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
时代的回应和思考
作者简介丨丁兴才，上海儒学研究会儒商分会会长，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儒商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国政系在职研究生。
一、关于商人，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
我一直在思考，关于“商人”，我们应该给一个什么样的定义？《辞海》是这样解释的：商人，泛指专业从事商品交易或商业活动的人士。现代释义是：商人是指以一定的自身或社会有形资源或无形资源为工具获取利润，并负有一定责任的人；或者是指以自己名义实施商业行为并以此为事业的人。鉴于这样一种解释，我们把做实体经济以及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士都包括在“商人”群体中来了。
在上古时期，商人泛指贩卖货物的人员，是社会大众中的普通一员。据古书记载，古时有“亦农亦商”者、也有“亦工亦商”者。事实上，现在的农村还有农户“亦农亦商”，从某种意义上讲，商人的角色是可以转换的，务农时，是个农民，把自己富余的农产品放到市场上去卖时，他又是个商人。
商人的起源最早产生于易货交易，以物易物是人类最古老的商业方式，上古社会的人类在总结日常生活中发现，通过货物交换可以满足和丰富不同的生活需要。由于生产的局限性和货物的稀缺性，人们发现，偶尔用富余的产品用于交换，可以获取额外的收益。
商品的易货交易逐渐发展到用货币作为等价物替代货物交易时，人类进入了一定程度的商业文明。从货币进行商品交换中，人们又发现商品中的差价是有收益的，即买进卖出中的差额利润。而此种收益变成货币后，又可以变换成自己所需要的生活用品，这种商品交易中的有利可图，催生了一批专门从事商品交易的人士－－商人。上古时期，商人就是易货交易的人。
一开始的商人，并没有专指特定的人员，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中，有一些人特别会做交易，人类出现明显的分工，才有了特定的商人群体。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商朝，他们就特别会做商业生意，或是指商朝的商业活动特别发达。
根据这一历史演化过程，可以分析出商人是从社会分工中衍生出来的，商人是一个职业的群体，又是生活在大众生活中的一员。因为“生活和生产需要”，经商又需要一种特殊的技巧和规则，如商人需要懂得商品的价值规律和交易技巧、遵守交易规则等。所以，那些有头脑、聪明能干的人干起了商品买卖。在常人眼中，商人是一批特殊的人物，远走他乡，见多识广，特别富有。商人又是一种特殊的文明载体，而后又形成一种文化，最终商人演变成一种集体人格。
商人是自然中的普遍存在，他们是百花中的一朵，群山中的一座，万人中的一员。他们与普通大众并无两样，不一样的是，出于职业需要，参与了人类的不同分工。
客观上，对于商人，我们没有权利去赋予比其他人群和职业更高的价值标准和道德标准。但是，历史上商人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商人又善于敛财，成为了“富有”的代名词，因此，其影响力和作用太大，甚至会影响当政者或一国政权。所以，历史上对商人有一种特别的期待和约束，这在其他群体中是少见的。商人为了出于利益需要，总结出了许多“*规则潜**”或职业操守，有的被社会否定，也有被社会肯定的。商人，作为了一个特殊群体，无论在哪个朝代，都是社会关注的群体，到现在仍没有消除影响。
二、 中国古代商人考
自孔子以来，中国是一个以“儒”为底色的国家， “原儒”也好，“原商”也罢，都离不开历史发展规律。任何职业、任何群体的诞生，都是历史进程、社会进步、社会分工的产物。中国自由商人的出现在西周之初，周文王在作《程典》一文中就告示周民，商人已经有别于士、农、工，成为社会经济行业中的一员。
我们熟悉的《周易》乃周文王所作，内容包括《经》和《传》两个部分。《经》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卦和爻各有说明，但那时的卦辞和爻辞主要作为占卜之用。《传》部分，包含解释卦辞和爻辞的七种文辞共十篇，统称《十翼》，相传为孔子所撰。自孔子赞易后，《周易》被儒门奉为圣典，六经之首。令人惊叹的是，早在周文王作《周易》时，将其中的第九卦《小畜》卦用于专门描述如何经商，生意如何才能从小做到大，如何守信，做生意要懂得怎么去借势借力与合作，钱赚多了又如何“既雨既处”和“富以其邻”，现在读来还脍炙人口；第五十六卦《旅》卦，讲述了有钱人出门在外如何处置自己的言行举止，爻辞内容均与旅行和闯荡江湖有关。
由此推断，中国 “商人”的出现早于“儒家”。而且，是社会分工中士、农、工、商中的重要一员，并在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中就参与了社会劳动和分工。商人为了站稳脚跟，得到尊重，并参与政治、社会经济活动，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商业文明和文化，最终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和集体人格－－商人。他们在从事自己的职业时，知道自己必须遵守商业规则和商业道德。商人阶层产生以后，作为其观念形态的中国“商人”精神也就随之而形成了。
