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写在前面。此文章全文10341字，记录了爷爷从出生到70岁之间大部分重要的经历，爷爷的一生并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传奇事件，但是他的一生很坎坷，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我的爷爷是位慈祥的老人，时常脸上挂着微笑。说话轻声慢语，从未见过他发脾气，但是在家中他有着绝对的威严。大家都很尊敬他。身体也一直很好，偶有血压偏高，但并没有什么大病。从不打针吃药。直到2017年11月份爷爷突然站不起来了，医院诊断为帕金森氏综合症。一直以来都是他照顾我们，照顾这个家。现在该轮到我们照顾他了。二叔很孝顺，一直陪在爷爷身边，几乎是二十四小时不离开，为此爷爷感到很沮丧，认为自己拖累了大家，拖累了二叔，那时爷爷情况还算不错，除了不能独自站立和行走，其他都还可以。我一直很庆幸，爷爷虽然不能自己照顾自己了，但是身体还算可以，我们还可以在他跟前尽孝，我觉得我们还可以陪他很长时间。直到2018年8月，爷爷突然高烧不退，住院治疗。医院经过检查得出诊断：胰腺癌！我听到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一般，我很难接受。常常躲起来一个人哭。每次去看望完他都是如此。看着他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逐渐消瘦的身体，真的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由于胰腺肿瘤占位，胆管受压，导致胆汁不能正常流出，爷爷的身体开始出现黄疸。全身都黄的吓人，好在住院期间有几天状态还可以，做了介入手术，用引流管将胆汁引到外面来，一天要倒掉几瓶，爷爷好受了不少，我们心里也舒服了不少，虽然知道爷爷要数着天过日子了，但是看他不再遭罪了，我们也少跟着揪心了。
就这样一直到了2018年11月11日，我受公司指派去锦州出差，原定是三天到四天，临走的前一天我去看了看他，虽然不怎么爱吃饭，但是状态还算可以。所以我并没有推脱此次的工作。由于公司计划临时有变，原定4天的出差任务并没有结束，这一拖就是十天，期间每隔一两天给弟弟打电话或是发微信询问爷爷的情况，可能是怕我担心影响我工作，弟弟和二叔并没有说的过多。直到第九天晚上，我有种说不出的压抑感，自己躲在宾馆哭了半宿，实在是想念他，不知道他这么多天到底怎么样，自从他病倒以来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没去看望过他，心中有一丝不安。事实证明我的不安和预感不是没有理由的，就在我出差的第十天下午1点半多钟，二叔给我打电话，当我看到手机显示的号码是二叔的时候，我就知道可能有不好的消息传来，果然，二叔跟我说爷爷不太好，让我马上回家。我挂了电话马上让单位司机送我回家，锦州到营口大概两个半小时的路程，我恨不得直接飞回去，我希望能在他最后的时间里陪着他。只是一切都不可能了。2018年11月20日下午两点十分，爷爷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我恨我自己没能赶回去，没能看他最后一眼。恨我自己没能给他送终。这篇回忆录是在整理爷爷遗物的时候发现的。这是在爷爷七十岁的时候自己写的，以前我也知道他写过这样的文章，但十五年过去了原稿保存的很完整。有些字迹比较潦草，但我还勉强能辨认的出来，闲暇时间把它整理出来。方便亲戚朋友阅读。爷爷虽然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在我们的心里就是一个英雄，经历了人生无数的坎坷和打击，却依然能面带微笑。他离开了我们，终于不用再饱受病痛的折磨。愿您一路走好，您交代我的事我尽力做好，勿念！
