百花杀”的战争？丹朱从舜手中夺到了帝位却坐不稳,诸侯不来朝拜而都去朝拜下野了的舜。最后舜以顺天意为由回来登基。我从《史记》的只言片语中隐约看到了舜和丹朱两个政治集团数十年的明争暗斗。最终,舜胜利了,尧舜之间的“禅让”经过尧的太子的短暂过渡得以实现。可见,五帝中,尧和舜之间只存在着一种“疑似”禅让的现象。
接下来,再看舜与禹之间的禅让。
《史记·夏本纪》:“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颛顼”。禹是黄帝的玄孙，是丹朱的族叔。可见,帝位转到禹的手中是舜还政于尧的家族,还政于黄帝。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是丹朱与舜两大政治集团斗争延续的结果。鲧早在尧在世的时候就因为“治水无状”被代行天子权力的舜诛杀,从而使禹与舜之间结下仇恨。可以想象这两大集团之间的斗争何其惨烈﹑漫长和复杂。但是，不论这两大集体是否存在，或他们的斗争是否非常激烈，舜的经历只是“禅让”或“疑似禅让”的个例，不能说已经成为了或形成过所谓“禅让制”。
因此，所谓尧舜禹禅让是虚假的。所谓禅让，只不过是把王权用美丽的锦缎包裹起来的世袭。因此,禹的儿子启并没有因权力欲而发明什么世袭制,启做天子是继承自己的先人黄帝那基本上不间断延续下来的帝位，是历史自然而合理的延续,是世袭制基本稳定的结果。不过，启即位后，国家的奴隶制体制更加完善，实现了华夏从启的先辈五六代人百余年的“准奴隶制”统治状态向奴隶制统治状态的转变。因此，纵观中国五千年历史，就是一部血腥的战争史，归根结底又是一部争夺帝位的战争史，这种争夺是以帝位世袭制为原则的，是以家族对天下的统治“一世”“二世”“千万世”为最终目的的。
（上古战争）
【016】战争催生文明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的最重要手段是战争，战争是与人类一起诞生的，战争也一路紧跟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战争具有残酷性和巨大的破坏作用，这是毋容置疑的，但是战争又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这里我以我国奴隶制的诞生为例作简单阐述，即战争是怎样催生文明之光的。
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是史载中国最早的有确切地点和战争双方的大规模战役，是黄帝与其他部落首领争夺天下统治权的战役。
轩辕氏黄帝统一天下，文治固不可缺少，但武功应该是他首先选择的手段。《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这几句话说明，战争不是黄帝发明的，“神农氏弗能征”说明神农氏未衰时也是经常征伐不听话的诸侯的。
黄帝的这场统一战争首先发生在他的部落和炎帝部落之间，那就是阪泉之战。“轩辕乃修德振兵……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史记·五帝本纪》）“三”这个数字在古书中历来都是泛指，这说明阪泉之战不是一次战役，它发生了好多次，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是最终，黄帝击败了炎帝。黄帝打败了炎帝，并没有杀掉炎帝，而是“得其志”，降服了炎帝，从此，炎帝让自己的部落跟黄帝部落合并为联盟，奠定了华夏族的民族基础。
两个部落的融合增强了黄帝继续进行统一战争的能力，于是黄帝继续用兵。“蚩尤作乱，不用（黄）帝命。于是黄帝乃……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这几句话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是紧接在“三战然后得其志”之后的，行文中“轩辕”初次改称为“（黄）帝”，这说明，阪泉之战后，轩辕称帝了。早先神农氏并没有称帝，轩辕氏是第一个称帝的人，所以他是“五帝”之首。称帝意味着国家形态的形成，是原始氏族社会进入奴隶社会的标志，显然，是战争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出现。
然而，黄炎部落的融合不是一蹴而就的。打败蚩尤后，一方面，黄炎部落跟蚩尤部落处于融合之中，而另一方面，黄炎联盟又重新开始分裂，为此，黄帝对炎帝又发动了一次更大的战役。黄帝再次打败炎帝，两大部落重新融合，而这一次融合的程度比第一次加深了。此后，两大部落在不断吸收临近的小型部落的同时，相继又经历过好几次分合，当然，每一次分裂和战争都实现了这两大部落的进一步融合，每一次新的融合都为中华民族注入了一股新的血液。到了黄帝晚年，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各自的痕迹不存在了，融合最终完成，我国奴隶制社会初具雏形。
黄帝之后，历史上相继出现了四位天子。每位天子的执政时间平均达一百年，为什么会这么长？五帝都活了一百多岁吗？《史记》甚至说黄帝活了三百岁。五帝都是人，不可能活的那么久。孔子认为，黄帝活了三百岁，是指其实际统治时间和其死后的“有效影响”时间差不多有三百年。这是正确的。我们可以认为，由于历史记载缺失，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五帝之间分别都还有过其他诸多天子，这就是所谓“有效影响”，只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五个天子因为更有作为，而被传说流传了下来而已。五帝的所谓作为，当然是通过战争打败了相隔在他们之间的历史上的那些天子，从而推动华夏民族一方面继续进行内部融合，一方面继续吸收周边弱小部落。而奴隶制也就这样逐渐走向成熟。
但是，奴隶制真正迎来成熟的时间应该是禹和启建立夏朝的时代，成熟的标志是甘之战。甘之战是启针对有扈氏的一次著名战役。据《史记•夏本纪》，刚刚以嫡传的方式继位为天子的启，受到周边许多部落的反对，其中尤以东夷部落的有扈氏为甚。
舜禹时代，东夷部落与炎黄部落结盟，禹被迫立东夷部落首领皋陶为自己的继承人。皋陶死后，东夷人推皋陶之子伯益代之。但禹不甘于把天下禅让给伯益，于是，在禹生前死后，禹的儿子启与伯益、有扈氏的东夷诸部落展开斗争，甘之战是这两大势力的总决战。“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将战，作《甘誓》……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史记·夏本纪》）从“天下咸朝”四字可知，不服启继承禹的天子之位的不止有扈氏，许多诸侯都叛乱了，启选择了最主要的、最顽固的、最强大的有扈氏作为斗争的主要目标。战争以启的胜利而结束，伯益、有扈氏等被杀，天下诸侯臣服于启，甘之战把分裂了的华夏民族重新统一，这势必加速民族融合的进程，为完善奴隶制提供民族基础。
奴隶制取代氏族制，说到底是父权制完全取代原始社会末期的母权制遗存，甘之战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就是说，甘之战的结果不仅仅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更是父权制对母权制的彻底胜利。
《史记•夏本纪》载：“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涂山氏和有扈氏一样，都是东夷部落。《淮南子》附会出一段禹化黑熊开山从而导致涂山女因惊吓化为石人的神话，并以石人腹部裂开生下启来渲染启出生的神秘色彩。而《山海经》中在谈到禹的身世时，有禹从其父鲧的腹中生出的说法。禹生于父腹，启生于母腹，禹和启的出生故事揭示了禹启时代父权制与母权制最后决战的历史事实。
皋陶、伯益作为禹的继承人，是作为母系的东夷部落和作为父系的禹的部落妥协的结果，而甘之战是对黄帝以来形成的父权制的有力维护，母权制在甘之战中遭到毁灭性打击，启坐稳了天子之位，在战争的推动下，中国历史进入第一个统一的强权的奴隶制朝代——夏朝。
（甲骨文）
【017】文字与文明
世界上有两千多个民族，差不多也就有两千多种语言，但是，文字的种类却少得多，——许多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从来就不能建立起强大的民族国家。这里，我从三个方面来探讨文字之于文明的巨大作用。
首先，文字大大提高了民族的交流能力和物质生产能力。
民族萌芽于原始社会，是原始社会众多氏族的集团化。在原始劳动过程中，由于交流和交际的需要，在一个或一群氏族中，互相能够听懂的语言产生了。语言可以使人们加强劳动协调，传递劳动经验，语言的产生无疑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但是，语言毕竟像一阵风，它不能在很大的范围内和很长久的时间里加强劳动协作和传递劳动经验，文字却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文字使原始人的劳动协作范围可以扩大到能够认识文字的所有区域，从而使人们可以承担大型社会化劳动；文字可以把劳动经验永远保存下去，从而使人们减少了许多重复的尝试性劳动内容。原始人的劳动生产能力因文字而得以大大提高，物质生产能力的提高为文明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语言除了易飘散的特点以外，它最初狭小的流通空间还使各个大的氏族之间产生了各不相同的方言，这无疑也限制了人们的交流能力和物质生产能力。文字比语言更有稳定性，记录语言的文字把不同的方言统一起来，自然也就在简略交流方式的同时扩大了交流范围。同时，文字还为不同的语言统一为“官话”提供了物质手段。
其次，文字大大增强了民族凝聚力。
