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试图去做一个成功的人，要努力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Try not to become a man of success, but rather try to become a man of value）。

——爱因斯坦

当代中国企业家最缺的不是能力，而是精神。真正的企业家赚钱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只是事业的保障，其精神世界里有一种一般企业家难以企及的境界；

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完成社会精神由士大夫精神到企业家精神的转型。中国当代的企业家精神，首先应该具备历史传承下来的士大夫精神中的优秀因子。

——《企业家精神》|丁栋虹著

导语：

今天引用爱因斯坦这句名言，来聊一个比较大的话题：当代中国最缺的精神追求和最需要的价值重建。台湾知名人士陈文茜曾针对中国富豪发表过这样一个观点：

“现在国家富强，可以说，中国人走到这一步很不容易。我非常担忧中国未来的发展，现在中国人对奢侈品的追求，已经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的消费地区，这是很可耻的事情；

中国没有把财富拿去培养未来的中国品牌，只是停留在代工阶段。而现在，中国富豪想尽办法把他们的孩子变成不要中国的外国人。中国崛起的时候创造了这些富豪，现在他们应该对中国未来负责，而不是把财产都拿去买国外奢侈品，或者干脆把财产转移到国外；

而国内一套小小的房子就将广大群众一家几代人的财富一夜间搜刮光还不算，还成房奴，没钱，如何拉动内需？这样的暴利，这样的贪婪。中国大陆的言论比台湾自由，一些经济专家没有良心的话可以随便说，不受谴责。”

陈文茜这些观点似乎过于严重了，不过自从“有一部分先富起来”，她说的这些问题确实很普遍。尤其近几年来，随着新兴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多文化、知识领域的人士也办了公司，急切谋求商业变现。

这当然是好事，但是太多太多人一心只想着如何赚更多钱，住更好的房子，开更好的车，过更富足、更有钱的生活，只想着个人的成功，而不去想想如何让自己所做的事能对社会、对国家有更多价值。

这就是当代中国最缺乏的精神追去：不是只渴望做一个金钱、物质上成功的人，而是要努力成为一个有价值、有精神高度的人。当然必须要面对的现实是，在人类社会的任何时代，物质的人永远是90%以上的绝大多数，而像这样的精神的人永远是极少数。

但同时，在人类社会的一切进程中，这些绝大多数的物质的人，永远是由那些极少数的精神的人所统领。所以在今天这个只会越来越商业化、市场化的社会，只要有那么一小撮有企业家精神、有社会价值追求的人屹立在那里，我们国家的未来，这个世界的未来，一定非常值得期待~

——正反君

人文主义的企业家精神复原

摘自《企业家精神》|丁栋虹 著

01

长期以来，中国人关注企业家，更多的是关注其事业成功或巨额的个人财富的表象，而忽视了这种事业成功背后的企业家精神的底蕴。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指出：透过任何一项事业的表象，可以在其背后发现有一种无形的、支撑这一事业的时代精神力量；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力量决定着这项事业的成败。

当代中国企业家最缺的不是能力，而是精神。企业家精神在中国企业处于埋藏状况：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23家企业，很少有人知道其企业家是谁。由于企业家精神的缺失，中国企业家的能力难以得到应有的提升，甚至导致阻碍与削弱。

真正的企业家赚钱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只是事业的保障，其精神世界里有一种一般企业家难以企及的境界——能够不断探索、不断学习、不断创新，并对自己认定的价值观如宗教般坚定追求。

天福茶庄的老板、闽籍台商李瑞河，经营茶叶赚了不少钱。但他一心迷上茶文化，一心只想回报桑梓，不辞劳苦，终于在云南的深山老林里找到一种他梦寐以求的原始野茶树，证明了茶的原产地是中国，而不是国际上有人说的茶叶产自印度。

据说李瑞河当时对着这棵2700年树龄的野茶树顶礼膜拜、老泪纵横，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李瑞河还在福建老家漳浦建造了全国最大的茶博物馆，面积达8000多平方米。

这个茶商的境界，已不是经营茶叶赚钱，在他的精神世界里，茶叶是他的一切，茶叶是神，是一种宗教。

02

柯达公司的创始人乔治·伊斯曼（George Eastman，1854—1932年）终生都在研制、改进、生产、销售感光胶片，赚的钱可以用“不计其数”来形容。按理说他应该很满足了，但他觉得自己追求的并不是金钱，而是感光胶片事业上的完美。