正文
我出生于一九三四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未时。老家是山东省招远县年头宋家村，这里居于山东省的北部，临近沿海地区。距招远县成二十五华里，距龙口四十五华里，和彭、黄两县交界，属于丘原地带，主要的农作物是小麦，玉米及花生、地瓜等，没有任何副产品，只是从日本侵华时开始开发金矿，现在是国家采金基地之一，虽然比日本侵华时发展了许多，一些人到金矿当了工人，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宋家村的面貌，所以宋家村至今仍是一个不太穷夜不太富，又比较大的村子。
宋家村的东面有一座小山，远看像个大馒头，叫灵山，山上有座庙叫灵山庙。村的西面夜有座山，时又有露出土面的山丘叫西疆，过去也有座庙，后来被人扒掉了。传说宋家村是一顶官帽子，东西两座山是帽翅，应该出当大官的，可是南方人看好了这块风水宝地，分别在两座山上修了庙，吧风水给压跑了。官帽子变成了拨浪鼓，不出当官的了，出了些手摇拨浪鼓卖布的。既然不出当官的了，也没有什么特产和付业，就很难富起来。但由于土质比较好，*家庄**涨势好，产量比较高，大白菜一颗七八斤重，大的几十斤，一颗大葱斤八重，我还记得小时候跟大人下地刨地瓜，抛出一个大地瓜16斤重，我都抱不动，所以，由于土质好产量高，宋家村又是一个不太穷的村子。当然，哪里都有穷富之分，宋家村也有一些挺穷的。
这些年由于宋家村的地理位置的原因，虽然没有铁路，但公路比较发达，过往周边的汽车都要经过宋家村，现在有饭店，旅店、邮电局、商店和乡政府的办事机构。也有了楼房。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城镇。
由村向东四华里是我母亲的家——从家村。这是一个紧靠大山的小山村，这里不仅仅是我母亲的生身家，也是我姑母和伯父家二姐的婆家。我外祖母身下没有儿子，只生了三个女儿，我母亲是老二，大姨嫁到范家村，早年去世，生有一个儿子，双眼残疾，都叫他瞎普臣。三姨家在宋家南，三华里的蒋家村，男人双腿残疾，没有劳动能力。有一个儿子叫蒋恒竹，前些年到营口来过，现在在黑龙江农村。外祖母去世早，我小时候就没见过她，外祖母收了一个养子（过房儿子）对外祖母非常不孝，有些横行霸道，后来被牛给顶死了。村里的人都说是他不孝敬老人的报应。在我的记忆中，就是外祖父和舅妈在一起生活，日子过得很冷清，但舅妈对外祖父很好，很孝顺。舅妈后来双眼逐步失明，现在回忆起来，她应该患的是白内障。外祖父的命真不好，苦了一辈子。
我的祖父叫宋吉平，一九二四年以前在山东老家务农，一九二四年以后来营口，在一家私人买卖家做饭。于一九二六年病故，去世那年五十多岁。宋栾氏是我的继祖母，一直在老家，于一九五二年病故在山东老家。
祖父母身下三儿一女，伯父宋喜太是祖母所生。一辈子在老家务农，生有两儿两女，大儿宋玉田在营口，二儿宋玉刚，一九四六年在营口铁工厂学徒时被国民*党**抓去当兵至今杳无音讯。大女儿嫁在三姓庄丈夫姓潘。二女儿嫁在丛家村。我的父亲，叔父，都是年轻时来营口学买卖生意。姑母嫁在丛家村。辜负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叔父身下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即宋玉新、宋玉章、宋玉恒、宋玉奇、宋玉芝、宋玉兰都在营口。
我们家和伯父家时前后院，但都是独门独院，所处的位置在村子的中部，叔父的家在村子的西边，叔父不再家祖母住着。
我们的家时瓦房，上屋四间，中间三间东西各半间，东小下屋时磨房，西小下屋时牲口圈，有两块场院，南场院四周有围墙大约150平方米，东长远没有围墙大约200平方米。有土地2.8亩，分别在村后1.2亩，西南疆6分，东北沟7分，西北沟3分，西北疆6分（是叔父的，我们给代管）