由于文字的强大交流作用，文字为人类的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文字渐渐的也就成为使用这种文字的氏族社会成员之间交流的依赖。这时候，文字就好像强力胶，它把松散的一个个氏族社会成员联系在一起，把有间隙甚至有些仇怨的不同氏族联系在一起，从而催生了民族。民族产生后，文字渗透进民族全部成员的社会生活中，成为民族内部强大的凝聚力，国家于是产生了。可以想象，人类最初建立的国家是单民族国家，虽然，那时候民族的概念还没有形成，民族的形态也没有后来那么鲜明。古埃及帝国、两河流域的巴比伦王国、中国的夏王朝、古希腊等等，统治面积都很小，有的甚至只是城邦，正是人类国家刚刚出现时民族单一的有力证据。
民族的内部凝聚力不仅催生了国家，民族的稳定还是国家能够不至于分裂或长久分裂的必要条件。秦朝靠*力武**统一南越后，把中原文明和汉字带进南越，南越的经济迅速得以发展，秦朝灭亡后，秦朝的南越统治官赵陀称王，西汉前期，南越回归中央。西汉没有使用*力武**统一了南越，自然是包括汉字在内的中华文化的功用所致，这说明，中国能够分分合合至今文明不衰，汉字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近代以来，中国一些所谓仁人志士看不起“中国的月亮”而盲目崇拜西方文化，一百年前甚至有学者提出消灭汉字，这是在自毁长城，实在是太荒谬了。
最后，文字的发展变化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以及文明动荡密不可分。
单一民族的国家统治区域不会很大，但是临近的不同的单一民族国家还是有大小之分。对物质的无尽需求和对自身价值观的推广使强大的文明总要侵略弱小的文明，而这种侵略过程经常就伴随着文字的侵略，即被侵略的弱小文明被迫使用侵略者的文字。时间久了，被侵略者就被文字的凝聚力凝聚为侵略者民族的一部分了。
荀子说：“越人安越，楚人安楚”，说明最初越人和楚人的文明是并立在中国的中南部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发掘的越王勾践佩带的宝剑，其剑身上的八字铭文使用的是楚国文字而不是越国的鸟文，这说明那时楚国文明已经超越了越国文明。越国在春秋时期曾经灭吴败楚，不可一世，但是最终还是在战国后期为楚国所吞并，越国的悲剧其实正是从自身文字的衰落开始的。
反过来说，弱小民族一旦立国，就要拥有自己的文字，否则，其国家就不能长久，就会被临近的强大国家吞并。西夏在立国不久，其皇帝李昊就创制了西夏文，西夏文是西夏能够以狭小的疆域存在于宋、辽后来还有蒙古等庞大的政权旁边数十年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然，文字与文明的关系非常复杂，我在本文中只是略述皮毛而已。
（数字）
【018】文字与数字
在广播、电视、录像、网络和电子图书等泛滥的近现代和今天，以文字为载体的图书仍然是人类汲取精神养分的主要渠道，毋庸置疑，文字以其便捷的方式使得人类的思想得以快速传播。任何一种有价值的思想一旦形成文字就会以几何基数的速度向外界广泛传播，为别人所效仿或进行有限度的发展，这对于人类的共同繁荣是非常有利的。人类要想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没有文字这种传播工具也肯定是万万不能的。
姑且不说历史上从来没有灭绝的经济间谍、军事间谍是怎样改变了政治进程的，姑且不说历史上从来没有灭绝的文化交流现象是怎样改变了时代精神面貌的，历史事实似乎已经证明，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从来都是靠文字实现的。没有文字，人类的文明史进程就不堪想象。
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国汉唐盛世、欧洲文艺复兴、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哪一次文化的繁荣不是不同地区文化长期碰撞、交流、相融和升华的结果呢？任何外族文明在对中华封建文明进行侵略后，哪一种文明最后不是通过与中华文明的交流而与中华文明融为新的更为先进完美的中华文明呢？这些文明的交流和相融过程是离不开文字这种载体的。
当然，文字记录和传播人类思想的过程也是曲折的，这主要体现在媒质上。在没有纸的遥远时代，人们把表达了人们思想的文字刻在石头上、动物甲骨上，或者写在绢帛上，要么费事，要么昂贵。
文字是奴隶社会进入快速发展的时候出现的，但是，人类的思想从启蒙到出现巨大发展的时代比文字早得多。文字的出现对于人类思想的跨越式发展是坏事还是好事呢？当然，如同前文所说的，我们一直都认为是好事，不过，我们如果从另外的角度来看，文字在一定程度上却钳制了人类思想的深入发展。
在文字诞生之前，在夏朝甚至更早的时期，中国有一部被后世奉为经的“无字天书”——《易》。没有文字，并没有成为这部书被人“阅读”的障碍，相反，它以图画和由图画转变成的数字建筑起一个复杂的庞大的解决了宇宙和人生大问题的思想体系。它通过口耳相传并最后由文字介入“改编”成文字读本并传到今天的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它是真理，因为，只有真理才能万代相传。
漫长的封建社会有许多以算命为生的瞎子，有的瞎子还算得非常准。我们姑且不谈他们算得准的原因，而思考为什么瞎子喜欢算命和为什么瞎子有可能算得准呢？瞎子看不见东西，当然也看不见文字，但是，数字是不需要看到的，很少的数字完全可以直接记在心里，这非常适合瞎子去做，而我们常人因为有眼睛而使得自己感悟数字的能力逐步退化了。因而，不是说瞎子才会算命，而是舍弃文字化而尊崇数字化的瞎子才能够相对很顺利的理解《易经》的一些真谛。
孔子认为，《易经》已经完全解释了宇宙和人生的诸多问题，但是，《易经》以后的人们由于文字的出现使得《易经》由“数字化”思考阶段转为漫长的文字化传播阶段，固然，我们不能也无法估算文字化与数字化相比是先进了还是落后了、先进了多少或落后了多少，但是，我们从近现代和当代的电报、电话、保险箱密码、计算机、数字电视等等数不清的科技成果来看，数字化是人类跨过文字化的重大进步，而数字化不正是《易》刚出现时的思维和表达的主要手段吗？
《易》的数字化是因为没有文字而被逼出来的。蛮荒的远古时代有很多这样的表达思想的数字化手段。金字塔的长宽高均与数字有关，每一个数字化的金字塔就是一个复杂的故事；巨石阵的石像数目、石像大小也是数字的，巨石阵到底表达了古人什么样的思想，我们至今还没有弄明白，原因或许就是我们被文字“蒙”住了双眼而不容易感受到数字的温度。
那么，远古人类是怎样做到数字化的呢？这个答案对于文字化时代的我们来说是不容易解答的，但是，有三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第一，仰视天象。仰视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权利之一，人类从对天象的凝视中发现了宇宙的奥秘。第二，俯视自己的身体。“万物皆被于我”，仔细研究宇宙中的自己，发现了这个小宇宙的奥秘。第三，环视周边。环视周边才能看得全面，才能分析得全面，《易》又叫《周易》，可能并不是因为周文王和周公曾经发展过《易经》，而是取其“环视”的观察方法的缘故，也许，周朝以“周”为国名和年号名，就是取法“周易”的，而不是“周易”之“周”得名于周朝。
（妹喜）
【019】夏桀*国亡**之后
玄鸟初开景命新，
鸣条寂寞夏台春。
而今圣古犹堪忆，
琼室瑶床一俊人。
——（清）蒋楛《夏本纪》
清代诗人蒋楛的这首《夏本纪》中所表现的夏桀晚景，颇有《梧桐雨》中唐明皇晚年在雨夜听那雨打桐叶的意味。
鸣条之战便是商朝取代夏朝的决战。战前，商汤举行誓师大会，以《汤誓》激励各路诸侯奋勇杀敌，改天换日。《汤誓》并没有提到夏桀的具体罪行，后人附会出夏桀残害忠良、宠爱后妃妹喜等罪行中国古代历次改朝换代，新朝统治阶级数落前朝统治者的罪行时，大抵离不开这两条特别是后一条，即所谓红颜祸水。
翻看《史记》之外的其他史书，夏桀并不是无恶不作的天子。畎夷即后世的犬戎是北方的一个强悍的游牧民族，一直威胁中原的农耕社会，夏桀即位后便率兵大败畎夷，令诸侯们对这位新天子刮目相看。夏桀还数次亲征整个夏朝数百年间的心腹大患徐国等东夷割据政权，有时候他甚至亲自在前线参战。夏桀曾跟他的第一任王后在后花园里散步，看到蝴蝶翩翩起舞，夏桀心神激荡，忍不住伸手搂抱王后，不料王后却责备夏桀失态，夏桀赶紧向王后赔罪。这几件事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既有作为，又有情感的王。
甲骨文资料显示，夏商矛盾由来已久。商原是黄河下游以今河南商丘为中心的一个古老部落，其始祖是契，后来为了躲避徐国等夷人的骚扰，逐渐向北发展，到汤时已传十五代首领，其统治区域从燕山以北发展到环渤海湾，以及易水流域、漳水流域，这与向东、向南发展的夏王朝产生了抵触。如果说商一度作为夏的诸侯，那么也是一个不听话的、有问鼎中原野心的诸侯。
商灭夏，是商部落和夏部落数百年来力量兴衰的必然结果，这与夏桀残害忠良没有必然联系，更与红颜扯不上边儿。
《史记•夏本纪》说：“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桀谓人曰：‘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又说：“汤封夏之后；至周，封于杞也。”可见，成汤灭夏之后，夏桀在流放地自然死亡，商汤并未杀掉夏桀，而且还封了夏桀的后代为诸侯，后来周也延续了分封。夏桀在夏台虽然没好日子过，倒也能够残喘。这种状况在后世是不能想象的，一个朝代取代另一个朝代，总要对前朝的皇族斩尽杀绝，不留后患。商周为什么就不怕后患呢？事实证明，周公东征，主要敌人就是被特赦了的殷人。夏人在商初是否*反造**过，商是否征讨过*反造**的夏人，缺乏史料。
