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阳县，两千年未曾改名的塞外名城
“固阳县”县名溯源初探
阴山古月
前言
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位于阴山北麓，因其境内有秦汉新筑长城和“固阳八宝”一道而远近闻名。“固阳县”作为县制，两千多年未曾改名，在中国现有的1300多个县中实属罕见。拙文《“固阳”与“稒阳”》在《北国文苑》刊载后，引起一些争鸣与共鸣，乃业界幸事。由于篇幅较短，一些史料分析似未说透，有阴山长城文化爱好者与本人交流，希望继续深入探讨，以溯源“固阳县”名称来历，探寻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传承保护这张弥足珍贵的县制名片。
一
“固阳”一词首次有史记载的时间
“筑长城，塞固阳，以备秦及西戎。”
固阳塞，战国时要塞名，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所建。《史记·魏世家》记载：魏惠王十九年，诸侯围我襄陵，筑长城，塞固阳。”又：“固阳有连山，东至黄河。”
此话表明，“固阳”一词早在在公元前351年就有了。从词性角度分析，这里提到的“固阳”是一个合成词，“固”和“阳”各有字面意义，是修筑长城，以此为塞固守阳地的意思，阳地应为魏国疆域（今河南省大部）。
（三家分晋图）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春秋战国时期的魏国。我们知道，山西简称“晋”，山西旅游宣传推广中，时常有“三晋大地”的美赞。晋国作为春秋时期的一个诸侯国，于公元前453年被韩、赵、魏三大家族瓜分，由于瓜分的是晋国的土地，史称“三家分晋”。因当时晋国的主要势力范围在今天的山西一带，因此，后人经常用三晋大地来代指山西。
我们从三家分晋图可清晰看到三家分晋后的魏国与北边的赵国为邻，西与秦国接壤。魏国的实力较韩和楚国大一些，与赵国不相上下，魏国不断向周边扩张，欲攻打赵国。因此，魏国势力范围应当说在“魏赵易地”前很难到达北边的阴山腹地。况且太史公《史记·魏世家》已言：诸侯围我襄陵，筑长城，塞固阳。襄陵是当时魏国的属地（今河南省睢县）。
“诸侯围我襄陵”，意思是说因有周边诸侯国对我都城襄陵（今河南省睢县）虎视眈眈，所以“筑长城、塞固阳”。修筑长城，在长城沿线建“塞”（关塞）固守阳地，保卫襄陵。很明显，此“固阳”非具体地名，就是固守襄陵阳地的意思。
换言之，若魏国的势力范围延伸不到北地阴山腹地，《史记·魏世家》的“筑长城、塞固阳”与今日固阳应没有关系，魏国所筑长城目的只是防范其近邻西边的秦国及西戎部落从而达到固守阳地的目的。
反之，如果魏国所筑长城已经到达阴山一带，合理的解释应是历史典籍记载的“魏赵易地”。魏惠成王十年（公元前361年），赵国以交换土地的形式拿回被魏国攻占的邯郸，我们从三家分晋地图可以据此推测在“魏赵易地”前，也就是说公元前361年之前，魏国的疆域范围有可能深入到代地阴山一带。
（包头战国赵长城遗迹）
《史记·赵世家》记载：“肃侯十七年筑长城”（公元前333年），这里的长城指的就是九原赵国的南长城，赵国筑长城的目的是防魏，说明魏国的疆域范围已进入阴山南端。魏赵易地后，为加强对这块地域的控制，赵国修筑了东起代地西至九原的赵长城。再进一步陈述，就是此时期魏国的疆域范围已到达阴山今赵长城遗迹以南，魏国的疆域很大程度上就是狭义的中原大地的雏形。
(小资料：我们常说中原大地，广义上是指黄河流域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既长城以南、河西走廊以东、秦岭以北地区；狭义上的中原仅指其核心地区，即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河北南部、山西南部、安徽北部）