父亲和叔父在营口学的都是经营杂货生意，叔父开的杂货铺在东双桥子叫永顺盛。具体位置就是现在的一中对过。父亲合伙开的铺子叫永顺得，在老爷庙西南处，修二线的时候扒掉了。
父亲20左右岁时来营口，在春发和学徒，三年满徒后自己卖糖。彭玉海字朝中，和罗恒丰都是春发和的伙计，后来他们三个人合伙租的房子卖杂货，起名叫永顺德，永顺德时民国十六年二月初四开业，即1926年农历二月初四，鼎盛时期是日本侵占中国的中期最为兴旺，伙计达到了二十多人，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六年买卖开始不景气。但还可以维持，从一九四六年到解放时，把家底都赔光了。倒闭时只剩下一些货架子在。这可能也是解放后父亲决定回老家务农的一个主要原因。他觉得在外边混日子太难了。
永顺德入股东家时王介和叔父宋喜燕，经理股东是彭玉海，掌柜的是父亲宋喜德和罗恒丰。（股东只入股不参与经营，盈利分红）他们的入股股金情况如下（按当时的钱）彭玉海1800元，王介800元，宋喜德1000元，宋喜燕500元，罗恒丰400元，合计4500元。
一九四五年光复后（日本投降）沈阳有个姓于的，说服永顺德几位掌柜的，当然，也包括我的父亲，入股沈阳开办*草烟**公司，生产黑猫牌香烟，这烟我见过，现在还能回忆起烟盒的样子，后来倒闭了，说赔了，倒不如说是被人给骗了，我父亲和几位入股人都瞎了一笔钱。解放后这个姓于的到营口来过，带着个小娘们，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小姘，这人给我的印象是油头滑面的，不知道为什么父亲对他还是挺客气，在营口住了一天，第二天走了。
一九四八年营口解放后，大哥带着继母和四弟，五弟坐私人运货的木帆船会山东老家，船走到老铁山一带遇上了台风，船砍了桅杆疯了仓，船失去了控制任凭风吹，刮到了一个小岛上，险些送了命。
父亲、二哥和我留在营口，父亲和原永顺德的会计张锦福，彭玉海的二儿子彭占台三人合伙开合记杂货铺，二哥在铺子里当店员，我负责做我们爷三个的饭，这是二哥十六岁，我十四岁。这个铺子实际受累的是我们爷三个。早上天刚亮我们开门，晚上九、十点钟关门。张锦福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常去，我估计他在外面可能另有买卖。彭占台上午九、十点钟来，待会就走，实际上这个铺子好像是我们爷仨开的。父亲总是那么认真和忠诚，铺子里的钱货分毫不动，可是我和二哥发现彭占台偷钱！而且我和二哥验证后告诉了父亲，但是父亲不信，认为彭占台不能那样做。
一九四九年我和二哥从信上得知大哥在山东结婚的消息后高兴极了，二哥内向不善于表现，我连蹦带跳的满铺子里喊，我有嫂子啦！
一九五零年父亲把我送到宋玉田家跟宋玉田学薄铁手艺，吃住都在宋玉田家。
父亲在营口奔波了大半辈子，结果是两手空空，连一间房子都没置下，一大家人要吃要穿，他觉得外面混日子的生活太难了，所以他下定决心回老家种地去，父亲大半辈子都是务商，到老了反而去种地，可想而知困难时多么大。父亲回到老家后积极维护继母和继母生的三个弟弟的这个家，（继母省的三个弟弟是：宋玉志，宋玉臻，宋玉奇）而对营口我们哥几个有些不管不问，特别是大哥把四弟从三栋要出来以后，认为大哥在和他分心眼。所以，对大哥非常的刻薄，他离开营口时留下的一切东西都作价和大哥算了账，连一个小板凳都算钱拿走了，他对大哥说：“营口这几个就看你的了”，大哥那些年有病与他和父亲生气是绝对有关系的，大哥也是为了维护三个灭有妈妈的弟弟而和父亲置气的，为了把四弟要出来，大哥是花了一头毛驴钱才把四弟换出来的，否则父亲不不会叫四弟出来的。作为父亲有些太过分了。当然，我不否认父亲有他的难处，但他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他把我们当摇钱树，我在宋玉田家时父亲把我挣的钱和宋玉田算账全拿走了，我一分钱也见不着。我们哥四个母亲去世早，挨不上得到母爱，也丝毫体会不到父爱，父亲把钱看的太重了，那么父亲对我们的贡献是什么呢？我认为：一是生了我们，二是养大了我们，三是把我们从农村带到了城市，让我们免受种地之苦。