夏商周时期，特别是夏商时期，人们敬畏天帝，认为最高统治者是代表天帝统治天下的，夏的数百年统治当然是合法的。商汤尊重夏代天理政的传统，所以即便自诩替天灭了无道的夏桀，却不敢灭亡夏桀的宗族包括夏桀本人。祖先神崇拜在商人宗教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商人并不只是崇拜自己的祖先神，他们同样祭祀别的部族的祖先神，特别是被天帝眷顾了数百年之久的夏的祖先神。
此外，夏桀虽然失败了，但是夏部族的势力依然不容小觑，如果斩尽杀绝，商人也会有极其重大的伤亡，这将不利于商对夏部族之外的其他部族的合法性统治，因而善待夏部族既可以早日平息战乱，又可以防备其他部族叛乱，汤何乐而不为？其实，后来周武王灭商之后，对待夏商旧贵族的手段也是这样，先秦时期人们相信君权天授，后一个朝代的开国天子不敢对上一个朝代的王室赶尽杀绝。对君权的渴望和敬畏迫使后一个朝代在统治上要较前一个朝代更开明、更进步，这或许也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因素之一吧。
（古井）
【020】“刑”字是怎样造出来的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杂志《咬文嚼字》1997年第三期上有一篇谈“刑”字原始来源的文章——《“刑”和上古护井意识》。作者通过对井这一生活设施与远古人们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的分析，认为“刑”字从“井”从“刀”，谁如果破坏了井，甚至不尊重井，谁就会受到惩罚，直至砍头。于是，其得出“刑”字的本义是处死破坏井的人。
我觉得这种说法非常牵强，甚至是很可笑的。该文作者的说法完全脱离了古人造字的初衷，纯粹是以个人猜测的方式来分析这个字的，文雅点说是在“戏说”这个字的本义。不错，在数千年的古代社会，井跟古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受制于古代的勘察技术、施工能力，盘一口井甚至是比架一座桥还要困难的事，所以古代地方官员如果能为老百姓盘一口井，他的恩情就会被老百姓世世代代铭记。井如此珍贵，如果谁破坏了井自然是可以被砍头的。不过，还有许多其他的跟古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设施，比如房屋、牲畜、桥梁等，还有的象祭祀设施和祭品可能比古人的生命更重要，是不是破坏那些设施或玷污那些祭品都要杀头呢？也许在先秦可以被杀头。如果确实会被杀头，那么那些字在造字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从“刀”呢？因此“刑”字在创造的时候或许不会与“刀”有关。既然考虑“刀”很牵强，我们不妨思考古人造“刑”这个字为何要从“井”方面考虑。
古人造字，有象形、形声、指示、会意、转注、假借六法，即所谓“造字六书”，其中前四种是基本的造字法。是的，“刑”字的金文写法确实是左边“井”右边“刀”，《“刑”和上古护井意识》把“刑”理解为谁破坏井谁就会被砍头，说明作者是把“刑”作为会意字来看的。从会意字方面入手，作者就会更多的思考空阔的日常生活，而离开了字的本身。分析字的本义，正确的做法是先按照前述六种造字法的顺序逐一进行，逐一排除，直到通过恰当的造字法分析出字的本义。“刑”这个字，首先不是象形，我们不妨根据形声字的造字特点来分析一下。形声字分为两部分——形旁和声旁。很明显，“井”字表示的是“刑”的发音；但是“刀”字却似乎并不能表示“刑”的形态，“刑”的形态是很难有什么样子的。但是，“刀”不能表示“刑”的形态，却能表示“刑”的方式，也是最极端的一种方式，那就是砍头，带有会意性，或者说是以会意的方式示形。因此，“刑”应该是以形声为主，以会意为辅创造出来的字，总体上当算形声字。
（周公摄政）
【021】再议周公摄政
商朝末期，纣王荒淫无道以致天下大乱，黄土高原和渭河平原上狼烟四起，各路诸侯一边相互混战争夺奴隶、物资和地盘，一边向殷都朝歌进发。在这些军阀中，周武王、周公旦诸兄弟率领的周部族*队军**最为强大，最终打败一些诸侯成为各路诸侯的首领。又经过十数年的浴血奋战，周灭了商和各路军阀，统一了华夏，周武王尊死去的父亲西伯盖为文王。
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在父亲西伯盖南征北战打败犬戎、密须、崇侯虎等部族，巩固和扩大周部族势力的过程中与兄长武王紧密配合，立下卓越战功。西伯盖死后，周公旦协助武王灭掉殷商。武王死后,成王年幼,作为成王的叔叔，周公旦摄政，称周公。周公摄政七年后还政于成王。摄政期间,周公基本肃清了殷商残余势力,平定了管叔﹑蔡叔﹑武庚等内部叛乱,巩固了新生的西周政权。历来史家文士均对周公主动还政于成王的大公无私的品德大加赞赏。
周公真的大公无私吗?
透过史书的字里行间,我看到这样几个与周公有关的值得思索的事件。
武王灭殷后不久身体就开始出现问题，后来卧床不起，且病情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到了垂危的时候。而这时朝廷正在根据军工分封诸侯，武王封弟弟周公旦（周公）为鲁国诸侯。鲁国那时候被成为东夷，周公功劳那么大，为什么要把他封到遥远的半荒蛮之地呢？我想，武王的儿子诵（即后来的成王）那时候尚年幼不能理政，武王肯定是担心自己死后成王压制不住位高权重的周公，想外调周公以削弱周公在朝廷中的影响力。可以说,武王封周公为鲁君,动机似乎有点象项羽封刘邦为汉王,希望山高水长能避免有实力的对方对自己造成威胁。但是,面对项羽的庞大军威，刘邦没办法，只好去做汉王了；但是周公却没有去鲁地，一直滞留在镐京，因为那时武王已经是一只快要死了的雄狮，周公似乎正在等待武王的驾崩。我想，也许周公压根儿就不愿意去鲁做个诸侯，他协助武王打败商纣取得天下，大有兄弟轮流做天下的念头，就好像后来的赵匡胤、赵光义兄弟那样。
史书这样接着记载：不久，武王驾崩，成王即位，周公代成王摄政。七年后，周公还政于成王。我想，周公真的是受武王之托摄政，又真的是自愿还政于成王的吗？我们来看看史书上记下的周公的这几件事。
武王病危期间,周公设祭坛向先王祷告,他在祷告的册文中说自己的德才超过武王,希望代武王死好去侍奉鬼神。历代史家均赞赏周公的舍身精神。代死的精神固然可贵,但是在君主戴天行政的古代宣称自己贤于天子终究是大逆不道的,周公敢这样宣称，这似乎可以说明周公早已功高盖主，已经可以藐视武王了，这也可以说明武王对周公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这也许正是他把周公封为鲁君的主要原因所在。代武王死是为了去侍奉上神,代武王和成王执政不也是为上神服务吗?连武王都担心成王不能理政，自称贤于武王的周公代成王执政甚至永远执政有什么不妥呢？所以，周公的祷告正是司马昭之心，比曹操所谓之效文王还要赤裸得多。同时，周公宣称要代武王去死，这就说明，武王没有托孤给周公，不然，周公身负武王托孤之重，岂能违背天子之意而去死吗？
成王即位,周公派儿子伯禽去做鲁君，他留在镐京代成王摄政。这样，周公父子内掌朝廷大权，外据鲁地，进退自如，甚至比武王的权力还要大啊。史书没有告诉我们周公是怎样成为摄政王的，只是说周公摄政后“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史记·周本纪》)。周公辅佐文王、武王多年,品行理应天下共知,管叔﹑蔡叔等一帮兄弟为何在武王死后怀疑周公摄政的动机呢?这种现象最起码可以引起两种猜测:第一,武王临终前并没有把成王托付给周公,甚至有可能逼迫周公抓紧到鲁任职，甚至安排其他兄弟铲除周公，否则管叔蔡叔等众兄弟不会不服；第二, 就算武王遗命周公摄政，可能也同时安排了其他兄弟共同摄政，周公在摄政之后排除异己，独揽大权，众兄弟担心周公父子*反造**，因而向周公宣战，或者说发动了一次“清君侧”的军事行动。
成王亲政后,有人诬告周公谋反,成王派人抓他，周公奔逃到楚地。《史记》等史书没能告诉我们这次事变的很多细节,但是周公刚还政就身处危难中,诬告者肯定能说出许多周公谋反的言行，那么他(们)必是周公的亲信,亲信背叛了，这是值得我们揣摩的；再者，周公奔逃到楚而不是鲁，可见楚地对他来说也是安全的，事实证明最后他从楚地平安的回到京城，这说明至少已经有相当于半个华夏的鲁、楚全部和京城的一部分成为周公的势力范围了；第三，心底无私天地宽,没有谋反之心，心甘情愿还政，你逃跑干什么，就算法制不健全，总还是能够说清楚的吧，何况，成王已经长大，已经具有独立判断能力，你又有平叛和摄政的大恩于成王。我们不妨认为成王的亲政是通过政治甚至军事斗争实现的，失败了的周公不甘心，妄图夺回失去的权利，那么，所说的谋反的行为不仅应该是很正常的，而且几乎是成王与周公角力的继续。最后，周公回到了京城，成王没有杀他，周公这一跑把罪行跑没了。也许是成王不敢杀他，因为，朝中和外地诸侯还有许多人拥护周公，也许众诸侯的*队军**正在向京师开拔。但是，总之，周公平安回到京城本身就宣告了周公的胜利。这也许是巨大的战争威胁逼迫成王言和了，成王在保证周公的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再让出一部分权力，周公承认成王的统治地位。数千年前的这场宫廷之争是多么复杂和残酷啊。
周公临终时要求将自己葬在成周以不离开成王，其实成王早已长大，并且好不容易亲了政，你离不开成王，成王也会认为离不开你特别是离不开死去的你吗？成王不想独立行政吗？成王也许正嫌周公死得太晚了呢。果然，成王没有把周公葬在成周。可见，成王并不把周公看成自己伟大的恩人，他不把周公葬在成周，是要从根本上肃清周公摄政时期在国家各个领域的巨大影响，就好像斯大林的继任者要把斯大林的棺材移出红场，苏联解体后资本主义的俄罗斯要把列宁的墓迁出莫斯科一样。可以说，把周公葬在外地才宣告周公时代的正式终结，成王的亲政从此才真正开始。
由此看来，周公并不象后来的人们所称颂的那么伟大，后人称颂周公，一者是因为人们渴望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能出现大批清官，以整顿封建社会屡治不明的吏治，给人民群众一个相对平安的环境；二者是统治者以情节简略的史书宣传周公代成王摄政又还政于王的事迹而很少分析史书中的一些能够使人们对周公全面认识的“蛛丝马迹”，以宣扬忠君思想，有利于他们的统治。