“魏赵易地”前“固阳”作为地域名可能就存在了，这虽然仅仅是推测，但后来的“固阳县”县制起名无论始于何时，通过上述考据，起名与魏赵易地前魏国疆域都应有关系。正如邯郸自战国至今一直未更名一样，“固阳”在魏赵易地前后无论作为地域名还是县制名，已存在下来且未改名（王莽篡位期间除外，后面有论述，还有一出“陈胜县”闹剧）。
（固阳康兔沟秦长城）
二
固阳作为管辖地域名出现最早的时间
西汉政论家贾谊的《过秦论》中：“乃至始皇，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
“华”是华山，“河”是黄河（秦始皇时期没有黄河一说，那时叫浊河）。
秦始皇在令蒙恬修筑固阳秦长城之前，想到以华山为城墙，有黄河为城池，凭借着高耸的华山，往下看着深不可测的黄河，这样所在的咸阳城岂不固若金汤？既然咸阳城作为帝都已牢不可破了，参照咸阳城，若在北地边疆地区建一道城墙，又料定匈奴无法突破黄河天险，如此，秦王朝就可江山永固万代永传。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
《史记·匈奴列传》记述：秦并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又渡河，据阳山北假中。
“塞”作为名词时，引申为边塞或险要之处。用作阻塞，是动词。将《过秦论》和《史记》的这两段记载联系起来，秦始皇下令修筑秦长城是比照咸阳城周边所筑城障的，有了一道坚实的秦长城，又有黄河这道天然屏障，来如闪电去如风的胡人是无论如何也难以逾越秦长城和渡过黄河的，挡住了匈奴的威胁，江山岂不万年永固？
自有了固阳新筑秦长城，汉王朝初期的帝王事实上以秦长城为汉与匈奴的分界线。《史记·匈奴列传》记载：
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
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
这段话司马迁特别注明，是汉文帝致单于的信函，以汉文帝的口气记述：秦汉长城以北，是引弓射箭之地，蛮夷部落听命于你单于；秦汉长城以南，是我大汉冠带礼仪之地，朕亦统领控制。
至此，“固阳”一词已有了明确的地域特征，即：此固阳推测就是今之行政区划的固阳。也就是说“固阳”作为地域名最早在公元前203年（汉文帝时期）甚至更早就已存在（前述魏赵易地前），距今至少有2200多年的历史。
三
澄清几个认识上的误区
误区之一：
固阳，出自汉代五原郡所属都尉治所“稒阳”。
《汉书·地理志》五原郡记载：“东部都尉治稒阳，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可知稒阳位于五原郡东部，石门障的南面。因五原郡所属十六县中有稒阳县名，“稒”音固，因此固阳县名源于稒阳。
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河水又东流，石门水南注之，水出石门山，地理志曰北出石门障，即此山也，西北趣光禄城，其水自障东南流，迳临沃城东，东南注於河。河水又东迳稒阳县故城南。”
地理学家郦道元也许未能全部实地考证北出石门障的这五座城址，因此他实打实地说：他完全引用的是《汉书·地理志》中的记载：五原郡稒阳县“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得宿虏城。”
要考证这五座城址的准确方位，首先要确认石门障的位置，《汉书·地理志》中记述的这“三个西北加一个西”的字眼方位清楚说明五座城址均在石门障的西北方向。长期以来，有关石门障位置的考证主要有以下三种论点：
一是石门障位置在汉五原郡稒阳县都尉治所，今包头市东河区古城湾东边的五当沟口。笔者曾几次专门驾车行观此地，感觉存疑。史学家班固当时随汉大军出征，当是亲眼所见，其所著的《汉书·地理志》应当说记述更为准确。
数十万大军征讨匈奴，如何选择集结之地？
匈奴不断侵扰，蠢蠢欲动欲夺取河南地，又隐藏伺机于何地？
