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论语》，一提到孔子，有人心中会立即升腾起礼拜之心，崇敬之意，理由么，当然是因为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开创者，儒家思想又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寄托所在；当然 不可避免，也有人一谈起孔子、论语，心中充满厌恶，满脸的鄙视之态，因为儒家思想都是封建思想，是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工具，其思想中又不乏扼杀人性的成分。如此等等。 有这些看法，都再正常不过。毕竟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的观点的权利，都有按自己的理解解读论语的权利，也都有发牢骚，甚至是背后骂人的权利。你不可能用自己的标准和观点去要求别人也要如此去想，去做，当然如果你是发工资的老板那就另当别论，但这是另外一回事。毕竟现在是个追求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的社会。
我要说的是，《论语》只是一本书，一本和课本、童话书、漫画书、小说、散文一样的书，一本普通的书；孔子，是个人，不是圣人，不是神仙，不是先师，再简单不过的人。是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一个为理想奋斗终身的人，一个老师，一个书籍编纂者，一个有着喜怒哀乐的人，一个也会说错话也会犯错的人。
空杯理论告诉我们：想要学习一种观点，必须先摒除其他思想，把脑袋变空，才能听进别人的意见。同样，提到论语、孔子，若怀有崇敬之心或鄙夷之态的话，便失去了客观，主观意识不自觉的掺杂其中，这样读论语，评价孔子，就有失偏颇了。
《论语》本身是一本书，代表一种知识，知识的本质是一种思想，拿一种思想去解读另外一种思想，对书本身的解读也就不可避免的出现偏差。所以，古代很多大家对论语的解读也会有很多的谬误之处。如朱熹说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但大多人把矛头都指向了孔子。孔子又何其冤哉？说起来也好笑，孔子终其一生，为理想四处奔波，周游列国，惶惶如丧家之犬，抱负未能得以实现，可谓一生落魄，抱憾而终。未成想，在他死后，先是被当作圣人，而后是至圣先师，文宣王，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寻常百姓，都对其敬仰有加，顶礼膜拜！好不风光！人说”抬的越高，摔的越惨“，此话不虚，先是”焚书坑儒“，而后”打到孔家店“，还有”批林批孔“，孔子地下有知，会作何感想？大概会说我不就是编了几本书，说了几句话吗？还有错了？
读书需客观公正才是！所以陈寅恪大师不敢去写写关于近代史的东西，宁愿把自己整理的材料给同仁，给学生，自己就是不写。国仇家恨啊，怕自己主观意识太浓厚，那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啊。错写历史，那是历史的罪人啊！
关于思想，还是陈寅恪看的清楚，思想就是思想，为人所用罢了，关键是自己要吸收众家之长，融会贯通于一身，才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所以郭沫若请陈任职中国社科院历史组主任时，陈才会说：只要毛主席一纸允诺，做我的学生，不能宗奉”马列毛“，我便上任。最后任职的事情，不了了之。但陈是有底气的，民国时期在德留学期间，读过原版的《*产党共**宣言》，人家了解思想的实质。这就是大家之大的所在！但让人看不懂的是，为何在生命的尽头写了《柳如是别传》，又为何而作，倒让人有些看不懂了。
怎样对待论语和孔子？我倒是想起了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序言的一部分，正好作为我此篇文章的结尾：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 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 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黄。)
虽然钱穆先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但此论倒不可不算中肯。读《国史大纲》如此，读《论语》如此，读孔子亦当如此。
但看那远处，有一位一位温文尔雅的老者，那老者正望着我们，正对我们微笑， 那微笑温暖慈祥，暖化了中华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