【022】吕尚何出妄言
据《史记》等书记载，周初分封诸侯，周武王封弟弟周公旦于鲁，封功臣吕尚于齐。不料没几个月之后武王病逝，而继位的成王年幼，周公只好以长子伯禽代为主持鲁政，自己留在京师代成为摄政。依照分封制，诸侯受封后，应当立即赴封地建国，完成之后还须进京向周王汇报民风整治、都城建设、官制设置、周王典章制度贯彻等建国情况。到周成王元年（前1042），伯禽建国工作已经持续了三年，这时他才进京报政周成王和摄政王周公，而吕尚只用了半年时间建国，吕尚早就汇报了自己的工作。伯禽汇报完工作离开的时候，吕尚恰好就在圣殿外，吕尚当着伯禽的面如此跟伯禽道：“鲁后世必北面事齐矣！”
“鲁后世必北面事齐矣”这句话在《史记》中出现得非常突兀，它的前言后语远没有我前文叙述得这样详尽，但是这确实是吕尚对周公的儿子——权鲁侯伯禽所说的原话。吕尚口出如此大逆不道的狂言，我是存疑的。一者，吕尚之言不合史实。诚然，吕尚出身行伍，行事果断，赴齐立国，“因其俗，简其礼”（《史记》）。而伯禽于鲁，则“变其俗，革其礼”（《史记》）。立国齐速而鲁迟是很自然的事。然而吕尚未革齐俗，未立周礼，这将有违武王、周公之命，妨碍天下一统，真是这样的话，周公是不会答应的，然而同样根据《史记》记载的此后数百年齐国的情况，齐国是实行周礼比较规范的国家。二者，吕尚之言也不合身份。吕尚乃周朝开国重臣，他不仅对周文王、周武王无比尊重，也同样尊重地位仅次于天子的周公，无论是周武王灭商战争还是后来周公东征，吕尚都是随军首席军师。除此之外，吕尚通晓兵书，也通晓百家之术，还提出过“秉德”这种社会哲学观，是大智者，他当然明了周武王、周公分封制的神圣性和各种具体规则。依据分封制，诸侯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都受周王节制。诸侯有叛周王的，或者有欺凌其他诸侯的，天下诸侯将会依周王之命一起讨伐他，更重要的是，当时周王的京畿是最大的一块封地，人口和*队军**都是普通诸侯的十倍以上，周王自己都能够轻易解决掉任何一个最大的叛乱诸侯。吕尚怎么敢随便说出吞并鲁国的话呢？退一步说，即便吕尚功高能盖主，或者周王和周公非常尊敬他，他难道不担心将来自己的子孙被周王带领各路诸侯给剿灭掉吗？何况他所说的却是吞并正在摄政的周公自己的封地鲁国呢？
当然，齐鲁建国接近三百年后，鲁国就开始逐渐受制于齐国，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没少侵吞鲁国的国土，但是鲁国灭亡还是拜楚国所赐。但不管怎么说，在分封制正在进行的时候，吕尚就预言更胆敢说出自己的齐国将吞并鲁国的话，是不可相信的。因此，《史记》的相关记载是虚妄的。
（战斧）
【023】“破斧”下的徐国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周公东征，四国是皇。
哀我人斯，亦孔之将！/
既破我斧，又缺我锜。
周公东征，四国是吪。
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
周公东征，四国是遒。
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诗经·豳风·破斧》
“豳”是商周时期的地名，范围包括今陕西彬县大部及旬邑县西南部，周人先祖公刘于公元前十六世纪带领部落迁居于此，并建立城邑。三百多年后，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为避戎狄之扰，把部落迁到水草更丰美的周原（今陕西岐山、扶风一代），为周文王、周武王父子灭商兴周奠定了基础。西周建立后，周人把豳作为龙兴之地顶礼膜拜，并加以开发。在漫长的部族繁衍过程中，豳地与华夏其他各地一样有自己的民歌，《诗经》中的“豳风”便是豳地民歌，一共七首，上边这首《破斧》是第四首。
《破斧》是一首咏史诗，它反映了西周初年周公东征的伟业，诗写于东征胜利后。周公摄政之初，管叔、蔡叔联合殷商旧贵族叛乱，以徐国为首的东夷诸部响应他们。据《竹书纪年》记载：周公用了一年时间平定了管蔡之乱，而后于周成王二年（1041）秋率军东征徐国，直到五年（前1038）春东征战事才告结束。
根据《破斧》的诗意，诗可能是周公麾下的一个文职军官所写。诗用三章反复咏叹，表现了战争的残酷，歌颂了周公的功绩，也庆幸自己能够生还。描写战争的残酷时，诗人没有写战争的厮杀场面，而是通过描写*器武**的破损以启发读者去想象敌我厮杀的情形。诗中提到了四种*器武**，即“斧”、“戕”、“锜”和“銶”。“斧”从父从斤，斤的意思是砍伐，因而“斧”的本意是父亲的治家工具，长柄，后来演化成最高军事统帅指挥作战的*器武**，它很厚实，却并不非常锋利，其象征意义大于实用意义，很明显，这首诗中的“斧”是指周公所用的*器武**。“戕”也是长柄，类似于“斧”，但是其较薄，斧面有方孔因而也就较轻，斧刃非常锋利，正因为轻便而锋利，它适宜长距离横砍或钩杀，因而这首诗中的“戕”应该是在前线直接指挥*队军**冲锋陷阵的中上级军官们所使用的。“锜” ，《释文》解释为三足釜，毛苌认为是三足凿，很显然，这是一种手握的三棱形像凿子一样的直刺兵器，类似今天的弹簧三角刀，这是商周时期的近距离搏杀兵器。“銶”本义就是凿子，士兵当然不能拿着凿子打仗，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跟锜类似但是稍嫌粗糙的短兵相接的*器武**。锜和銶都是短兵相接的兵器，前者精致，后者粗糙，前者应该是下层军官使用的，后者是普通士兵使用的。
《破斧》这首诗通过渲染从最高军事统帅到普通士兵的*器武**都在战争中严重破损的现象，间接描写了周公东征徐国战事的残酷情状，加之史载这场战争历时三年之久，可见周公打败徐国是多么艰难。
小小徐国，竟然让周公劳师三年，而周武王灭商也不过只是牧野一战而已。是周公的指挥能力不如周武王吗？当然不是，这涉及到商、徐（九夷）、周三者之间的关系。
徐国是夏初权臣伯益之子若木所建，都徐城（今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南），徐城靠近今著名的距今四万多年的下草湾文化遗址，由此可见徐国的文明积淀之深。伯益是夏朝的权臣，后来的徐国理应服从夏朝，但是情况却不是这样。伯益是九夷部落首领，当年禹通过跟伯益结盟使九夷归顺中央，禹允诺伯益为自己的天子之位继承人。然而，后来禹食言了，禹的儿子启继承了天子之位，伯益率领九夷部落反叛启，结果伯益战败而死。伯益的儿子若木以九夷部落为核心建立了徐国，徐国怎么会臣服夏朝呢？但是，由于交通、水患，特别是夏朝内部时有权力斗争等原因，夏朝与徐国之间虽然时有战事，但数百年间在总体上是相安无事的。
商发家于河南东部今商丘一代，靠近徐国，徐国与商部落早在夏朝时期就有纷争。为了回避徐国，商部落逐渐向北、向西北即今*安泰**、郓城、安阳一代发展，因侵占了夏朝的核心统治区而跟夏朝发生战争，夏朝灭亡。
商固然建立起了自己的王朝，但是徐国不承认它。根据甲骨文记载，商朝数百年间多次发动针对徐国的大规模战争，商朝的末代天子纣王公元前1075年刚即位就亲征徐国，此后近三十年间内多次发动讨伐徐国的战争，但是他不仅没有臣服徐国，相反还耗空了商朝的国库。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从周原起兵伐商，*队军**进逼商朝首都朝歌（今河南淇县）时，纣王的主要*队军**却都还在徐国前线，仓促之下，纣王组织奴隶和多年抓获的东夷战俘大约十七万人开赴朝歌以南四十里的牧野（今河南新乡北）迎击周武王，结果一战即溃。
周武王一战灭商，建立起西周，但是第二年他就驾崩了，周公开始摄政。前文已经说过，周朝发于豳和周原，二者都在河套地区，距离徐国有两三千里之遥，而且中间隔着商朝的统治中心中原，周在当时的徐国人眼中简直就是方外之国。周武王灭商之后，商的主力*队军**有国难回，大部分投降了徐国，实力本来就很强大的徐国更加不可一世。但是正是因为数百年间都很疏远，周人在徐国人看来是神秘的，徐国静观时局，不敢对周朝轻举妄动，直到周王室的管叔、蔡叔勾结殷商旧贵族发动叛乱，徐国才决定对周朝发难。
没有军权和足够威望的管叔、蔡叔指望策反一部分军人来*翻推**周公，就跟当今的委内瑞拉议长瓜伊多一样非常可笑，殷商旧贵族也都只有少量的家兵，而且聚居地早在武王生前就已经被周人包围，自然也没有多大战斗力，所以周公不到一年就平定了这场叛乱。而徐国则不同，徐国的军事实力远超早前的商纣王，这对于周公来说，东征必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恶战。这次历时三年的东征，周朝死了多少人，没有史料记载，但是仅凭《破斧》这首诗中不断重复的“哀我人斯，亦孔之将”（可怜我没死真是美事啊）这样的句子，我们就知道周朝的*队军**伤亡是非常惨重的。而那每一件卷了刃的兵器还不知经历过多少位使用者，它们更是无声的复述着那些数不清的阵亡军人的故事。
《破斧》赞扬周公东征胜利后出现“四国”臣服的现象，实际上，周公东征只是暂时挫伤了徐国的锐气，此后数十年间徐国又多次叛乱。周穆王（前1025-前871在位）时，徐国公然称王，向其朝拜的诸侯达到三十二个，其中有的诸侯本来是朝周的，忍无可忍的周穆王亲自东征，经过数年苦战，反叛中原王朝一千多年的徐国才臣服于周天子，从此，徐国再也没有脱离华夏王朝。因此，《破斧》不仅唱出了周朝创立王业的艰难，也令我们感慨徐国跟夏、商、周三朝的漫长敌对历史，以及从周公东征徐国到周穆王收服徐国的华夏民族融合的曲折性和长期性。
（周朝宫殿）
【024】布谷鸟会是谁呢
鸤鸠在桑，其子七兮。
淑人君子，其仪一兮。
其仪一兮，心如结兮。/
鸤鸠在桑，其子在梅。
淑人君子，其带伊丝。
其带伊丝，其弁伊骐。/
鸤鸠在桑，其子在棘。
淑人君子，其仪不忒。
其仪不忒，正是四国。/
鸤鸠在桑，其子在榛。
淑人君子，正是国人。
正是国人，胡不万年?