“逐水草而居”的马背民族除了在有水草的平原之地季节性迁徙，他们还善于利用山坡、台梁等有各种起伏地貌的地方作为休养备战之地，因为这种地势更有利于发挥骑兵优势，进可攻退可守。五当沟沟口不具备这样的地理特征。
二是石门障位置在昆都仑沟口，即今天的包头市昆都仑区水库石门障。
三是石门障位置在今固阳县梅令古城山口。无论从梅令古城址山口向南而来，还是从梅令古城址向北而往，外观皆呈“外八字型”，山口酷似一道天然石门，打开这扇门，匈奴会对汉王朝形成直接威胁，关上这扇门，汉王朝可将匈奴拒之门外。笔者倾向这一观点。
多年来我和爱人多次往返行走于五当沟、昆都仑沟和梅令沟口三地，有时一天之内驱车行走于三地之间，为的是作比较亲身体验。
“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得宿虏城。”个人观点认为，这五个城址应都在固阳秦汉新筑长城沿线上由光禄塞一路向西北，不可能偏离秦长城太远，且这五个城址皆为匈奴*窥偷**试图翻过阴山掠抢骚扰汉室临时扎营之地。“得”是得到、获得的意思，连着五个“得”字告诉我们，是汉王朝击败匈奴而获得后分别命名：光禄城、支就城、头曼城、虖河城、宿虏城。
推测梅令古城即光禄塞；冯湾古城为支就城；大乌兰古城为头曼城；增隆昌古城为虖河城；宿虏城在乌梁素海。五个城址中唯有虖河城带“河”字，一路向西北符合河流特征的就是增隆昌；“宿虏城”字面意思收留俘虏的地方，若在乌梁素海，苏武被俘牧羊地在乌梁素海一说观点自然成立（苏武牧羊地有贝加尔湖说、甘肃民勤说、乌梁素海说等）。
（大乌兰城址）
（增隆昌水库）
（乌梁素海）
公元89年6月，东汉发动了北击匈奴的关键一战。汉军兵分三路出击，一路由南匈奴单于屯屠何统领，乃“出满夷谷”（今包头东河到固阳的忽鸡沟段），另一路由汉度辽将军邓鸿和南匈奴左贤王安国统领，系“出稒阳塞”（“稒阳塞”在今固阳县城北面的山地中）。第三路汉军由主帅车骑将军窦宪和副统帅征西将军、执金吾耿秉统领，兵出“鸡鹿塞”（位于巴彦淖尔市磴口县）。
三路大军中的两翼皆出于固阳，固阳的战略地位不言自明。
此役随军出征的班固写下了《封燕然山铭》，记载了此次战役的细节和汉军的功勋，班固勒石纪功，称赞此役“一劳而永逸，暂费而永宁。”
笔者推断，《汉书·地理志》关于石门障的记载就是班固在随军出*途征**中亲身至此才有的记载。如果石门水就是今天的昆都仑河，石门障的位置当在昆都仑沟口，那么这段记载标明的稒阳县城址在石门水与黄河汇合处的东面，既与石门障位置在昆都仑沟口偏差大，也与今固阳县地理位置相去甚远。因此，固阳地名出自汉代五原郡所属都尉治所“稒阳”有误。
误区之二：
固阳，出自汉代五原郡塞名。
如误区一所述，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稒阳县城址作为都尉治所，应在石门水与黄河汇合处的东面，有学者考证稒阳都尉治所在今东河区古城湾一带，这与今固阳县地理位置相去甚远。
汉五原郡辖有光禄塞和稒阳塞。这两处是秦汉长城沿线重要关隘，在长城南侧建有城障列亭，均为戍守边地所用，与县城没有关系。那么，“稒阳塞”又在哪里呢？
如果稒阳县城址在古城湾一带，那么“稒阳塞”也在这一带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古城湾一带属一马平川的黄河冲积扇地，无塞可循，也无塞可守。
《汉书·地理志》记载的公元89年东汉发动的北击匈奴的关键一战，一路由度辽将军邓鸿统领，“出稒阳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邓鸿统率的这支*队军**可能驻扎在汉五原郡稒阳县，而此次出兵始发地为“稒阳塞”。
根据《汉书·地理志》“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胡河城，又西得宿虏城。”的记载，“稒阳塞”应是守卫秦汉长城之塞，而且是通往边塞道路上的一处重要关塞。谭其骧先生在其编著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标绘出了五原郡稒阳县治所的位置，但没有明确绘制“稒阳塞”的具体位置。