到了晚年，当感到自己的事业再也无法突破时，他采取跳海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典型的企业家。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案例，不过从中人们仍然可以窥探到一个真正企业家的内心世界，那种对心中理想如痴如狂的追求。

真正的企业家一定是有大勇气、大想法、大气魄、大智慧，能给人们带来信心的人。这些人当中，已经“修成正果”的冒险家是最先引人注目的一群，比如中国的张瑞敏、任正非、刘永好。

他们起事于政策未见明朗时期，顽强生存下来之后，在企业制度、规范化运作等方面做了许多艰难探索。

这一代企业家面临的是复杂莫测的制度环境，必须化解大量非市场因素的阻扰，在混沌的局面中把握方向、拓展生存空间，敢于创新、敢于冒险，这恰恰成就了他们的非凡之处。

从他们对于企业发展规律的思辨中可以看出，这是一批截然不同于西方的企业家——更像是政治家，以政治家的谋略和教父一般的号召力，走出了企业辉煌的成功之路。

这些企业家有一种强烈的精神追求，执着于他们的企业、团队在精神上的教化和企业文化的建设。张瑞敏说，他就像一个布道的牧师。

0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哲学，并受到这种哲学的主宰。无论一个人从事的是什么工作，事业成功的真正本质经常不在于其技术方面，而在于他所拥有的哲学思想。

在企业家身上，这种哲学思想便成为企业家精神的基本内涵。企业家不仅要在推动社会经济增长方面起到火车头的作用，还要以自己的精神为社会塑造一种气质。

创新实质上是人自由思想的结果。一个社会的企业家要能够诞生并脱颖而出，社会的文化氛围和制度安排就必须能够容忍和鼓励创新。

美国这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所以能够率先迎来知识经济，是因为美国人很容易“接受自主、自我改造，乃至自我革新的精神，并把这种精神带到商业领域”。

正是这种精神及与之相适应的规则，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创造性。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那种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的封闭，墨守成规、论资排辈、追求终点平等等，则明显地抑制了人们的创造性。

企业家精神对一个社会来讲是非常稀缺宝贵的资源。如果说现在是一个商品过剩、企业家短缺的时代，其实更是精神短缺的时代。何以短缺？制度使然——企业家精神的稀缺性源于制度供给的不足。

企业家的成长是一个在正规制度之外依赖自我发现的过程。因此，不能说社会没有企业家，或者说社会缺乏企业家的精神，社会可能缺乏的是自我发现的制度环境。对具有创业精神和风险偏好的“企业家才能”的发现过程，其实是一个制度不断创新的过程。

长期以来，我国对企业家的激励和外部机制的建设还不完善。民营企业家刘汉章认为，他之所以现在这样努力地工作，是因为他有一种奉献的愿望，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受他们那个时代的教育影响，讲的是报效国家。

04

一个人的成熟来自于自身的历史，包括成功与失败的经历、文化与涵养、理念与梦想。没有历史就没有成熟，一个民族也是如此。

欧洲与美国等现代化国家的成熟不是仅仅表现在他们的现代性上，更大程度上还是表现在他们对历史的继承上。在这里，历史并不是由时间的长短来衡量的，而是由其时间的内涵来衡量的。

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撑，需要自己民族文化的支撑。林左鸣、吴秀生指出：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完成社会精神由士大夫精神到企业家精神的转型。企业家精神内涵的核心是民族精神。

中国当代的企业家精神，首先应该具备历史传承下来的士大夫精神中的优秀因子，从而转化为“修身、兴企、报国、富天下”的崭新时代理念，并由此构建出今天这个时代的企业家精神，从根本上实现从士大夫精神到企业家精神的社会精神转型。

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一直把中华精神文化的传承主体定位在“仕（官员）”这个群体上，中华精神文化贴上了“仕”的标签，是“士大夫”文化，也由“仕”向大众传输。商人或企业家并没有成为传统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传承载体。

要承载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仅靠“仕”（官员）而没有企业家这样一个无比重要的阶层的参与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确实应该吸收企业家来继承中华文化的接力棒了。一个没有精神的民族，是不可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美国研究专家资中筠《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一书中认为，历史上一切大国兴起，首先绝不仅是“船坚炮利”、“开疆拓土”，而是必须有优秀的人文传统。

在这本书的分析与写作里，我似乎找到了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灵魂所应该藉以依托的精神基石，也就从本质上复原了企业家人性的灵魂。愿这种人文主义的企业家精神复原，昭示给所有的读者一个清新而灿烂的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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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排版：正反君

文中插图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