从我有记忆时起，使我记忆最深刻的时母亲带着二哥我和四弟，由营口回山东老家的情景，大哥的干妈宋我们，大哥留在营口上学，这时母亲已经患了肺结核病，这年二哥八岁，我六岁，四弟才两岁。到家以后这是母亲的病较轻，还能做些家务活和较轻的劳动，但转过年以后，母亲的病一天比一天重起来。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后来整天在炕上下不了地，一切家务活都落到九岁的二哥身上，我每天只是看着四弟，吃水我和二哥用小桶到村东头老井去抬，老井井口大而且又深，我们自己不敢提水，只好在有大人来挑水时给我们倒一小桶。四弟小时候肚子不好，有时候拉到裤子里了，二哥给欢喜，那时有没有肥皂，用烧柴灰把屎刮净后再用水洗。每隔些日子三姨到我们家来帮着洗洗涮涮，干些家务活，但三姨都是急匆匆来，急匆匆走，因为三姨夫是个双腿残疾的人，不能自理。三姨只能抽空来抓紧忙完活，赶快回去。
母亲患的是肺结核，这种病又叫痨病，需要增加营养，但那时候虽然父亲在外面做买卖，但家里没有钱，九岁的二哥又不会做，母亲就谈不上增加营养，就连起码的营养也得不到，又不吃药不治疗，再加上躺在炕上眼睁睁的看着三个不大不小的孩子，看着九岁的男孩子在承担繁重的家务活。她能不着急吗？所以母亲的病恶化的很快，有一次发高烧，外面下着雨，母亲躺在院内石条上任凭雨浇，我们叫她进屋去，她说什么也不进屋，直到雨停了。这年夏天我和二哥在南场院种了几棵西葫芦，每天用小桶抬水浇，结了个瓜，我们告诉了母亲，母亲说先别摘，再长大些叫你三姨来给咱们包顿饺子吃，我和二哥浇水浇的更起劲了。有一天我们去浇水一看瓜丢了，母亲的饺子吃不成了，我们心痛的哭了一场。
母亲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了，一到病重时二哥照看母亲，我就赶快去叫三姨来，有一次正式割麦子季节的中午。母亲的病突然重了，我赶快往三姨家跑，这是地理干活的人都回家吃午饭去了，地里一个人也没有，正是中午，天又比较热，我走着走着睡着了，醒来一看走到麦地里去了。回到小道上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又睡着了，突然，好像是谁大喊了我一声，我被突然震醒了，一看，再往前两步就掉枯井里去了，枯井又三四米深，吓了我一身冷汗，这一吓精神了，一口气跑到了三姨家，母亲供奉观音菩萨，这也可能是观音菩萨保佑了我吧。
又转过年来二哥十岁，我八岁，四弟四岁。这年初秋，母亲突然不好了。我赶快去找三姨，三姨看我去了知道母亲病又重了，但没想到是病危，所以她把手里活干完了了就和我一起走，等我们到家时母亲已经被抬到地上去了，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不再遭罪了。三姨一看打了我一下，怨我没把话说明白。
父亲由营口赶回来了，丧事办完后帮忙的都走了，这是就觉得家中空荡荡的。父亲看了看我们，我们都看着父亲，这时父亲的眼睛湿润了，为了改变气氛，父亲赶快拿出一个盒子，把里面的糕点分给我们吃。
