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初，巴黎和会召开，一战的战胜国准备重新规划战后国际格局。中国也派人参加了此次和会。
作为战胜国之一，中国原本想多少应该能收回一些原来德、奥等战败国的在华权益，顺带着增强点国际影响力。不料，最终却一无所获，战前为德国所占的青岛也被转让给了日本。消息传来，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抗议活动。因活动发起之日为5月4日，后人称之为“五四运动”。
导致运动爆发的原因当然有很多，其中一条，在笔者看来，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普遍经历了一个由希望到失望的巨大心理落差。“五四运动”就是这种落差所产生的不满情绪的宣泄口。
油画：五四运动
1.北洋政府参战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开打时，北洋政府的态度是中立。
到了1917年，这一态度悄然发生转变。导致态度转变有两个因素。
外部来讲，一方面，以德国、奥地利为首的同盟国在战局上渐落下风，处于守势；另一方面，美国对德绝交进而宣战，协约国方面实力大增，战胜同盟国似乎只是时间问题。当然也只是似乎，仗还没打完，鹿死谁手谁也说不准，中国此时准备参战，多少带有一定的赌博心理。美国参战的同时，也利诱中国与它采取一致行动。此前一直反对中国参战的日本，也一反常态，积极支持中国加入战局。
从国内看，当时北洋政府内对参战问题意见并不统一。以大总统黎元洪为代表的一派反对参战，以总理段祺瑞为代表的另一派则力主参战。两派争吵不休，在1917年头几个月里始终难以达成一致。此时，地方督军团的意见成为关键。
一开始，各省督军也不赞成参战。说到底，他们是怕手下的兵员被抽调去欧洲战场，从而削弱自己的实力。不过，等段祺瑞说明此次宣战是宣而不战、不用各省出兵后，他们的态度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段祺瑞
段祺瑞集团之所以积极参战，在于他们认为，将来战后召开和平会议时，出兵的国家与未出兵的国家会有所不同；中国如果不出兵，到时候恐将受制于人，而且没有发言之余地。另外，段还认为，与美、日等国保持步调一致，可以在财政上得到对方的援助。事实上，中国参战后，美国政府立即提供了两亿美元的*款贷**，为中国参战提供财政帮助。日本则以同意中国缓交庚子赔款表示支持。
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正式对德奥宣战。美、英、日、意等国驻中国公使立即照会外交部，称各国将尽力协助中国取得国际大国地位待遇。美国公使更是两次照会，表示美国一定将赞助中国在国际上享得大国之当有地位及其优待。美国总统威尔逊在演讲中所提到的战后五条大纲中，第一条“各国人民权利平等，待遇毫无轩轾”被中国人甚为称道。陈独秀公开称其为世界上第一好人。
事后看，这些话真的不过都是些漂亮的外交辞令罢了。不过，在当时，这些话的确让看惯了别人脸色的中国人感觉良好。
2.胜利“幻象”破灭
1918年11月11日，随着德国签订停战协定，承认战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参战的中国，成为战胜国。北洋政府宣布放假一天。北京市民走上街头，*行游**庆祝。11月28日，北洋政府在紫禁城太和殿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式，以示庆祝。位于北京东单牌楼北、为纪念被义和团击毙的前德国驻京公使克林德而立的“克林德坊”，被拆除移往中央公园，磨去原来字迹后重刻名为“公理战胜碑”。时任国务总理的钱能训，在众议院演讲中欣慰地说，此次欧战，中国幸能随同最讲公道、最爱和平各友邦，以与专尚*力武**、凭凌弱小之国角斗，是为我中国最有荣幸之事。昔日主战、此刻下野在家的段祺瑞重新被抬到很高的地位，称颂他当时参战决定英明的论调不绝于耳，冯国璋等呼吁让段重新出山。
梁启超与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合影