相关历史文献和已经发现的*物文**显示，中国商业文化形成，并非世界上最早。但是，中国商业文化的脉络传承，在世界上绝无仅有。这主要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宏大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作为一个庞大的人种的集体人格，无容置疑的被中华文明一起被传承了下来。所以，中国的商业活动和文化，在世界上也独一无二。
中国古代典籍中，很早就有了关于商业活动的系统记载。《易•系辞》中记载：“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断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薅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诸噬嗑？”（见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卷八》第86页）。由此可证，早在纪元前五六千年，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就已经出现了商人这一职业。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农耕社会，人类开始社会分工，并根据需求和能力从事各种职业。那时候，农产品的交换已使“市”开始出现；市的出现，商人群体随之产生。
据史料考证和出土*物文**证实，中国早在纪元三千年余年的商代，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商品贸易已具有一定规模。徐中舒《以古书中推测之殷商民族》中认为，“殷人重贾”，“商人”重商并非无稽之谈。据古文献记载：夏朝中期，契的六世孙王亥通过商业贸易，使商的势力逐步强盛起来。夏朝末年，商的势力由黄河下游发展到中游，渗透到夏的统治地区，契的第十四代孙商汤灭夏后，返回毫都，以“商”作为国号，建立商朝（《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上》）。商汤即天乙，姓“子”，甲骨文称大乙，后世习惯上称之为成汤，是一位很有修养的商族首领。据史料记载，商朝是世界上第一个以经营“商业”贸易而起家的封建王朝。
另据《尚书•酒诰》中记载：“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见中华书局《尚书正义•卷十四周书•酒诰》，第206页）。反映出中国在上古时期为了维持生活，已经出现用经商这一行为，有人专事商品交易取得收获以孝养父母。而且，中国古代商人已经开始用牛驾车，到远方做买卖。
根据《国语•晋语》“工商食官”记载，中国最早的商人可能是奴隶，被奴隶主奴役去从事商业活动，所谓的自由商人并不存在。自由商人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西周之初，如周文王作《程典》以告示周民：“士大夫不杂于商，商不厚，工不巧，农不力，不可以治”。到了春秋后期，下级贵族和非贵族出身的自由商人兴起，与新兴地主一起反对旧制度，“工商食官”的局面逐渐被打破，私商抬头以至占了上风，许多自由经营的大商人挤入统治阶级的行列。
从古文献记载和现在挖掘的考古*物文**中发现，中国古代的商业文明非常发达，而且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不可低估。为什么中国许多古文献中记载的商业行为和商人特别多，说明商人在古代社会中已经占有一席之地。古书记载，中国在夏、商时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商业文明和文化。
我们从追溯中国古钱币发展史中发现，中国早在殷墟出土的古*物文**中已经发现了古贝币。经考证，商朝的贝币，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货币。大家知道，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产物，货币的出现意味着商人已经存在。原始社会的商品通过物物交换，即游牧民族以牲畜、毛皮，以及农业民族用五谷、布帛、农具等充当实物货币。从商朝已经出现货币起，证明中国在商朝以前商业文明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这也证明，为什么中国古书上记载的有商人会通过经商与治国，出入于庙堂和商场。
上古时期，政治和经济并非是泾渭分明的。许多大商人往往同时又是大政治家，商人可以“比一国之君”，或者是“与王同乐”。如文献记载的鲍叔牙和管仲，他们曾在南阳合伙做生意，为“鄙之贾人”，也就是乡下的商人。后来鲍叔牙做了齐国的大夫，向齐桓公推荐了管仲。对管仲在政治上的成就，连孔子也十分推崇，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见《论语•宪问》）。
郑桓公借助商人的力量奠定了郑国的统治基础，故与商人共订盟誓：“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见《左传》昭公十六年）。国君与商人之间共订契约，以保障商业交易与商市存货的自由，且被遵守200多年之久，足见我国古代政商关系之紧密与重要。
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政治家和商人范蠡，他用“计然之策”辅佐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忍辱负重，治理越国，20年后终于实现了兴兵灭吴的政治目标。帮助越王勾践复国之后，范蠡功成身退，辗转来到北方的陶国，弃政从事商业活动，在9年中三致千金，成为巨富，人称“陶朱公”，以后“陶朱公”便成为“商人”或“有钱人”的代名词。