父亲不可能丢下三个不懂事的孩子回营口，也不可能长期不回营口，把买卖丢下不管，所以只能是抓紧再婚。经人介绍和继母结婚，继母是盖亮盖家村人，姓付，原嫁到范家村，丈夫死后身下无子女。继母来的这年我九岁，二哥十一岁，四弟五岁。父亲和继母结婚后回到了营口，继母带着我们再家，转过年来，年初父亲回家，把全家带到了营口，在西头，南海庙附近租的房子，转过年我十岁这年大哥送我到杨武小学读书。这时已经时一九四四年了，小日本快投降了，学校每天上不了多少颗，每个学生都起个日本名，发一条白布做的毛巾，上面印着“勤劳奉献”扎在头上联系防空姿势，到街献纳向行人要钱，就这样念了一年，日本投降了，国民*党**来了之后，一九四六年大哥送我到同心小学念了一年，一九四七年营口临近解放，兵慌马乱，学校停课了。我已经十三岁了，我向父亲要了本钱到水果店租箱子卖水果，开始在有人的地方不好意思喊，买了一阵子不卖了，又向父亲要了本钱，钉了个木盘子，挂在脖子上端着卖烟，那时的物价一天三变，有一天我的烟卖的最快，全卖完了，我非常高兴，晚上我告诉父亲今天挣了多钱，父亲说：“你赔了”，你的烟比批发都便宜，连卖烟的都买你的，第二天我到了批发点一看真的涨价了，烟不能卖了，就卖劈材。去道岔子买农村来卖的木板子，回来劈成小块卖。那时有人把棺木偷回来当劈材卖，都怕买了棺木，所以劈小块时必须当买主的面劈，买到箱子柜子更要当面劈否则没人买。卖到四七年秋后不卖了，这时营口临近解放了。国民*党**天天要龙宫修战备工事，我们家父亲和二哥都没时间去，凡是传劳工都是由我去，当时营口的国民*党**分两大派，一派是东北兵第九师，待遇低装备差，一派是交警，都是四川人，待遇高美式装备，劳工分派到第九师当兵的不打人，习武早早放回家了。分到交警干活大人得格外小心，否则就挨打，而且很晚才放人。有钱人家花钱雇劳工。有的劳工在押往干活地时能跑就跑了，但跑不好被大兵看到就打个半死。有一次我们分到第九师在围墙外挖地雷坑。有个班长把我们四个小孩叫出来，板着面孔说：“你们大人哪去了，叫你们孩子来能干什么？”你们在这等着，我回来再收拾你们，他把大人送到工地，回来冲我们一笑，说：“进屋吧，给我收拾卫生扫地。”这时我们才不怕了。中午一个展示打饭回来，班长问什么饭？战士说：“高粱干饭带豆爱受不受。（高梁里参黄豆）班长叫我们和他议起吃的饭，饭后班长说：”现在还不能叫你们回去太早会被抓回来的，又过了一会，他到外面看了看太阳，直接说：“走吧”。
还有一次被派到交警队砸辽河冰，国民*党**为了阻止解放军从河北过来，把辽河砸了一道四米多宽的沟，妇女小孩用铁锹铲印，男人用大锯把冰拉成方块推到河下顺水飘走，一个劳工不小心掉进河里，幸亏被一把抓住，大伙把他拉了上来，这些劳工都是西头的，砸冰时在市政府白楼后面，晚上看不到没法干了才让回家。营口时一九四八年农历正月十六日早上解放的，正月十五日国民*党**声称要来500架飞机保护营口，因为西炮台机场有雪飞机无法降落，一家一名劳工到机场扫雪，我和同院老王家的孩子一起去的。老王家孩子带了一张白面饼，我带了一个玉米面大饼子。扫到天黑交警不叫劳工走，大多数劳工没有带饭，有的去时都没有饭吃，到晚上六点多钟，有的劳工就倒下了，到了八点多钟，越倒越多。交警这时仍不放人。经保、甲长说情并答应另换一批劳工才放人，劳工像潮水一般上千人向市里涌，那时西吊桥已经没有桥了，是搭几根铁道，我和老王家孩子走散了，我夹在人群中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到家已经十点半多钟了。下半夜三点开始听到炮响，接着是枪响。解放军开始攻城了，早上五点多钟营口解放。为了少饿死人，解放后允许抢粮三天，但不准抢别的东西。可是有人吃饱了就向抢别的了，被当场击毙，大家都被镇住了。解放后我已经十四岁了，不能在上学了。我向父亲要本钱跟粮贩子到田庄台贩粮，下午走过两道河赶到水源朝鲜小姐，过河时砸开的冰沟上搭这块跳板，边上一条国民*党**死兵的雪白的脚丫子冲上伸着，真吓人，搭跳板的人收钱，两个粮贩子把我夹在中间过去了。（粮贩子是熟人）回想一下，就是现在叫我过，恐怕都要腿软过不去，到了水源，天已经黑了，粮贩子住在亲戚家，把我送到只有老两口的朝鲜族家去过夜，屋地上全是稻草，老太太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跟我说：“别靠近窗户（纸糊的）把影照到窗上会引来狼，外屋地有尿盆，不要出去外面有狼，我吃点带的干粮就睡着了，第二天天还没亮，粮贩子就把我叫起来赶路，到田庄台天刚亮，买上粮往回返，贩子是挑，我是背，回到营口一打听，营口粮价比田庄台还低。父亲说：”别卖了，自己留着吃吧。“