——《诗经·曹风·鸤鸠》
曹国是西周分封的第一批诸侯国，第一任国君是周武王的六弟姬振铎，史称曹叔。曹国当时是伯爵级别的诸侯国，不仅地位高，而且辖区广阔，范围大约包括今山东菏泽市区，以及曹县、定陶县、东明县、鄄城县、郓城县、梁山县的全部、大部或一部。曹国与齐国、鲁国共同拱卫周朝的东疆。正因为曹国的地位显赫，《诗经》中收录的曹国民歌数量也就不算少，达到四篇，这首《鸤鸠》是第三篇。
《鸤鸠》的主旨自古争论不休，大抵上可分为以《毛诗序》为代表的讽刺说和以朱熹、方玉润为代表的赞美说两派。但是讽刺说和赞美说又有许多支派，也就是此诗到底讽刺谁或者赞美谁，众说纷纭。我倾向于接受赞美说。全诗各章皆以鸤鸠起兴，以鸤鸠悉心养育幼雏，从幼雏蜗居巢中到能够飞到梅树梢、枣树梢、榛树梢的全过程，老鸤鸠可谓辛勤劳苦，诗由此赞美了人世间的无私之爱，这种爱可以理解为父母对子女的爱，可以理解为奴隶主贵族自诩的对黎民百姓的爱。当然，“国风”中的作品大都是对具体的社会生活有感而作，那么《鸤鸠》到底赞美了谁呢？历史上主要有三种认识：一是赞美春秋后期饱受大国欺凌却能够左右逢迎终能保全国祚的曹共公（前653-前618年在位），一是赞美长期抵御楚国侵略以保护曹国的晋文公（前636-前628年在位），一是赞美曹国的开国国君曹叔振铎。
作为“曹风”，赞美“外国”国君晋文公是不妥的。至于说晋国保护了曹国，那也是空穴来风之说。我们都知道，春秋时期诸侯之间无论是争霸还是保护与被保护，其行为都是无义的，或者说都是对周礼的无情践踏。晋文公时期的曹国是曹共公当政中期。曹共公十六年（前637），尚是晋国公子的晋文公重耳逃难中路过曹国，曹共公听说重耳肋骨排列紧密，想让重耳脱掉衣服给他看，重耳认为自己受到了羞辱，非常生气。晋文公继位后与楚国交恶，而曹共公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跟楚成王结了盟，于是晋文公以此为借口出兵讨伐曹国，俘虏了曹共公，曹共公被迫跟楚国撕毁盟约。从此，直到晋文公去世，曹共公都是晋文公的盟友。晋曹这样的大小国之间的关系还不如当代的美日关系呢，曹国民歌凭什么要歌颂晋文公？其实，即便“魏风”、“唐风”等晋国民歌中都没有如此歌颂晋文公的呢。因此，《鸤鸠》赞美晋文公的说法可以被否定。
从西周后期到春秋初期，随着西邻晋国和南邻楚国的强势崛起，曹国逐渐衰落成为中等诸侯国。春秋初期，诸侯国还有一百多个，能够称为大国的也就晋、楚、齐而已，曹、郑、鲁、陈、卫、宋、北燕以及刚刚创建的秦算是中等诸侯国，其他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小国。在大国争霸的过程中，小国是随风倒的，谁胁迫就跟谁，因此大国需要争取的同盟国就是那些中等诸侯国。而中等诸侯国都有发展成为大国的强烈愿望，因此它们一边选择可以依靠的大国，一边欺压甚至吞并小国以壮大自己。曹国和同样作为中等诸侯国的它的东邻宋国一起沦为晋楚争霸的争取对象，宋国与楚、曹两国为邻，而曹国与晋、楚、宋三国为邻，曹国的位置更加尴尬，邻国晋、楚争相拉拢曹国，曹国要么必须与楚国结怨，要么必须与晋国结怨。更要命的是，晋国本着远交近攻的外交原则，一直与宋国交好，以便通过宋国牵制楚国，宋国并不敢进攻楚国，但是它却仰仗晋国，常常进攻曹国，以跟曹国争夺周边小国，还有北邻卫国仰仗齐国的保护，也常常跟曹国交恶，曹、宋、卫进行着缩小版的诸侯争霸，这使得曹国苦不堪言。
曹共公继位后一直在寻找战略突围的机会。公元前645年，楚国伐徐，徐国是宋国的东邻，曹共公依据远交的外交原则跟徐国订立将来共同牵制宋国的盟约，遂亲率大军援救徐国，不料，宋襄公却趁曹国国内空虚偷袭曹国，曹国的盟国晋国因国内政治纷争而无力帮助曹国，以至于宋国从曹国满载而归。既忍无可忍又走投无路的曹共公爽性主动示好楚国。公元前640年，宋襄公再度入侵曹国，楚国遂作出大举进攻宋国的样子，宋襄公被迫退兵。公元前638年晋文公继位后，晋楚矛盾激化，晋文公遂讨伐楚国的盟国曹国，楚国不敢跟国势正在急剧恢复的晋国硬碰硬，曹国只好投降晋国。公元前629年，晋文公为了拉拢鲁国以牵制齐国，逼迫曹共公把桃丘以南、济水以西、濮水以东、大野泽以北的曹国国土割让给鲁国。这块土地即今山东梁山县大部及巨野县一部，三面靠河，一面临湖，非常肥沃，是曹国的天然粮仓。第二年，晋文公去世，晋襄公继位，更是逼迫曹共公跟晋国签署按年纳贡的协约。曹国从此继续衰落下去。
认为《鸤鸠》是赞美曹共公的论者，其理由除了曹共公治理曹国虽然艰难但是却从未放弃之外，还认为这首诗中“国人”、“君子”等字眼都带有西周后期到春秋前期的语言色彩。如果说《鸤鸠》这首诗是赞美曹共公励精图治、爱民如子的，试问这个面对晋楚二雄进退失据，以至于割地纳贡，苟延残喘的曹共公值得赞美吗？西周初年的史书确实很少直接使用“国人”来指称人民，对“君子”这个词语内涵的界定也是西周后期才开始，直到春秋中后期孔子才完善，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排除春秋前期的诗人用当时的语言写诗赞美古人。总之，曹共公即便可以被同情，也仍然是不配《鸤鸠》这首诗来赞美的。
通过排除法，《鸤鸠》就是赞美曹国的开国国君曹叔的喽？其实，即便不使用排除法，这首诗中也有曹叔的身影。
西周初年，天下虽然大，但是得到充分开发的最富庶的地区是渭水流域，其次是紧靠它的南边的洛水流域，这两大流域呈东西狭长状沿黄河南岸延伸，这是周王直辖地区也就是所谓京畿。被分封的诸侯国一层层分布在京畿外围，各国不仅土地未得到充分开发，而且人民也没有得到驯化，首任国君均面临着一方面制定官制，选拔人才，推行周礼，化育人民，一方面带领官民披荆斩棘，挖山辟地，开渠引水，发展百业。如此繁重的工作，必然要求首任国君既要有德行，又要年富力强。史载周武王死的时候四十五岁（一说五十四岁），周武王是周文王次子，曹叔是周文王六子，他应该处于英年时期。史载曹叔做曹国国君六十余年，如此漫长的岁月，他奠基曹国可谓劳苦功高，他数十年如一日治理曹国，终于使曹国成为西周初期数百个诸侯国中十数个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曹叔不正具有《鸤鸠》这首诗中所歌颂的父亲般的鸤鸠的形象吗？
此外，这首诗的核心意象“鸤鸠”也值得分析。鸤鸠就是布谷鸟，据说，布谷鸟喂雏的时候，早上从上向下喂，晚上从下向上喂，所以《左传·昭公十七年》据此开玩笑道：“鸤鸠氏，司空也。”即以布谷鸟喂雏时始终掌控着一块空间这个特点，用古代官名“司空”来戏称布谷鸟。司空是西周初年设置的官职，与司马、司寇、司土、司徒并称“五官”，地位次于“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周朝分封的诸侯数百个，小的诸侯直接赴封地就是了，大的诸侯除了要管理自己的封国，还兼任周王的属官，协助周王管理天下。周公作为重要封国鲁国的诸侯，就安排儿子伯禽代管鲁国，自己代年幼的周成王摄政。正常情况下，“三公”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五官”是具体的行政执行者，由年富力强的人担任。摄政是特殊历史背景下设立的临时官职，其权力当然超过“三公”，并越过“三公”直接领导“五官”管理具体的行政事务。遥想周公摄政时，作为重要诸侯国曹国的国君，又是周成王的六叔，加之正值英年，曹叔难道不该身居“五官”之列吗？而春秋初期的曹共公已经沦为小国诸侯，怎么说他也不会跟周王朝的司空沾边儿。