三、 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
经营谋略、以及经商艺术
中国商人自古以来，非常讲究经营谋略，因势利导，出奇制胜，这在世界商人阶层中可以说无出其右。中国古代商人很早就将政治智慧、军事智慧和经商智慧融会贯通了。中国商人讲求经营谋略，会因势利导，常出奇制胜。并融会贯通地去总结出独有的一套经营哲学。由此，中国人的经营哲学数千年来一直在泽被后世的商业智慧、商业伦理、商业策略，并使中国商人成为世界上最聪明、最俱智慧的商人群体之一。
东周洛邑商人白圭甚至提出：经商要像伊尹、吕尚治国那样运用谋略、精心策划；要像孙武、吴起用兵那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要像商鞅行法那样言必行、行必果。做商人需满足如此要求，简直与治国、用兵打仗差不多了。白圭还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策略。白圭主张经商要眼光敏锐，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商业机会。如果“智力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见《史记•货殖列传》第3295页），任何经商行为，很难取得成功。
在《货殖列传》中曾总结过许多商人的成功经验。如“富者必用奇胜”，讲的是商人在商业活动中有时需要以“奇”取胜，这样才能取得更多财富。这里的“奇”更多的是讲求经营技巧，如“买贱鬻贵、居肆列货”。中国出现的许多成功企业家，都是以“出奇制胜”来完成自我超越的，如任正非、马云、马化腾等。有经验高超的商人，更讲究“与时俯仰”、“”乐观时变”、“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多、易所鲜”等经商艺术。作为商人，经商艺术愈娴熟，水平愈高超，经营成功的可能性愈大，取得的成就也就愈高。
中国早在春秋时期，已经开始注重从商者的家国情怀和商业伦理。特别在《论语》一书中，关于商业伦理和商业道德有诸多描述。子贡，他曾被孔子赞誉为“瑚琏之器”，形容子贡如宗庙宝物，后人称子贡为“儒商”鼻祖。孔子曾笑对爱徒颜回说：“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孔子说，如果你颜回能够富有，我愿是你的管家。孔子从不认为子贡是“满身铜臭的财主”，而是孔子对子贡关爱有加，子贡的名字在《论语》中先后出现过三十七次。反过来，如果没有子贡庞大的财力支持，年老体衰的孔子周游列国的路途恐怕会无比艰难，甚至可能无法完成。司马迁《史记》曾记述：“夫使孔子名布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有时，成功他人就是成就自己。
孔子作为商周后人，对经商文化并不陌生。而且，可以从孔子的许多言行中看出，孔子并不敌视商业活动和富贵，他认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见《论语•述而》）。孔子主张富有是值得追求的，所反对的只是“不义而富且贵”，倡导“富而好礼”（《学而》），这是他最赞赏的模式。由于我们的儒家鼻租倡导“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义以求利”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财富观，所以我们非常期待现在的企业家应该崇尚“儒商精神”，事实上，儒家思想中早期倡导的“士魂商才”理念一直在传承，甚至还扩大到了东南亚地区的儒家文化圈。
也正是孔子的儒家思想，子贡身为孔门的优秀子弟，将儒家的仁义道德运用于经商之道中，成功地在“义”与“利”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不仅让自己的人生取得了非凡成就，也成为后人的榜样。如果我们要将“原商”和“儒商”看作一个历史上的进步，子贡确实可以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
中国商人阶层产生以后，商人的许多特征也表现出来了。如商人特别能够吃苦耐劳、商人有抱团意识、懂社交、特别精明、以谋利为目标、富有等。原初形态的古代商人精神，或称“原商”精神，在某些方面与封建国家建立的体制逐渐地出现了抵触，特别是与封建统治者、社会主流文化等发生了矛盾，商人的地位及社会角色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如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对于春秋战国时期开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环境，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为了统治需要推行法家文化。在诸子百家中，儒家对商业和市场的态度最为肯定，而最为敌视商业和市场行为的则是法家。当时也确实存在经济实力日盛的富商大贾盘剥农民，兼并土地，投机倒把，放债取利等，为秦朝所不容。