这年大哥带着继母和四弟，五弟回山东去了，二哥在杂货铺里当店员，五零年我被送到宋玉田家学徒。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以后不准包工了，宋玉田不能在纺织厂包活干了，宋玉田叫我和他用自行车到高坎一带农村去修理薄铁活，后来有何姜延太去水源一带镶玻璃，一九五二年营口成立劳动力介绍所和建筑工会，把闲散劳动力组织起来统一管理，我先后被拍到纺织厂，卷烟厂，房产等单位去干活，那时我虽然十八九岁，但是已经是三级工了（相当于现在的六级工）在烟厂有一次开工资，工资员说：“人不大钱开的不少”还有一次我和唐师傅被派到房产，工地负责人对唐师傅说：“我们要两个技工，怎么派来个徒工了”唐师傅说，他已经是三级工了，这个负责人半信半疑说：“三级工？”我们干活时他在边上看，觉得活干的不错，问我：“你是谁的徒弟”我说我是跟我哥学徒，谁？，宋玉田，怪不得活干的不错，你是宋玉田的弟弟，是呀！原来这个负责人是我们的同行，宋玉田在同行钟小有名气，这一提他知道了。
一九五三年我由宋玉田家回到了玉财大哥家，买了台自行车和老赵家孩子到大石桥一带农村去载土豆，地瓜拉回营口批发给小贩。后来和几个同行到虎庄一带载花生，那时花生已经属于统购统销了，不准私人买卖，我们下午去，傍黑田时找到卖主讲好价格，黑天以后往回走，由虎庄到金屯这几十里路骑得最快，一口气跑到金屯，在路基下面休息一会往回走。由不批发给别人为了多挣钱炒熟了零卖，都是四弟拿着小筐去卖，一回不多拿，怕被工商局人员看到没收。有一次和小赵在大石桥带的地瓜，刚到金屯我的车圈瓢了，我让小赵先走给家里送个信，我自己把车圈蹬两脚推着走一段，瓢了再蹬，再推一段，天黑时走到了崔家席房，看到路基下面搭个小帐篷，里面有亮，我就进去了，里面时个护老头，我向他要了点水喝，休息了一会，就在我进帐篷时，大哥和四弟从帐篷边上过去了，走了一段他俩觉得不对，又回来找我，这时我正由帐篷出来，碰上了。
这次以后就不干了，我和大哥商量买了台手推车，每天走街串巷修理薄铁活。有的把活拿出来一看，我像个小孩，怕我修不好又拿回去了。有一次一个老头拿水桶要换底，问我：“孩子，你能行吗？”我说：“大爷，换不好不要钱还包你水桶怎么样？”老大爷说：“好，你换吧”等我把活干完了，老头连连点头说：”好，活干的又块又好。”这样，没东地方干了好几个活。
一九五六年春节钱，街道一伙人做灯笼，连个油漆工画画，两名木工做框，两名女工钉框，我割玻璃，灯笼做完了也临近春节了。过了春节以后，一九五六年的三月份，我应征入伍。我要去当兵，大哥的心情很沉重，那时解放不久，人们对当兵不像现在认识的高，旧社会有句话，好铁不打钉，好儿不当兵。我三月一日离开营口的那天，在一起做灯笼的李巧云去送我，给我买的脸盆，牙具毛巾等。再三叮嘱我到部队一定给她来信。虽然双方都没有公开表白相爱。但表示出了爱的意思，到部队以后要给她写信了，才想起来都忘了交换地址，我给大哥写信叫大哥大厅她的地址，大哥回信说打听不着，就这样断了线。
我，大哥和二哥都是小时候父亲给定的娃娃亲，我的娃娃亲是离宋家村八里大霍家村的，一九五五年我和栾宝善（本家姑父）回家时父亲告诉我她闹眼病已经两年了，叫我去看看，行还是不行。她两眼发红病情很重，被我拒绝了。二嫂子听说亲退了，把她本家妹妹介绍给我，当时我也同意了，我入伍后给她写信提出退婚。当兵不可能不打仗，一旦打起来不死也不知道当多长时间，不想牵连她。这是我提出退婚当时的想法。二嫂子知道后非常气愤。