胜利的气氛感染着全国人民。“五四运动”时的著名学生领袖、后来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衍在回忆当时的社会环境时写到，德国战败、苏联革命成功，一时间“公理战胜强权”、“劳工神圣”、“民族自决”等名词，呼喊得很响亮，激动了每一个青年的心情，以为中国就这样便宜的翻身了。名流们也勤于讲演，今天你讲一套“民主主义战胜军国主义”，明天我讲一套“公理战胜强权”。蔡元培亲自在*安门天**钱广场搭台，演讲“劳工神圣”。大家都眼巴巴地期望着，巴黎和会，能给我们一个“公理战胜”的结果。司法部急电各省，征求收回领事裁判权的意见。连一直支持张勋复辟帝制的康有为，也情难自已，给出席巴黎和会的陆徵祥写了封长信，提出中国应废除庚子赔款、收回胶州湾等租借地，改订关税，收回治外法权等。显然，被胜利感觉所包围的人们，对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充满期待。
顾维钧
这样的情绪，也感染了资深外交家顾维钧。他认为，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是中国一次非同寻常的机会，中国可以借此谋求某种程度的公平待遇，并对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所遭到的惨痛后果加以改正。顾确信，中国在和会上提出胶州和青岛问题并谋求解决是无可非议的，无须顾及此前以二十一条为基础的中日条约。
残酷事实证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很傻很天真。在讲究丛林法则的国际社会，实力才是公理的首要法则。指望别人帮助来实现大国梦想永远是不可能的事情。巴黎和会上，尽管威尔逊称赞顾维钧的演讲是“卓越论述”，尽管顾维钧再三严正交涉，美英法三国在日本的退会威胁下，最终还是背着中国擅自同意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尽管中国代表团最终拒绝签字，但这并不能改变结果。
巴黎和会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大国”的肥皂泡破灭。激动的学生走上街头，疾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五四运动”爆发。此刻的大学生们肯定想不到，这只是日本妄图吞并中国的第一步，后面的侵略行为如果得逞，那才真的是“国将不国”。
3.为什么对“日本”如此敏感
“五四运动”的矛头，主要是对内，更准确地说是对准无能的北洋政府。当时的北洋*官高**中，章宗祥挨了顿揍，曹汝霖家所在地赵家楼胡同还被放火给烧了。
当然，作为公职人员，他们在那样的时刻有啥委屈都得受着。但实事求是地说，巴黎和会的结果也不是他们想要的。学生们所主张的收回青岛、取消“二十一条”也没有实现的可能。实际上，早在之前的“二十一条”谈判时，袁世凯已经感到条件太过苛刻，他问过属下*力武**对抗的可能，当时的陆军总长段祺瑞说，以中国当时的军力，大概也就能坚持48小时。
运动的另一矛头指向日本。*制抵**日货，成为运动后期的一大主题。其实，青岛在被转让给日本前，也并没有实际掌握在中国政府手里。但当时的中国社会也似乎默认了这一现状。为何一转给日本，国人的反应就这么大呢？
这其中原因，上面提到的失望情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恐怕与日本对中国的威胁有关。
自甲午之后，日本一直是中国的苦主。中国人既羡慕日本的迅速强大，又对日本的侵略野心保持着警惕。五四期间学生编的小册子《青岛潮》上这样写着：德人虽狡焉思逞，然欧亚悬绝数万里，军事之布置接济，终不易易。日本久有吞并我国野心，且欲移都朝鲜以临我，若再据青岛，握我山东，入握堂奥，直心腹大患，其危险实万倍于德。简单地说，这段话意思是德国人占着，中国人早晚还能拿回来；被日本人占着，中国连国家都可能没了。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在其回忆录里写到，中国人民对于日本在山东的行动，越来越感到恐慌。
之后20多年的历史，充分说明当时的这种焦虑并非杞人忧天，反而恰恰足以说明中国人对日本的野心早有察觉。然而，察觉是一回事，能不能制止野心则是另一回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又次站在了美国人一边，并幸运的再次获胜。不过，情形虽有好转，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改变。
“五四”至今，正好百年。百年前国际社会的通行法则，今天好像并没什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