历史上出现“抑商”行为，主要是当时的统治阶级认为，商业在侵蚀农业、争夺农民的问题上与封建国家的利益发生矛盾。因此，从秦朝开始，秦朝的法律开始对商业进行部分的抑制。在《垦令》篇中，商鞅提出“利出一孔”，将商人视为“辟淫游惰之民”，要“赋而重使之”，达到“商劳”的效果。主张“商贾少，则上不费粟”，认为商业活动是消耗了社会资源，要达到“商怯，则欲农”，“商欲农，则草必垦”。为“抑商”秦还实行“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逼迫商人成为耕战之民。
另一方面，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的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等措施，为中华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国家长久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客观上，始皇帝推动的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等制度也功不可没，为往后国家开展经济活动和商业行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韩非子对商业也极其敌视，他认为“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将工商业者视为可恶的游民，要让他们身份卑贱，因为商人“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韩非子•五蠹》），认为经商致富会破坏耕战的吸引力，削弱“利出一孔”的制度。
但抑商作为一种全面的“国家政策”，主要始于汉代。刘邦在取得国家政权后继承了秦的基本遗产，继续执行“抑商”的政策，“高帝禁商贾不得仕宦”（《盐铁论•本议》），降低商人的政治地位。《史记•平准书》记载，“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不但用重税打击商人，并且规定商人子孙不得当官。
据文献记载，董仲舒虽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曾主张“盐铁皆归于民”，对商人应“薄赋敛”（《汉书•食货志上》），但汉代历代帝皇为了维护统治地位，巩固政权，贬斥商人，抑制商贾的诏书、律令不绝于史。在昭帝始元六年的盐铁辩论会议上，主要以儒家人士为主的“贤良文学”站在民间立场，高度反对武帝遗留下来的盐铁政策。2013年在成都老官山西汉墓葬M1中出土的木牍，记载有“贾皆没入所不占”，“令诸郡国贾”等文字，正是对商人进行管制和打击的记录（《考古》2014.7）。
据相关文献记载，秦、汉后，虽有儒家人士不断肯定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但统治阶级为了政权稳固需要始终不为所动。据张衡《西京赋》记载，从那时起社会與论开始转向谴责商人，说商人阶层“尔乃商贾百族，裨贩夫妇，鬻良杂苦，蚩眩边郫，何比缗于劳作，邪赢优而足持……以欺惑下土之人”。久而久之，儒家的仕作为统治阶层中的一员，为了迎合所谓的社会主流，商人的社会角色评价开始为正统儒家观念所不容，最终脱离了儒家文化最初对商人地位的肯定。
自秦代起，中国商人在轻商贱商的环境中苦苦挣扎了数千年，虽然随着王朝的更替，商人的境遇时好时坏，但在封建统治者的强压下，中国历代统治者和上层建筑总的倾向是“尊儒尚学，贵农贱商”。客观上，中国的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利用“尊儒”在“抑商”。这种状态与“原儒”精神是不符的，或是违背了真正的“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最终导致西方学者、也有中国学界误以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为什么起步较晚，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在以儒家主流文化的浓重背景下所至。通过相关史料证实，事实上并非如此。
如果我们真的去审视历史、看懂中国古代商业文明的发展史，中国的资本主义萌动史早在秦朝以前就已经出现了。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盐铁官营”制度、国家垄断的商业行为，才是阻断中国商业活动和文明进步的罪魁祸首。使中国商人除了经营小商小贩外，无法聚集更多的资本力量来发展现代商业。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老祖宗传承的商业伦理、营商哲学、经营谋略、经营艺术，被我们的后辈继承了下来，一旦国家政治开明、思想文化开放，中国的企业家依然会大放异彩。 实践证明，中国的当代企业家做到了。改革开放，中国商人让中国商品卖遍了全世界。
今天我们研究“儒商”，弘扬“儒商精神”，客观上，我们需要“儒家气质”和“儒商精神”。反过来，由于历史上对“商人”的错误认识，现在的中国商人阶层还是带着点历史包袱的，社会上依然存在着对商人的鄙视和偏见。现代“商人”，“儒家学者”都应给予时代回应和当下思考。所以，今天我们探讨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儒家气质”、“传统儒商精神”，包括“原商”、“儒商”一词的由来，本身就有特殊意义。
四、 当下时代，
可否重塑“儒商”、
重构儒家文化下的中国企业家精神
无论怎么说，儒家文化圈重提中国“儒商精神”和儒家气质，无论是时代的回应，还是当下的思考，让我们看到了在新时代儒家主流文化的浓重背景下，至少又能折射出中国商业活动的氛围和“中国商人”的异彩了。这是中国之幸，时代之幸！当然，作为商业文明曾经破污名化的商人，我们应该尊重祖宗留下的商业伦理、，再去尊重自己的客观存在。