至此，我们应该可以认定，“曹风”中的《鸤鸠》既不可能赞美“外国”诸侯晋文公，也不可能赞美丧权辱国，苟且偷生的曹共公，只能赞美周成王时候的司空、曹国开国国君——曹叔振铎。当然，自古也有论者认为《鸤鸠》是讽刺曹国的某个国君的诗，而且是反讽，主要的根据是最后一句“胡不万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这么伟大，为什么曹国后来没能长久呢？其实，“胡不万年”虽然有一点批判意味，但是更含有为曹叔振铎痛惜的意味，就是说：曹叔您含辛茹苦，数十年如一日打造的曹国，没想到后来的国君们不能守业，您为什么不能万寿无疆呢？
（周易袁）
【025】被忽略的召公奭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诗经·召南·甘棠》
周朝取代商朝，是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是中国文明从草创阶段进入大繁荣阶段的标志。创建周朝的伟人有哪些？我们当然忘不了周武王、周公和姜尚。周武王不仅雄才大略，而且知人善任，当然是这场革命的灵魂人物。由于周武王灭商第二年即驾崩，周公接起重担，他不仅挫败了王室和殷商旧贵族的叛乱，而且取得了东征九夷的胜利，巩固了新生的周朝政权，同时他又主持制定了保证周朝长治久安并影响此后近三千年中国历史的周礼，周公的伟业其实是超过周武王的。姜尚作为伟大的军事家，协助周武王、周公指挥战争，功绩斐然。其实，我们常常忽略了另一个重要伟人——召公奭。
召公奭，即姬奭，与周公一样是周武王的弟弟，但年龄略小于周公，因封地在召（今陕西岐山西南），后人常称他为召公。他的后代也有被称为召公的，比如“周召共和”的主角之一召穆公，但是当我们不加区别的说召公时指的就是召公奭。
上边这首《甘棠》记载了召公的一件小事。相传召公非常勤政，有一年，他巡视南方，为了便于处理政务，他离开宫殿，而在宫殿外的一棵甘棠树下办公。召公走后，当地人因爱戴和怀念他而作了《甘棠》这首诗，在当地传唱。
《甘棠》虽然写的是召公的一件小事，但是因小见大。召公一生最重要的业绩有三个。
一是分陕而治。周朝初建周武王即病死，周公摄政引起了周武王的其他弟弟们特别是管叔和蔡叔的坚决反对，管叔和蔡叔甚至勾结殷商旧贵族和九夷发动叛乱。在新生的周朝政权存亡的重要关头，在周公的真诚表白和劝说下，召公表态支持周公。周公平定管蔡和殷商旧贵族之乱之后，为了专心东征九夷，他跟召公约定“分陕而治”，就是以陕地（今河南陕县）为界，把天下分为两大块，召公主管西边，周公主管东边。这样，周公就能够在三年的东征过程中不必过问陕地以西的政务了，从而保证了东征的胜利。更重要的是，东征需要大量的后期补给，仅凭周公所主管的东区是不够的，在东征的这三年中，召公征集西区的战略物资，源源不断的输送到东方前线。周公东征结束回到京师之后，召公主动要求取消分治，担任太保，继续拥护周公摄政，协助周公营建东都洛邑和*都迁**，同时担任卫戍洛邑的八万*队军**的统帅。可以说，没有召公在“分陕而治”前后数年间对周公的支持，周公是不能完成王朝的巩固大业的。
二是辅佐二王。周成王七年（前1036）周公致政成王，又过了三年，周公病故，这时候成王还不到三十岁，辅佐成王的大任自然就落到了召公身上。后世的西汉有个“曹随萧规”的典故，召公也是如此，他严格按照周公早先制定的宗法制原则治国理政，其实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想想后来的历史上数不清的一朝宰相一朝官的*党**祸和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荒谬情况，就能体会到召公的这一可贵之处了。同时，召公又非常敬业，《甘棠》这首诗所描写的就是召公在辅佐成王期间的情形。周成王二十二年（前1021），正值壮年的成王病故，而太子姬钊年幼。召公奉成王遗命，辅佐太子（周康王）行政。召公协助周康王再次东征重新叛乱的九夷，接着又北征鬼方（今内蒙古中西部），扩大了周朝的统治区域，进一步巩固了周朝的统治基础。召公去世的年份已经无从考证，但是史载，召公去世后，康王再也没有发动战争，天下安定和谐达四十年之久。历史上把周成王、周康王统治时期称为“成康之治”，显而易见，促成“成康之治”的最大功臣就是召公。
三是建立燕国。周武王灭商之后，分封诸侯，召公被封为燕国国君，召公随即带领儿子们远赴燕地建国。建国将要做的事情包括创立官制，营建都邑，以周礼教化人民，带领官民披荆斩棘，开展农业生产，以恢复连年战争带来的创伤。而燕地的北面是鬼方，西面是北戎，燕国时常受到这两个强悍的游牧民族的侵扰。还有，燕地的东面是孤竹国，孤竹是殷商旧贵族的封国，虽然奉周为正统，但是跟燕国是不和睦的。由以上这些，可以想象召公创建燕国的艰难程度。但是召公仅用了三四年时间就模范的完成了燕国建国大业。周成王四年（前1039），召公把燕国交给长子姬克管理，自己专心辅佐周公和成王管理天下事务。周初的诸侯国数百个，到诸侯称雄的战国中期（公元前350年前后），燕国位列“七雄”之一，而那时候周公当年受封的鲁国只剩下包括都城曲阜在内的两个城邑了。秦始皇吞并六国是从公元前230年开始的，完成时间是公元前221年，燕国直到公元前222年才被秦吞并。在游牧民族环伺的八百年中，在春秋战国诸侯争霸和称雄的五百年中，燕国始终傲立，其基础正是召公最初三四年所奠定的。
综上所述，在西周代商迅速得以巩固的数十年中，召公的历史功绩是不亚于周公的，某些方面甚至是超过周公的。至于姜尚，周公东征结束后数十年间就边缘化了，其丰功伟绩更是因为《封神演义》这部神魔小说才被后人所津津乐道的。我们经常把周公、姜尚兴周的功绩挂在嘴边，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功绩甚至超越他们的召公。
（桃花）
【026】中国桃
三千年前的一个春天，一棵桃树在周南山窝里的一处寻常人家的院子里开花了，那粉红的花儿艳丽绝伦的铺满桃树，渲染着这户人家希望的春天。而坐在桃树下绣花的是这户人家初长成的姑娘，桃花瓣飘落在姑娘那浓密而油黑的头发上，姑娘的脸颊竟然也像桃花瓣一样粉红娇艳。姑娘抬起头凝视着满树桃花，想象着这些桃花将会结出一只一只桃子，原来，姑娘想念起河西村庄里自己那帅气的未婚夫了，现在，双方家长在为他们做着准备，她将在桃花还没有落完的时节成为他的新嫁娘了，桃花一样艳丽的她明年桃花盛开的时候就要给他生一个仙桃般的胖娃娃了。
这是中国文学花园里最早的一棵桃树、最早的一树桃花和最早的一个桃花般红艳艳的少女。桃花是寻常的，它不需要过于精心的侍弄，就可以在每一户农家或每一块田头开放；中国的少女也是寻常的，她们不需要涂脂抹粉，就可以在每一户农家和每一块田头笑出桃花般的酒窝。桃花是烂漫的，它总是抢在百花还没有开放之前开放，它舍不得收敛自己那红色的火焰，红艳得让后来的百花无所适从；中国的少女也是烂漫的，她们会大胆展示自己最美的最红艳的容颜，会大胆挑逗猴急的毛头小伙子，会公然反抗干扰她们婚姻自由的霸道的父母。
桃花是空灵清绝的，它把中国最早的世外桃源如桃核一样一直保存到晋代，直到冒冒失失的陶渊明误闯进那个红色的千年秘密；中国的少女也从来都是空灵清绝的，她们的心儿如同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她们会让男人用一生的时间研究她们，但是不变的是她们对心上人的红色的爱。
桃花的这抹中国红，不仅染红了整部《诗经》，还一路移栽下去，染红了“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唐诗，染红了“忽惊春到小桃枝”的宋词，染红了“流水桃花扬晓风”的元曲，染红了“桃园三结义”的明清说书场。
桃花的这抹中国红，更成为以后三千年每一个中国少女的颜色；中国文人面对被中国后来的所谓儒家文化教养得非常羞涩的少女时，也用“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对她们赞美了三千年。不过，文人总是一边疯狂的追逐桃花般肆意开放的女人，一边用一些见不得人的说法蔑视她们。当然，也会有不守妇道的女人把嫣红的桃花随便视与他人，虽然我们常常委婉的用“红杏”谓之。
