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的80后，应该是听着“四大天王”的歌曲和看着TVB的港剧长大的，当然已经倒闭的本港台也曾拍过几部好片，而其新闻更是我了解香港的其中一个窗口。那时候香港是个令人神往的地方，连去深圳都要办通行证的年代，香港几乎就是一个文明、先进和时尚的代名词。
读大学后，渐渐多了与香港的联系。大二的时候读程美宝老师的文章，惊叹于她对西方理论的熟谙和对史料解读的恰如其分，也通过美宝老师的课程，读了科大卫先生的一些文章，多少了解了香港的学者在东西文化交汇下的治学途径、问题取向与解决思路，心里也有了几分赴港求学的兴趣。
04年的时候，在龙波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我第一次踏上香港的土地，跟着一位在香港科技大学读研的师姐，前往香港科大面试。当走到香港科大那栋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的教学大楼时，不由地心生向往和羡慕之情。当时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应对蔡志祥教授等老师的问题，那尴尬情境至今想起依然汗颜，但出来后看到美丽的蓝色港湾，还有那个明亮豪华的饭堂，都是那匆匆一天的美好回忆。
虽然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现到科大求学的愿望，但那次面试旅程让我对香港的大学有了一份感性认识，尤其是科大的图书馆是免费对周边的民众开放的，师姐说到了考试周甚至有不少中学生专门到那里去复习，让我惊讶之余又不由的心生敬佩。当然，我也是第一次体验到了传说中的“夺命小巴”，除了钦佩司机的高超技艺外，从此到香港再也没坐过小巴。
真正有机会深入感受香港社会，是在06年科大卫先生主持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时、向国内几所高校发出的访学计划。科先生当时申请了一笔经费，邀请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的历史系分别推荐一位硕士研究生，赴香港中文大学访学半年，每人每月提供10000元港币的津贴，访学期间以历史系雇员的身份，可以使用学校所有的资源，也可以参与其中所有的课程。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类似于访问学者的项目，而我们需要做的，仅仅是访学结束做一个研究心得的报告。
之所以说“深入感受香港社会”，是因为当时由于学校宿舍紧张，我们四位访学的同学无法住在校内，历史系的老师们后来联系了东华三院，帮我们租了东华三院在油麻地的一间物业。时隔多年，我已经忘记了那栋大厦的名字，但那个位置确实是非常方便：我们楼下是著名的果栏，每天清晨叫醒我们的是各商行入货时的嘈杂；出门转弯就是油麻地地铁站，往前走一站就是人丁兴旺的旺角，而到了晚上，热闹的庙街也曾吸引我们前往游玩。这个大概四五十平方的房子、厕所直接对着客厅、两个小房间只能睡上下铺，就是我们四个人半年的小窝。
房子虽小，一个月的租金也要七八千，平均下来我们每个人每月也要负担近两千块钱的房租（而且租房子需要给押金，最后还是找了师兄师姐解决了燃眉之急），再加上每天的饭钱、交通费，开头的几个月我们过得确实非常拮据。于是就会想办法把生活费省出来：每天在香港中大的饭堂里吃最便宜的套餐，还会比较山上山下几个饭堂哪个会更省钱些；每晚坐地铁回家的时候就买打折的面包、随时留意超市里的牛奶有没有打折……那半年的时间，确实有点摆脱了象牙塔的清高、而回归到现实生活的节奏（当时还有师兄说，他们经常坐个车回去深圳理发，我原本是不信的，后来才发现确实是个省钱的好办法）。
不过，生活的都是小事，每天早上背着书包挤地铁到大学站，然后再跟着香港中大的同学们坐校巴到山腰，然后到图书馆找自己需要的资料，中午到历史系的办公室和老师们聊聊天、和师兄师姐们一起吃个饭，下午继续查资料，到晚上背着复印或者借阅的一大堆书回住处，看看香港的电视，和几位同伴交换一下收获心得，成为那段日子的常态化节奏。应该说，当时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服务，是走在国内高校前列的：所有的书籍都是开架阅览，学生可以一次借阅二十本书（不知道有没有记错），资料复印可以直接刷校园卡，报刊资料是以密集书架来保存和阅读，而在一个小房间里独自一人看缩微胶卷，也是一个独特经验。
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来到学校的第一天，我们就登上大学最高处的“天人合一”，在山顶广场寻找那些我们熟悉的名字，并且眺望大海另一边的繁荣都市。每天读完书后，我都喜欢沿着山间小路步行下山，除了不用等车外，还可以不时发现点缀在山间的各种建筑。如今中文大学还增设了上下山的电梯，活动更为方便。