自古以来，中国商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就已经非常活跃。从奴隶社会过渡到漫长的农耕社会中，中国商人的作用不可低估。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对商人并没有过分的贬低之词，尤其是“儒家”学说，更是对商人给予了应有的肯定。
也许，在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今天对于中国商业活动和商业文化的积极肯定态度。中国的国运又到了以儒家人士为主的“贤良人士”时代。我们的儒家后人又可以站在民间立场，实现“藏富于民，国富民强”的时刻了。如那时的贤良文学强调“公刘好货，居者有积，行者有囊”（《盐铁论•取下》），儒家人士强调古代的贤王从来不会与民争利。其实，自儒家思想形成以来，儒家一直反对朝廷垄断的商业，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说：“贤良文学此处真正反对的不是民间工商业，而是以盐铁、均输等重大措施，由朝廷直接经营的工商业”（《两汉思想史》第二卷）。
虽然现代的社会制度、经济体制与古代封建社会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实践证明，中国以儒学为底色的对商业活动的积极态度始终不渝，许多学者学界都在呼唤“儒商”。以儒家思想为底色的东南亚文化圈，如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奥门等国家和地区，因为讲求儒家的商业伦理和商业道德，讲求商业谋略和经营艺术，商人在商业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
曾有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企业家，被誉为“日本企业之父”，“日本现代商业文明创始者”的涩泽荣一，他著有《论语与算盘》一书，被认为是“一部改变近代日本命运的商业圣经”。涩泽荣一认为：“一手论语，一手拨算盘，一是道德修养，一是专业知识，从为人处世之道到现代企业经营之道”，论语和算盘的结合，是最优的商业行为。涩泽荣一说：“我始终认为，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因此，可以说，《论语》与算盘的关系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们作为孔子后人，怎么会舍近求远呢？
司马迁作为以儒学为根基的学者，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并赞美了大量优秀商人和家族企业，如范蠡、白圭、倚顿、邯郸郭纵、蜀卓氏、程郑、宛孔氏、曹邴氏、宣曲任氏、韦家栗氏等。他赞美儒商子贡，能通过巨大的财富和社会影响力“使孔子名扬天下”，子贡对儒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司马迁将没有实际王位的孔子，但却行有王者之事的孔子尊为“素王”，将优秀的商人和企业家尊为“素封”。司马迁指出，工商业和社会分工是必须的，而这一切会自然形成，所谓“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人们为了牟利，便会竭尽所能，参与市场分工。自由市场一旦形成，便会“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社会就会变得繁荣。
司马迁当时对民众参与商业活动的理解，与现时并无两样。他的意思是，农民生产粮食，工人将原材料制作为产品，商人把产品四处贩卖，根本不需要官府事先通过人为设计把他们配置在一起。应根据自由市场的规律，价格的波动自然调配商品流动，就像水一样日夜不息的自然流淌，不用强制行政命令，市场自然会将产品送到消费者面前。
中国自古以来所取得的商业文明和商业文化，得感谢我们的老祖宗数千年来绵延不断地传承下来的中华文明。始终把“商人”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将商人鲜活的形象作为传统文化的一脉，通过历史文献完整地记录、传承、保留了下来。让我们的子孙，更早于西方国家掌握到中国古代先贤的营商哲学、经商文明、营商艺术和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使中国当代企业家和商人，既能吸收西方国家的现代经济哲学和经商理念，又能掌握自己国家的商业文明和商业伦理，从而傲立于东方不败。
我们现在回顾中国早期儒家思想的经济底色既不贬低商业活动，更不主张“抑商”，而是更尊重市场的基本法则。这种回顾，更具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因为，当下的中国，其综合国力已经提升到了世界上的又一个高度。我们期待儒家学者和学界，在千年一遇的中国现象中，重新确定中国商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世界身份和地位。期待中国的历史学家和学者在著文立说中，能够更多出现记述中国现代商人的《论语与算盘》、《论语》、《孟子》以及《货殖列传》等著作和文献，反映出当代“儒商”的儒家气质。重塑中国“儒商精神”和重构儒家文化下的中国企业家精神。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