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基层医生
宜昌县土门区卫生院
七一年八月初，我回到了土门区卫生院。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因为我准备在这里干一辈子。我来到时有主任谭湘成，院长程英，夫人王家绪。医生唐福寿，夫人张身修。童继群，护士杜玉珍，收费员李本一，调剂刘登信，我和一起分来的“老九”田长康，张明英，一共12个人。我们来之前他们九人，“烧火又引伢，一目带十杂。”一专多能，什么事都干。所以我后来值副班时，看病打针，收费发药，所有事情，一人全包。我们三个“老九”一来，马上分来了炊事员张启贤老头，我们叫他张大爷。以后我们队伍不断扩大，甚至还来了几个部队家属。【这里有空军部队，宜昌市机场也在这里。】“六·二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真的落实了。当时城里医院一个大学生都没有分配。
大战臭虫
在区卫生院，工作生活比公社好得多，更高兴的是卫生院老九多。而且土门中学还有更多的老九。有一种回到天堂的感觉。刚开始我和谭湘成主任住在一起。一天他坐在我的木板床上，说我床上有臭虫，并反复说了多次。我不相信，因为我感觉良好。几天后我无意中发现，在夹蚊帐的小木夹的弹簧中就有三个臭虫，有一个还挺大。我还是50年代初期在家里见过臭虫，有治臭虫的经验。此时正值伏天，我将能晒的东西都拿去爆晒。晒后将木板木櫈用力摔打，共摔打出臭虫一百二十多个，再用开水烫。就这一次，我床上的臭虫就彻底消灭。
我不怕臭虫，但我怕蚊子和跳蚤。蚊子咬一口痒半天，跳蚤咬一口痒半个月。只要床上有一个跳蚤，我就睡不好，这是我在农村最讨厌的东西。后来我就光着身子睡，发现有臭虫时，打开手电，指头蘸上口水捉跳蚤，关在小玻璃瓶内玩。如果没有口水，手指一松，臭虫马上就跑掉，再捉就难了。
针灸麻醉
七二年，全国推广针灸麻醉，土门也不例外。因为把此事作为政治运动，所以必须搞。程院长空军航医出身，不相信中医，抱着试试的态度上了手术台，当然也作了两手准备，针麻失败马上用西药麻醉。张身修负责耳针，我负责体针，先补后泄，用强刺激手法。双手大幅度搓捻，前无古人，为我所创，手法之强，难以想象。院长和田长康负责输卵管结扎术。下面五个公社都各派数人来参观，非常热闹。手术中病人非常配合，不仅没哼一声，连眉头都没皱一下。手术非常成功。做完手术程院长高兴地拍着我的肩说，中医伟大，小华医生了不起。除县医院外，区级卫生院，我院最先成功。
院长程英
程英是土门区卫生院第一任院长。红小鬼出身，空军航医转业。级别较高，瞧不起区里的干部，但和贫下中农关系很好。他身材小巧，性格直爽，很有意思，笑话特多。六十年代初，有一种凯歌牌半导体收音机，180元，一般人买不起。他经常背在身上。一个冬天的晚上开会，他突然发现收音机不见了。全院都帮着找，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大家非常着急，突然有人发现，收音机在他身上背着。这只是小事一桩，以前在武汉空军部队时。有一次部队在汉口“车站路大舞台”看戏。天气很热，他把武装带解开。第二天部队紧急集合，问谁的枪掉了。他还不知道。原来散场后戏院做清洁，发现了手枪，交到部队。还有一件事，城里人可能不相信。在他的带头下，我们好几个男人，穿着短裤头，赤膊上班。贫下中农都说，这才是我们的赤膊医生。有一年夏天，我连续三个多月没穿衣服。秋凉时，穿上那件洗得干干净净的，细白布的旧工作服，全身不舒服，有点微微的刺痛感。几天以后才感觉正常。这时我才相信，四川的白毛女罗昌秀，从深山里找回，她很长时间穿不惯衣服。
岂止赤膊上班，栽秧割谷，我也赤膊上阵，只带一顶巴拿马的小草帽，双臂和胸部被划出无数细小的伤口，隐隐作痛。我在农村十四年，没见过哪个农民敢这样。我虽然不善言辞，但和社员关系很好。
抢救中毒痢性疾
七三年，宜昌地区医院派来医疗队，住在我院。四个科主任加一个护士长，外科王秉成，儿科姓金，妇科五官科都姓张，这是我见过最好的医疗队。儿科金主任印象最深。
一天来了个十五岁的男孩。高烧昏迷，腹泻并不严重，金主任很快诊断是毒痢。边抢救，边讲解。反复强调，休克是因为血液灌注不足，必须扩管。最好的方法是大剂量输阿托品。我记得打慨用了几百只，几天以后，终于抢救成功。最后金主任说，这是极重型毒痢。从此我们抢救休克病人，成功率大步提高。我的思路也因此扩大。