当然，作为访学人员，不可避免地经常会与学校的行政人员打交道，而且因为这是一个新设的项目，在许多流程上都需要重新对接和处理，无论是历史系的职员还是学校的职员，都给我们提供了最大程度的便利：炎炎夏日，他们带着我们到港岛东华三院的行政处办理租房手续、安顿我们各项生活琐务；校园卡以最快的速度办理了职员手续，让我们可以尽快进行图书的借阅和各项资源的使用；历史系的诸位学术大咖不时请我们到职员餐厅吃饭，了解我们的研究进展和生活困难……这种温情，贯穿了我们短短六个月的访学时光，也让我们直接感受到了香港的热情和无微不至的周到。
六个月的时间，也让我们有机会深入到香港的大街小巷，不至于走马观花地去感知这座东方之珠。我们在庙街逛过小摊贩，到旺角看过女人街，到鸭寮街了解过二手电器，还去了离岛——南丫岛吃海鲜。至于那些必到的山顶、尖沙咀，必坐的天星小轮、叮叮车，我们都走过、坐过、感受过。我们去过黄大仙，看过赛马会博物馆，在兰桂坊的酒吧街喝酒……非常难得的是，在中文大学历史系的组织下，我们还和他们的本科生一起去了东华三院的义庄，了解这个机构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在香港发展中所秉持的人文精神。用脚去量度出来的城市感受，渐渐丰满了我对香港的认知。
在香港读书，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们也旁听过一些课程，老师在课堂上主要以引导和讨论为主，而作为历史系的学生来说，大量的阅读便成为讨论的基础。虽然到香港中大读研的师兄师姐都有奖学金资助学费，但是他们要担任助教的工作才能获得基本的生活费用，因此要能胜任这项任务，自己首先就得读懂老师每次课布置的材料。往往很多时候，一次课可能就要阅读两三百页的英文文献，而助教自己不仅要先读懂，还要搞清楚学术脉络与问题争论，还要能解答本科生的问题和主持他们的讨论，所以熬夜读书写论文就成为了他们生活的常态。相较于国内的研究生而言，香港的研究生同行无异在研究的国际视野和语言训练上更富有优势，而学术训练的压力和强度也是当时国内不能比拟的。所以不少师兄师姐在香港读研后再赴美赴欧深造，适应期明显会短很多。
对于我而言，那六个月的收获是非常大的：学习上收集了大量论文资料，而且在报告的时候科大卫先生一针见血地批评“只有史事的叙述而没有问题意识”，这也成为了后来我在写论文时时刻提醒自己的一个重要教训；生活上第一次长时间地在一个陌生城市生活，也让我体验到了怎样去协调学习与生活之间的矛盾、怎样在学习繁忙时去处理许多生活的琐务、怎样去和不同部门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士沟通解决问题等等。幸运的是，我们遇到的许多人都给予了最热情的帮助，从学校到社会，许多问题后来都迎刃而解，那六个月的学习生活，应该是我研究生阶段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不仅仅是因为这座城市的繁华，更因为这座城市的温情和接纳。
当然，如今想起，今日的许多社会矛盾与撕裂的现实，当时也渐生苗头。2003年开始的“大陆游客自由行”，让香港的旅游业、商贸业得到了从金融风暴中喘息和复苏的机会，但大量游客的进入以及随之而来的不文明行为，也带来与日俱增的抱怨和不满。文明的习惯不是一两天就能形成的，例如香港市民在乘电梯的时候都习惯靠右站，让出左边的通道给有需要的人通过，但许多大陆的游客并不清楚这个约定俗成的做法，结果就引发了鄙视和指责；又如看红绿灯过马路的问题，香港的街道都比较窄，但很多市民在红灯前都会自觉等待，哪怕没有车可以通过，而很多大陆游客发现没有车的时候都会快步通过，结果又引来了指责的声音。类似的事情越积越多，总会在某个时刻被偶然的导火索点燃。
一座城市，令人从心底感到愉悦、温暖、有人情味，才能心生向往，才能流连忘返。那六个月的香港留给我的记忆，就是这种美好。我喜欢听着电台《在晴朗的一天出发》坐上往沙田的地铁，也喜欢在深夜放下书本时再听一下陶杰的《打书钉》聊各种读书的体验；我喜欢在图书馆里摩挲着新出的学术著作，也喜欢在疲倦时摊在沙发上随意翻看每天香港的报纸（顺带说一句，今日新媒体的标题*党**，都是当年香港报纸玩剩的招数）；我喜欢在街坊餐厅里看他们边吃菠萝包边聊家长里短，也喜欢看地铁公车站边匆匆忙忙的上班族。这座城市不大，却浓缩了一百多年以来中外交汇竞争的历史，每当拿着本《香港史》按图索骥，走过港岛九龙的每一个街头巷尾时，你总能感觉到，有一种历史的情怀没有走远，时光虽然流逝，可是故事仍在，人们依然延续着那种拼搏、那种努力过后必有收获的向往。可能正是这点点滴滴，让我把对香港最美好的记忆，留在了06年的维港，留在了06年的狮子山，留在了06年香港中文大学那每日往返的山间小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