五六年营口应征入伍是400人，从中选了40名年纪轻的到旅顺口当海军，其余360名都在大石桥39军。我们先到新兵连集训了一个月，军部又从其部队调了一些老兵，组建基干炮兵团，基干团是属于培养部队干部的团，工三个炮营，一营为榴弹营，二营为反坦克炮营，三营为高射炮营，我被分到三营营部运输班学开汽车，我高兴极了，可是团里修靶场，全团官兵都集中在靶场，当军部调我们这些新汽车兵到海城汽校学习时，团里强调靶场忍受不足，不同意调走，军部决定基干团的学员不去汽校了，将来由汽校毕业学员直接分配。使我失去了学开汽车的机会。靶场修完后重新给我分配到团指挥连，有线电话排。我看到一个教室摆着好多电台，电建等。问别人，那个教室时干什么的？他们告诉我时培养无线电报务员的，我觉得比有线电好，打定主意晚上找参谋要求去无线电排。晚上没等我去找，许参谋就把我领到无线电排教练办公室，看了看我的手指，叫我写几个字码，说了声，行。许参谋告诉我说：“把背包拿到无线电排，你去学报务去。”这就决定了我在部队期间少受不少累。无线电兵行动坐汽车，15瓦以上的电台时专用吉普车。而有线电台兵放线收线一跑就是几十里地，跑完了就是一身汗。学报务对我学文化，写字都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在收发电报时要不断的写字码，而且还要把拍发的时间，过程等内容在电台日志上记录下来。培养一名好的报务员很不容易。要培养20名，开始就得要50名，在学习过程中逐步淘汰。我的收发报都比较好，在39军比武钟排第三名，曾代表39军参加全军比赛，排十二名。
全军比赛回来后，军部通讯处处长把我调到军部，给我一些历史上一些有名的站例材料叫我看，我都看完之后告诉我叫我编写实战无线电通信呼号等有关文件。我告诉处长，我文化太低，编不了。处长说：“初中文化满可以了."我告诉他，我只有二年文化。他愣了，说：”我以为你最少也是初中文化。“你怎么才二年文化，太可惜了。我是想把你调来当参谋的。就这样，我只好又回原单位，当时我很悲观，心想我是初中文化该多好呀。我在部队的历任情况是：一九五七年任一级报务员；一九五八年任见习台长；一九六零年任台长；一九六零年九月任无线电排少尉排长。
在部队期间有两次险些丧命：一次是在庄河一带演习时部队都向前推进走了，有线电人手不够，叫我们六个任帮有线排收线，完成任务再追赶大部队时半路翻车了，车滚了一圈，幸好除一人砸伤外其余没有受伤。第二次时再大连金县高炮打靶时，我们住在老百姓家，因无线电兵没有大枪，晚上站岗时用副排长的手枪，哨兵下岗时忘把*弹子**退出来，副排长洗完脸把手枪拿过来按了按，顺手扣了一下扳机，枪响了，我正坐在炕上的背包上，我说*弹子**时冲着我打来的，副排长说是从窗户打出去的。把副排长吓坏了，把哨兵大批了一通。晚上我放背包时，发现背包怎么有个洞，用手向里一摸，*弹子**头在里面。再往上七八公分，就打到我的小肚子上了，多险那！
一九六零年春，大哥到部队看我时，告诉我同院老孙家给提亲，时张大婶女儿——张瑞英，我表示同意，五一节时我请假回营口和张瑞英见的面，都表示同意。一九六二年四月三十日和瑞英结婚。一九六三年农历正月十一日喜得长子——述臣。一九六三年三月末我由部队转业*员复**回到营口。到营口军区报道后，军区意见叫我到体委任报务教练。但是的政策时复原后在复任干部的降一级，由正排降到副排。工资由72.1元降到54.5元。工资相差太多我没有同意去，战友们也都不同意我去，同行老友叫我回厂干老行。军区坚持让我去体委，卡了我三个星期，看我实在不同意去了，才给我办了手续，这样我到了薄铁社（营口冷却器厂的前身）。到了薄铁社不到十天，港务局电台台长和沈桂和俩人去找我，叫我到他那里去。他知道我的收发报业务好，他们听过我的发报。我提出两条，一是保持现在的工资，二是不上船，第一条我得和工资科商量，为此事港务局的劳资和人事跑了一个星期，结论是保持不了原工资。我告诉他54.5元我早就到体委去了。72.1元和54.5元相差17.6元可那时的17.6元可不比现在的17.6元，那时二级工才38.6元。