（樛木）
【027】鲜花插在牛粪上
南有樛木，葛藟累之。
乐只君子，福履绥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
乐只君子，福履将之。/
南有樛木，葛藟萦之。
乐只君子，福履成之。
——《诗经·周南·樛木》
这是《诗经》国风“周南”中的小诗《樛木》，晋人潘岳认为这首诗是写女子们依附男子。《毛诗序》和朱熹都认为这首诗是姬妾赞美后妃的，宋代以后还有人从这个说法出发，认为是“群臣颂祷其君”的，清代学者戴震进一步认为是“下美上之诗”。
“樛木”是指树干弯曲的、难看的树，既然弯曲，就没什么大用，因此，这首诗中的“樛木”是指一个丑陋、愚蠢、无能的人。“葛”和“蕌”是两种草本攀援植物，在这首诗中是指依附于那个“樛木”般的人的人们。“葛蕌”们你争我抢的缠绕在“樛木”上，从诗歌的这个表层意义出发，无论理解为姬妾赞美后妃，还是群臣歌颂君主，或者是宽泛的“下美上”，都是牵强附会的。相比较而言，潘岳的女子们依附男子的说法倒是可以接受的，不过，潘岳只是作了这个结论，或者说只是他的假说，他并没有展开论述，但是，我们不妨就从潘岳的这个说法思考下去。
无论是从婚姻关系上看，还是从更广泛的社会生活上看，奴隶社会的男女关系都应该是女子依附男子。从这个思路出发，我首先是这样理解这首诗的：所谓樛木，应该可以理解为无能、没用又丑陋的男子，但是，即便是这样的男子都娶到了缠绕着、顺随着他的好女人，而且还不止一个，这是这个男子的快乐和幸福源泉之所在啊。这样，这首诗中就既有对男子的讽刺和对女子的惋惜，又有对男子的艳羡和对女子的赞美，这是“鲜花插在牛粪上”给诗人带来的综合反映。所以，以第一节为例，我们可以这样翻译：“南边的树虽然是弯的，但是葛藤缠着它，南边那个丑八怪啊，娶了温顺的女人；这丑八怪那个乐啊，幸福从此将降到他的头上了。”为什么女子们那么喜欢这个男子呢？奴隶社会的父权制登峰造极，女子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下，她们只是繁衍宗族的工具，而她们如果要活下去，不依附男子还能依附什么呢？既然活下去必须依附男子，她们还会在意男子的相貌和智慧吗？
但是，撇开“诗无达诂”不说，作者写这首诗的本意还不应该仅限于丑男娶美女，他应该是针对特定社会事件或者特定人物有感而发的，“国风”中的许多作品都是如此。那么，《樛木》中的这个又丑又笨的男子到底会是什么人呢？
本诗属于“周南”，周南是不是如同字面上所反映的周朝京畿以南的各国呢？古今诗论家正是这么认为的，甚至有的诗论家直接就把周南看作周朝京畿以南最大的诸侯国楚国。我觉得这是不妥的。《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前两大国风是“周南”和“召南”，既然有“召南”，那么“周南”这个词语中的“周”就不是指周朝京畿。公元前1042年周武王驾崩，年幼的周成王继位，成王的叔叔周公摄政。周公摄政引起同为成王叔叔的管叔和蔡叔的不满并叛乱，叛乱得到以徐国为首的东夷部落的响应。平定管蔡之乱后，周公决定东征徐国。鉴于管蔡叛乱的教训，为了巩固后方，他跟同为成王叔叔的召公达成了协议，即所谓“周召分陕而治”。周公、召公商定，以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境内的“陕塬”为分界线，这条分界线略呈西北-东南走向，把当时周朝的控制区大体上划分为东、西两大块，《左传·隐公五年》记载：“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周公和召公还主持立了一根高三米多的石柱在分界线上。根据“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理念，理论上这条分界线北达大漠以北甚至周人还不知道的北冰洋南岸，南到百越甚至周人还不知道的南海北岸。因此，“周南”、“召南”中的“周”、“召”分别是指周公辖区和召公辖区，也就是说，“周南”是指周公管辖区域的南部，大约就是淮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主要是九夷、吴越诸国，早期并不包含远在丹阳（今河南淅川）一代的楚国，即便后来楚国向东扩张以至于到《诗经》成书的春秋中期的召昭公时代，楚国也只是东疆抵达了“周南”，而且还受到吴国的遏制。也就是说，国风“周南”是东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民歌。
《诗经》十五国风既然有“周南”和“召南”，为什么没有“周北”和“召北”？我们知道，西周早期的有效统治区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淮河中游地区和长江中段以北区域。北部诸侯林立，统治制度完备，民歌在各国都得到了有效保护；而淮河以南直到长江沿岸、东南沿海却是诸侯国和原始部落杂居，地域远大于北部，且河汊如同网络一般密布，民歌当然比北部更丰富，但是采集和整理起来很困难。所以，《诗经》中就以“周南”和“召南”把南部丰富多采的民歌笼统的分为两大类，而北部则依据重要诸侯国，分出十三国风。
说到这里，我们就明白《樛木》中男主角的身份了。他是周朝东南部诸侯或者诸侯的后代。虽然他长得很丑陋，甚至是残疾人，而且又愚蠢，怕是*亲近**结婚造成的痴呆吧，但是他却能娶到许多美人，而那些美人都把他当宝贝，心甘情愿的整日纠缠着他。为什么会“白菜都被猪给拱了”呢？还不是财富和地位使然嘛！当然更是当时政治的需要。
说到男主角的残疾和痴呆，我们就有必要再探讨一下诗中“葛藟”所比称的女子们。其实这些女子都不是穷人家的孩子。在中国古代，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非常严格，但是周朝的门户观念是远远大于后世的。周朝宗法制把人分成高低不同的等级，任何一个人想通过婚姻或其他手段跨越自己的等级是不可能的，而婚姻又是宗法制的核心依赖，因此，周朝的大贵族只会跟大贵族联姻，而联姻其实又只在姬、姜、姒、子、芈等几个大姓之间进行，后代应该少不了傻子和残疾人。就是说，《樛木》中的女子们正是诸侯或大夫的女儿，但是却未必是东南部的，中原地区的大贵族跟东南部地区也是联姻的。即便如此，这些女子也有可能属于*亲近**繁殖，她们怎么不会面对一个丑男傻傻的乐呵呢？当然更重要的是，联姻有利于这些女子的父兄，有利于她们的母国长治久安，也有利于她们所生的后代继续享受荣华富贵，即便从这一点出发，她们也会对自己的婚姻感到非常满意。
正确理解这首诗，我们应该从潘岳的比兴说出发，首先从字面的含义把它看作是一首丑男娶美女的诗歌，而后从诗歌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进行再思考，我们将得出潘岳没有得出的结论，那就是：这首诗描写了西周东南部地区大贵族跟中原地区政治联姻的社会现象，这虽然会产生一批傻子后代，但是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周朝的民族大融合，并有助于周朝长治久安。
（周宣王时期青铜龟）
【028】《云汉》与周宣王
旱既大甚，散无友纪。
鞫哉庶正，疚哉冢宰。
趣马师氏，膳夫左右。
靡人不周，无不能止。
瞻昂昊天，云如何里!/
瞻昂昊天，有嘒其星。
大夫君子，昭假无赢。
大命近止，无弃尔成。
何求为我，以戾庶正。
瞻昂昊天，曷惠其宁?