一针见血，起死回生
七四年，年初春的一个黄昏，天气很冷，来了俩个大人接我出诊。来到小河边，他们要背我过河。霎时间我面红耳赤，实在不好意思。我把裤腿卷得老高，走到河里，寒冷刺骨，疼痛难忍，一会儿就麻木了。这时我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背我。来到家里，天完全黑了。原来他母亲昏迷了三天，准备办后事了。六脉沉细，呼吸微弱。我针了十宣，人中，内关等穴位，强刺激。不久病人长叹一声，苏醒过来。路远天晚，他们安排我睡觉，床上洒了香水。第二天起来，家里跟过年一样，“三路打一铳”，整整十个大菜。回来的路上，风和日丽。他说，他也扎过那些穴位，就是没有效果。我只说穴位没扎准。其实我还暗自发了功。后来才知道他是灵宝五队的彭发权，当地的土医生，因为是富农，不敢多接触。只知道他妈又活了很长时间。
生脉散，确有生脉之功效
七五年秋天，一老头接我出诊。赶到家里一看，一老太婆气息奄奄，脉细欲绝，半昏迷状态，准备办后事了。我开了三剂参脉散加味，因为没有红参，*党**参用量独重，每剂都是一百克。三天后院长也去那家出诊，病人清醒，精神恢复。他西医诊断是肺炎，并推断几天前是休克性肺炎。
抢救农药中毒
七十年代，农药中毒特多。现在分析有两大原因，一是劳动强度大，劳保福利差，工作中毒。二是生活太苦，喝药自杀。周德会医生，运气最差，有一天值班，从三个不同的大队，几乎同时来了三个农药中毒的病人，好在病情不重。否则，一个重病人，全院忙几天。我院有个好传统，遇到危重病人，不需动员，全院齐上阵。
危重病人终于来了。一年轻力壮的女青年，火急火燎地被抬到卫生院。原来和公婆吵架，喝了几口敌敌畏。敌敌畏死亡率极高，一口就要人命。我们马上反复彻底地洗胃，两套管输液管同时伺候，一套专输阿托品。经全力抢救，病情还是继续恶化。阿托品快用完了，电话联系下面卫生所，赶紧送来。又要用完了，电话联系医药公司，病人家属也开拖拉机帮忙。总共用了五百多只。当时医患关系非常融洽，病人很长时间没有呼吸，医生护士轮流捏橡皮球。病人家属主动要求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们，他们一捏就是几天。大医院有电动呼吸机，我们只有老百姓。苦战一个星期，病人活了过来。尽管在抢救的过程中，我们进行了防辱疮处理，病人还是出现了辱疮。这是我院抢救农药中毒最成功，最典型的例子。我们总结出一条经验，阿托品一定要用到阿托品化，面部充血，曈孔散大等。
抢救休克型肺炎，超大剂量纯阿托品静滴
七九年，一天上午，抬来了个老太婆。病情很重，休克型肺炎。因为我上晚班，白天没事，常去帮忙。接班时，病情毫无好转，反而加重。张身修医生着重交代，病情严重时，阿托品不必加在盐水中，可从摸飞氏管直接加入。我想，还是浓度的问题。
接手后，我看了前面用药的情况，回想张医生的交代，心中基本有数。先把阿托品一只两只的加在盐水瓶中，病情还在加重，加了几次，毫无效果。我就从摸非氏管加进去，加了几次，并逐渐加大剂量，才略有效果。我无意中看到输液架上的100毫升的空甘露醇瓶，那是用来降低颅内压的，灵感油然而生。为什么不输纯阿托品。我把空瓶拿来，先抽10只阿托品，直接吊进去，病情还稳定，然后逐渐加大剂量，20只，30只，40只，50只的直接吊进去。
张明英护士守在病人旁，一步都没有离开。呼吸，体温，脉搏，血压等等，做不完的事。我不停的在抽阿托品，熟练地机械地进行如下操作。打开药盒，酒精消毒，砂轮一次划10只安剖，一只只折断，整齐地放在台上。刚开始，食指中指夹一只药，用10毫升注射器抽，一只只地抽，再注射到甘露醇瓶内。这样速度太慢，后来我两指夹两只，三只，四只，不断增加。后来每次都是夹四只，抽四只。每次都直接吊五十只纯阿托品。【那时只有一毫升的，现在听说有五毫升的。可惜，八三年底我就调入宜昌市长航医院专攻中医了。】这样不停地干到天亮，眼睛都没眨一下，一个晚班吊了一千多只。第二天*班交**时，他们大吃一惊。病人活了，原来他们认为，病人没有希望了，所以才让我这个中医单独接班。