到了薄铁社分配在供应，两个月后调到联合支部任干事（联合支部下属四个厂社）。三个月后被借调到二轻局*访信**科呆了两年。我要求回单位。这是薄铁社已经改为容四厂，回厂后接管劳动工资，刚干了三个月被调到厂工会任工会主席。到工会不到半年，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权派被群众*倒打**后，群众推选四人组成服务组来管理工厂，宋士齐为组长，刘连增负责供销，张建寿负责生产，我负责工会。知道一九六八年八月而之日建立革委会为止。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16时30分，岳母突然患脑出血人事不醒。于八月二十四日夏令时12时55分病故，享年78岁，于八月二十六日火化。我和瑞英结婚后一直和岳母生活在议起，是她老人家把我们的三个孩子照顾大，我深深的记得每当孩子患病时她成宿的抱着孩子，我们照常休息睡觉。是我们年轻时没受拉扯孩子之苦。可是她跟着我们没享到福。
一九九五年六月十七日，农历五月二十日，我的长子——述臣，去沈阳出差时病故在沈阳。当冷藏箱厂派人告诉我时，真像五雷轰顶，我当时脑袋一片空白，好半天才醒过神来。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一次打击，述臣才33岁。我怎么也没想到，我这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滋味真不是人受的，同志和朋友们都担心我承受不了这次打击，是不无道理的，我作为一家之长，在家人面前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有泪只能背地里流，直到现在，我最怕静，不愿过年过节，想起就要心痛一阵子。
一九八八年我被任命为*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厂长。直到一九九四年十二月退休。
我这一辈子心眼太实，实的有些发傻。心眼太好了，好的太善良了，往往是好心不得好报，干了些好事，也干了不少蠢事和傻事。但我决没有干坏事，更没干上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叫我丧子残孙？我不服！！！我要该乐就乐，我就是要和命运抗争。
我这大半辈子，童年时羡慕那些有父爱和母爱的孩子们。少年时羡慕那些背着书包上中学念大学的孩子们。我青年时就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让我的孩子上大学，可是我的愿望没有实现，当然有历史的原因。成年以后我羡慕那些有好贤内助的男人。可是这一切在我的人生中都没有。有的只是童年丧母，中年病妻，老年丧子残孙，儿媳离弃。人世间酸甜苦辣四味我都品尝过，而且使我品味很深。
当然了，我也很满足，其一，做为只念了小学二年文化的我，能够从部队到地方，大小一直在当官。工作性质决定了我和知识分子及高级知识分子打交道，和国家科研部门打交道，和中央部局级及各大型企业的领导打交道，使我在他们的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在部队期间特别干无线电报务时对提高我的文化很有帮助。所以，和我打交道的一些知识分子们，根据我的言谈举止，常常把我当成了知识分子，问我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其二，我的前半生钟没有缺过钱花，虽然没有富起来，但也没有穷着。没有为缺钱而发愁过。其三我的为人，也都很尊敬我，群众公认我是一个好人，上级公认我是一名有正气的好干部。这一点我对自己很满意，一位作为当官的不得罪群众就得得罪上级，很难摆平。
工农商学兵，五大行我都干过，使我积累了不少经验和知识。刻苦奋斗使我没被人生的海洋淹没。七旬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