——节选自《诗经·大雅·云汉》
据《春秋》、《毛诗序》等书，约于周宣王五年（前823），周大夫仍叔有《云汉》一诗赞美周宣王心忧天下旱情。这首诗一共八章，上面节选的是最后两章。
诗的第一章说：“王曰於夫，何辜今之人！”古人解诗时，有的认为这是仍叔在讽刺周宣王昏昧，其实即便直译，这也是周宣王面对旱灾心生愧意的表白，这分明是明君的表现。“旱既大甚，散无友纪。”古人解诗时，有的认为这是仍叔讽刺周宣王施政无能无能以至于朝纲混乱，其实直译出来就是宣王怨恨天灾害国而已。“大命近止，无弃尔成！”古人解诗时，有的认为这是仍叔讽刺周宣王胡作非为，其实这很明显是周宣王在祈祷丰年，而且其志又是何其坚啊。
周宣王亲历国人之乱、共和之纠，自己的生命和王位也都与这次政治变化密切相关，因此，远，他能够则明三王之道，近，他能够悟厉王之失，也能够察民生之艰，加之有邵公匡扶，所以他继位后发奋图强，修缮宫室，整顿吏治，操练*队军**，发展生产，天下迅速稳定。相关历史记载已经表明，《云汉》这首诗出现之后大约十年，盛世渐成，因此有“宣王中兴”的美誉。
但是，周宣王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还是“不籍千亩”。“籍田”是先秦时期的名词，指的是奴隶主贵族所拥有的组织奴隶耕种的土地。据《史记》记载，周宣王晚年，身体多病，心力交瘁，以至于诸侯再度离心，朝政也开始混乱，所谓的“中兴”局面逐渐褪色。为了转移内部矛盾，周宣王大肆用兵扩边，以致国库枯竭。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以发展经济，支持军事行动，周宣王果断的下达“不籍千亩”之令。依据周礼，天子有籍田千亩，诸侯有籍田百亩，其他贵族的籍田按照等级各有规定。籍田都以奴隶耕作。周宣王四十年（前788），周宣王命不籍千亩王田，就是把自己的千亩土地租给奴隶耕种，周宣王收取地租，奴隶也就变成了佃农（当然那时候没有佃农这个名词）。过去，奴隶劳动时消极怠工，甚至破坏工具，虐待牲畜，土地的产出很低，周宣王的所得自然也就很少，如今，奴隶获得了有限的自由之身，不仅阶级矛盾得以缓和，而且土地产出翻了三四倍，周宣王的所得翻了一两倍，奴隶（佃农）也能够吃饱饭了，甚至可以娶妻生子，为了保护这种局面，国家征集奴隶参军打仗，他们的积极性也就高起来了。周宣王“不籍千亩”的这种生产关系改革，不仅比公元前590年鲁国的初税亩改革早了二百年，而且其封建制色彩也浓于初税亩制度，更是比战国初期各诸侯国的封建制变法早了三百五十年以上，这可是了不起的。
周宣王以“不籍千亩”做表率，下令各级贵族效仿。三两年之后，“宣王中兴”再度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不过，为了督察各级贵族遵守不籍田的命令，年迈的周宣王亲自“料民”，清查奴隶主贵族所隐藏的奴隶人口和土地，大批释放奴隶为佃农，这样做虽然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却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速了西周的灭亡，而这却是周宣王所未能料到的。
诚然，“宣王中兴”难比西周前期的“成康之治”，然而周宣王时期西周的历史已在黄昏时分，能有一个时辰的夕阳终究还是可贵的。既然如此，仍叔所写的《云汉》这首诗，应当是赞美周宣王，而不是讽刺他。“兢兢业业，如霆如雷”（《云汉》第三章），执政者有这样的自我警惧之心，理政一定是勤奋的。“何求为我，以戾庶正”，执政者无这样的自私之念，政治一定是清明的。然而，所谓“宣王中兴”未能持久，它只是西周国运的一次回光返照。这不是周宣王的过错，诸侯做大，王室衰微之势实在是历史发展的结果，非人力可以难以扭转的。
（獐子）
【029】用死獐子引诱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
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
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尔！脱脱兮！
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诗经·召南·野有死麕》
这是一首热烈奔放的情诗，我第一次读它的时候，精神立刻就被它感染了，以至于非常想念这个美丽的、泼辣中又略显矜持的女孩。于是我这样翻译这首诗：“姑娘在野地里砍柴，突然发现一只死獐子，用纯洁的白茅草包着。怎么会用白茅草包着呢？原来是勇敢的小伙子要送给她的礼物，小伙子多帅啊，姑娘的心儿一下子就扑扑的跳个不停。/姑娘假装继续劳动，砍倒了一堆灌木，小伙子以为姑娘不喜欢獐子，又打死了一只大鹿，他把死鹿放在姑娘的灌木上，用白茅草扎上，姑娘跟小伙子相约晚上幽会，小伙子看着美如玉的姑娘扛着灌木和死鹿回家了。/月上树梢的时候，趁母亲睡着了，姑娘偷偷溜出院子，小伙子鲁莽的抱住她就把手往她裙子下抹。天还没有黑透，姑娘吓坏了：慢点儿，慢点儿，不要动我的裙子，别惹得狗儿叫起来！”
但是，再读这首诗，我的头脑中突然没有了纯洁的女孩子，我感觉这好像是远古时代男人用物品*引勾**别人家妇女，死獐子和死鹿是嫖资，那么这首诗就应该是中国古代早期写娼妓生活的诗了。我便又这样翻译了它：“姑娘在野地里砍柴，发现一只死獐子躺在白茅草堆里。兴奋不已的她正要拾走，却发现邻家的男人站在不远处，这死鬼知道她爱占便宜，一直对她想入非非，今个儿是想用死獐子撩拨她呢。/她动心了，但想到刚才的唐突举动便又不好意思的离开死獐子。男人以为姑娘嫌獐子太小，便又打死了一只鹿，扛了回来，这时候姑娘已经砍倒了一堆灌木，男人把死鹿用白茅草捆在灌木里，殷勤的交给她。/她用媚眼直勾勾的盯着他，告诉他晚上到她家院外等她。男人笑嘻嘻的凑到她耳边献媚说：‘我的小美人，你长得跟美玉一般。’月儿爬上树梢的时候，姑娘趁母亲睡熟了，偷偷溜出自家的院子，早已等不及的男人一把抱住她，手就往她裙子下抹。天还没有黑透，姑娘吓坏了：‘死鬼，等等，反正今晚要给你了，你悠着点，别动我裙子，如果惹得狗儿叫起来，你这个馋猫就要馋一宿了！’”
我知道这样理解这首诗不纯洁，但是我认为，在春秋时代，原始群婚制的余脉还在，人们的*生活性**非常随便，在老百姓的生活中，这种以物品换取性乐趣的交易应该很正常的。我们没有必要用纯文学、纯美的现代观点来思考这首诗。
我查阅了前人对这首诗的理解，大多不能令我满意。
有近代学者认为，这首诗描绘了一段山野风味的恋爱史，他把三节诗理解为两天与三次发生的故事，也就是，姑娘先是在劳动中爱上了小伙子，然后在又一次劳动中给予小伙子肌肤之亲的承诺，当天晚上就把身体交给小伙子了。我认为，没有必要把故事理解为两天，因为，劳动场所都是同一地方，劳动内容也没有变，而第一节中明显有男人以物品“诱之”的说法。把白茅草理解为纯洁的爱情，也显得牵强附会，因为既然白茅草象征着纯洁爱情，那么用白茅草包着死鹿算是什么意味呢？
《毛诗序》对这首诗有两种解释。其一认为，诗写男方送聘礼给女方，女方接受了男方的爱情，但是，在男方还没有媒妁就想占有女方身体的时候，受到了女方的抗拒。这种说法显得迂腐。女方不是抗拒，而是既欢喜又害怕，如果不欢喜她不会溜出自家的院子，而害怕是因为担心别人看到。“郑笺”的这种理解显示出汉代经学家泯灭人性的思想的萌芽。
《毛诗序》的另一解释认为，这首诗的主题是“恶无礼也”，认为纣王时“天下大乱，*暴强**相凌，遂成淫风。”而文王虽然正在教化人民，但是效果还没有显示出来。但是，这首诗明明是春秋时期的作品，写的自然也是春秋时候的民风，何苦要提到商末呢？而且，《毛诗》只男女以物品为礼放纵*行为性**理解为民风之恶，还是汉初经学家的迂腐之见。在汉代之前，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本来就不高，加之战乱频仍，人民的生活水平很低。妇女作为社会和家庭中的下层，生活更加困苦，为了接济生活，通过向邻家男人提供*服务性**换取一点生活用品，即便在今天的一些农村都是完全正常的。何况汉代时候人们还对改嫁、男女私通持容忍态度，连汉武帝都容忍别人跟他的姐姐通奸呢。我们应该把这种古代的*交性**易认为是那个时代该有的现象，该有的就是正确的。
落实到诗歌上，我认为，从诗歌本身的基本意义去理解，不必过分拔高或贬低诗歌的所谓象征意义，是理解诗歌的最“笨”的也是最好的方法，这首诗，如果直译的话，其实就是男人两次送女人东西，然后女人既羞涩更乐意的把身体交给了男人而已，哪来的什么纯洁的白茅草、*暴强**不成、媒妁不至之类的奇谈怪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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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元奔2018年初春在书斋）
【作者简介】董元奔，1971年生于江苏宿迁。上世纪九十年代曾在乡村初中做合同制教师，不久应聘到海军机关所办秦皇岛某高中任教。后回江苏读书数年，世纪初到教育主管机关做文字工作，期间参与过《江苏教育年鉴》部分文稿撰写。2004年辞去工作，创办省内某著名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培训机构，又在某高校创办特色系部，十余年中一直兼教学骨干。两机构培养了数千名专、本科毕业生，作者因而两度被省教育厅作为机关杂志封面人物进行报道，《中国教育报》、《新华日报》、《中国考试》等作了跟踪报道，其编写的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二十多门课程的总复习讲义至今还在省内外流传。2016年开始结庐闹市，做自由写作人。学业主攻唐宋文学，兼文史哲诸领域，主要创作文学论文、文化随笔、诗词楹联等。2003年有论文获《人民日报》出版社主题征文一等奖；2018年初开始在*今条头日**官方平台开设面向全球华语读者的文史专栏“董元奔古典情怀”、“董元奔国学情怀”，系平台优质原创作者、“青云计划”获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