阿托品是剧毒药物，正常人打一针，马上面红耳赤，口干舌燥，瞳孔扩大，心跳加快。农药中毒，毒痢，休克肺。都是体内毒邪过盛。“以毒攻毒”是中医的拿手好戏，是中医的主要治法之一。毛主席说过“矫枉必须过正。当时医院的经验是，必须达到”阿托品化“。我的经验是，”宁可阿托品中毒，不可阿托品不足“。感谢医院给我一个展露才华的机会。
过了几天，张医生要我写篇论文。可惜我没听她的忠告。我想那是大医院大医生的事，我只是个普通的小中医。一个晚班吊一千多毫升纯阿托品，这可能是当时的单位时间内的世界纪录。当时我可能创造两个世界纪录，一是大量静滴纯阿托品，二是单位时间内阿托品的用量。最近我在网上查到90年代初期阿托品的最大剂量达7000毫升。可这比我晚了二十年。
二零零九年，我在义乌打工，遇到开封市某化工厂职工医院李院长。谈起抢救农药中毒阿托品的用量时，他很自豪。他们最大量是50只。当我谈到，我一个晚上用了一千多只时。他脸上露出奇怪的表情，问我是否记错了。我抽了一晚上的阿托品，后来每次都是50只，错得了吗。我真后悔没有写论文。30年后的水平，也不过如此。他们医院比我们医院大十倍，用药量只有我们的十分之一。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一天上午，一个放牛的小女孩接我出诊。在田间小路上，我和她走在前面，拉家常，牛在后面。我注意到她经常吆喝后面的牛。我问她，吆喝什么。她说牛在吃谷。我问，牛在后面，你怎么知道。她说听声音，吃谷的声音清脆。我仔细一听，果然如此。从此我才知道，放牛娃，放牛读书，一心可以二用。我调到宜昌市长航医院后。有一天拔草，我和一农村来的医生说起这事，他还不相信。好在还有其他农村来的医生支持我。原来他在农村从来不干农活。
仔细检查，救人一命
一天中午，走来一个年轻女孩，身强力壮，普通病容。就是肛门有点出血，肚子有点不舒服。常规检查，没发现异常。我知道农村人，一点小病不会到医院来。我说，能不能看看肛门。她很爽快地同意了。只瞟一眼，我马上开了住院证。住院部诊断肠套叠，马上手术。因为我看到的不是痔疮血，也不是月经血。而是像沙粒一样的我从未见过的血。这种病人如果放回去，一旦肠坏死，麻烦就大了。
无钱难倒英雄汉
冬天的一个黄昏，我值夜班。几个壮年抬来一个老人，我掀开被子，解开衣裤，恶臭扑鼻。只见大便从右下腹的疮口溢出，疮口约有成人的嘴大。看后令人心酸。我叫来外科的韩医生，他看了后，马上叫病人转院。家属只休息了片刻了，就抬走了。不是去宜昌市，而是回家，准备办后事。没有钱啊。我耳边响起了那句老话，钱啊钱，命相连。无钱难倒英雄汉。我欲哭无泪。我在农村工作了十四年，这种事情遇见不少。在城里工作了三十多年，从来没有遇见这种事情。
开会
那年代会多，每天开小会，每周一大会。有一年早春的大会印象特深。书记周清林从下面支农回来，急冲冲地开大会。【我在公社一年，从未叫我干农活。回到区里后，每年都要下队干农活。】他激动严肃地说，有些话不好讲，但我还是要讲，我不怕你们给我扣帽子，不怕你们说我攻击社会主义。原来下队时，他和社员一起耕地，水田里很冷。社员精神很不好，他问，吃早饭了吗?社员说家里没粮了，只吃了几颗胡豆。书记说，我亲眼看见农民饿着肚子耕田，农民很辛苦。以后他们来看病，你们态度要好一点，要仔细一点。改革开放后我才知道，当时中国有几千万人的温饱问题没解决。
基层医务人员之死
区卫生院比公社卫生所条件好得多。所以，职工的寿命要长一点。由于职工队伍迅速扩大，人员调动频繁，不好统计。还是和公社卫生所一样计算，我刚到时，共十二人。杜玉珍最先病故，享年约60岁。李本一因高血压病故，享年约60岁。她血压很高，几次在上班时昏倒。病故后，我们医院租了辆卡车，组织了很多人把她送回老家，宜昌县分乡区凉水井安葬。卫生局知道后，说做得好。他们两人是医院的元老。刘登信，调回宜昌市后，因肝癌病故，享年约50。最初的12人死了3人，死亡率25% ，平均年龄约57岁。
在我以后调来的职工中，还有护士陈妙珍，因子宫癌病故，享年约40岁。医生张治平，因肾衰病故。他们两人后来都调到宜昌市。事务长庞友明，因脑癌病故，享年约50岁。炊事员张启贤大爷，享年约70岁。
因离开土门卫生院30多年，有些情况不清楚，就此搁笔。基层医务人员，辛苦了，已故的基层医务人员，安息吧。
华用宣 2016.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