不管公元89年北击匈奴的三路大军集结出发地“鸡鹿塞”，还是“满夷谷”，亦或是“稒阳塞”，必须且只能布阵设防在汉王朝北部边塞秦汉长城沿线的山间谷地。而汉朝的稒阳县却位于阴山南坡之下，所以推断“稒阳塞”应在稒阳县以北的山地中。因此，固阳县名出自汉代五原郡塞名有误。
稒阳塞一直到北朝时还沿用。《魏书·太祖记》记载：公元391年，刘卫辰曾遣子直力鞮出稒阳塞入侵，被魏大败之，魏道武帝于稒阳塞北树碑纪功。”该书中相关的这段记述能够佐证“稒阳塞”在秦汉长城附近，树碑纪功当在怀朔古城，期待有朝一日解开“树碑”面纱。
《水经注》记载：“河水又东迳稒阳县故城南，王莽之固阴也。”公元九年，王莽即位后，曾将“固阳县”改名为“固阴县”，王莽篡位改制，不断与匈奴交恶，一改汉王朝和亲的做法而诉诸*力武**。在其随心所欲貌似铁腕之治下，几乎将当时汉王朝的县制名改了个遍，很多是反着改，你说东，我叫西，你说阳，我改阴，以示改朝换代之意。我们有理由据此相信，王莽之“固阴”实乃为“固阳”所改。王莽新政到灭亡十五年中，又将固阳改名为“振武县”，宣示其*力武**强大之意，恰恰也说明了固阳县这一县制在王莽新制之前就已存在。
作为一个短命王朝，王莽新朝如过眼烟云，就连“夏商周，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历代王朝顺口溜都直接把王莽朝代“忽略”或“忘了”。因此笔者才推测固阳是从秦汉以来几无更名的县名。
《绥远通志稿》记载：“案今县远之称固阳，盖依古稒阳而为名也。惟古之稒阳，依《水经注》所述皆在阴山以南黄河北岸，且有城与县之别，其城也称塞，应在今包头县境内。此县、塞二迹，与今固阳之特置於阴山以北者殆难相符。”
《绥远通志稿》澄清了三个事实：
“案今县远之称固阳”，今固阳县在遥远的古时就已称固阳，已给固阳来历做了定论；紧接着说明固阳地名依据《水经注》记载而来与实际不符。
盖依古稒阳而为名也”，今固阳县与“稒阳县”、“稒阳塞” 无关；
“惟古之稒阳，依《水经注》所述皆在阴山以南黄河北岸，且有城与县之别，其城也称塞，应在今包头县境内。”古时的县城绝非今天地理意义上的县城二字，秦汉时期的“城”是指城障列亭的城，是戍守将士守土之城，因而可称城为城塞，非居民居住之城。居民居住之城才叫县，因此秦汉时期的县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百姓居住之县城。
“此县、塞二迹，与今固阳之特置於阴山以北者殆难相符。”《绥远通志稿》在此段话锋一转，明确指出，此稒阳县、稒阳塞二处遗迹，与今天固阳县特置于阴山以北实难相符，因此今固阳非古“稒阳”的论断是正确的。
澄清了这两个误区，再依据战国魏惠王十九年关于固阳的记载，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固阳县是从战国秦汉沿用至今没有改过名称的地名，这是非常宝贵的地域历史保护遗产。
我要说：“固阳县”县名弥漫的空气都凝聚着历史的厚重！
不是吗？
中华民族的北疆史很大一部分就是阴山史，而阴山史的精髓很大一部分就是固阳史。固阳大可宣传这张“两千年未改名的地域名片”！
作者简介
胡明，笔名阴山古月，内蒙古作协会员，喜欢独行游学于祖国山川之间。著有历史文化散文集《秦直道随想》、小说散文集《农缘》。作品散见于《小说林》、《小小说月刊》、《小小说选刊》、《天津文学》、《山西文学》、《西南作家》、《作家摇篮》、《海燕》、《雪花》、《鹿鸣》、《渤海风》及《北国文苑》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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