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刚进单位时，我们文工团大概只三四十人，乐队平均年龄大一点，二十岁多一点，而演员的平均年龄大概只有十四、五岁。主要排练一些歌舞节目。如独唱、小合唱、舞蹈、器乐合奏等，配合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进行宣传演出，偶尔也会排一些折子戏，也就是一些戏剧的片断。后来，随着不断补充人员，尤其是当年采茶剧团中曾经工作过的年轻演员或乐队归来，文工团的实力大大增加了，甚至能够演出整部样板戏了。那时，我们大部分演出都是送戏下乡，很少在县城演出。到农村演出不象在县城，衣食住行都不是很方便，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这些青涩的回忆是那么历历在目，让人挥之不去。
先说说行吧！每到冬季，是江西农闲的时候。这时，县文化局就会安排我们送戏下乡，到农村巡回演出。我们这个文工团，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四五十号人。到农村演出时大多轻装简阵，演员们嘛，反正都是小年轻，不管男女，一人一床被子，再加几件换洗衣服、演出服，打起背包就能走。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带个铅水桶，为什么说它重要呢？我在后面还会说。我们乐队呢，稍微复杂些，除了与演员们一样的生活必需品外，还必须带上自己的乐器。此时，我最羡慕的是我们的乐队队长黄平了，他的乐器就是几根竹笛，轻盈地插在背包边上。甩起胳膊就能走。而我的乐器是手风琴，还必须装在箱子里，所以，我只能用一根扁担把被子与手风琴分二头挑着走，沉甸甸的，少说也有二三十斤重。为了适应我这样经常拉练去下乡演出的情况，慈母化尽心思，专门帮我做了一些特殊装备。她先化了点钱买了几个旧麻袋，洗洗干净后，全部拆成一块块料子，重新缝合后一个与铺盖大小的袋子，麻袋口子留在了中间，正好可以将迭好的被子放进去，早晨起来，可以很快地起床，将塑料布外面一裹，就地将被子很快地打成行军背包，其他团员非常羡慕我这个装备。每每回想起这件宝贝，脑海中就浮现出慈母在灯下缝麻袋被套的情形：应了那句古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只不过，游子身上衣改为游子身上被了。
由于我们每次下乡演出，演完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乡里的时候，乡与乡之间的距离都不近。这是因为距离太近的话，老表们会走几里路来看我们演出。所以下一个演出地点一般都要二三十里路，俗话说，路远无轻担。苦了我们这些行李比较重的团员，每次演出结束后的转移，都是一项艰巨的考验。天气好的时候，骄阳似火，走累的时候，可以树下歇歇，但是到了下雨天，一步一滑，跌跌撞撞、常常摔的浑身上下都是泥浆。我就经历过雨天赶路，不慎路滑摔了个嘴啃泥，结果背包被子滑到河里去的事件。好在年轻，从河里捞起来，继续前行。我们团里给大家定期发塑料布，很大，将行李裹得严严实实的。下雨也好，掉在河里也罢，基本上不会影响晚上睡觉。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既然下雨，为什么还要一定赶路呢，可以歇一歇不走啊，等雨停止了再走不好吗？其实，许多人不了解，在乡下演出后，不管刮风下雨，演出结束后我们也非得在第二天转移。因为对一个乡大队来说，他们实在供不起我们四五十号人每天三顿的吃喝。不管什么天气，演出完后的第二天，一定是要赶路的，用我们团长的话来说，那怕下刀子也得走，不然，接待我们演出的乡大队是无法承受的。
后来，由于我们的剧目增加，装备也开始多了起来，有不少道具与简单布景，再加一些扩音设备等，再下乡时，就要装在大板车里用人来拉，乡下的路不好走，崎岖不平，拉起来非常费力，特别是下雨天，大板车常常深陷路中泥坑，动弹不得，这是文工团中所有小伙子们都会一拥而上，前拉后推，往往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前进一小段路。到了目的地，每个人都是一身泥水，也许都是热血青年，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都是嘻嘻哈哈的，乐此不疲。
由于文工团中女孩子不少，毕竟只有十四五岁，除了晚上演出，白天还要走二三十里路，也是一个蛮大的考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每次下乡演出时，在转移的路上，由于男孩子走的比较快，他们到了目的地之后，都会先放下行李，然后返回途中，去接走的比较慢的、还在路途中女孩子，帮她们背背包，拿行李，来减轻女孩子们的重负。那个时候，一则是社会风气比较严肃、二则我们的顶头上司孙玉兰局长是一位老八路出身的女干部，男女之间的事情管的极严、三是我们这帮毛头小伙子、青涩小姑娘都似乎情窦未开。对于这样的帮助，这样的友谊慢慢都习以为常了，后来就成为文工团中的一种风气。我也是属于那种走路非常快的一员，也常常返回途中去接其他团员的行李。其实，这对我今后的人生有很大好处。即使现在我到了耄耋之年，走路快还是我的习惯之一，良好的体力帮助我至今还能每天站在讲台上，连续讲七八节课不觉得特别累。大概就是当时在乡下走快路时打下的基础吧！
再后来，我们文工团规模达到五六十人了，也算一个不小的文艺团队了，就不再演一出一出的折子戏了。可以排练整台完整的样板戏了。比如《沙家浜》《杜鹃山》之类的整本戏了。那时候再外出，就不一定是乡下大队了，可能是规模大一点城镇或县城了。由于是整本的大戏，排场就不一样了:除了服装、道具之外，还有布景、灯光、地毯等大型物件，鸟枪换炮了。数数放这些物件的大箱子，就是几十个，再加上其他物品，真正是一大堆物品。所以，就开始雇用一些大的汽车。通常要二辆：一辆客车装人，另一辆卡车装道具布景。装车绝对是一件非常烧脑的技术活：这么一大堆箱子、灯光、布景等，大小不一，规格不一，重量不一，有些东西可以压，有些东西不能挤，稍微一疏忽，装到一半，发现装不下，前面装进去的箱子就必须抬出来重装，又累又苦。经过不断摸索，文工团中就有几位装车高手。在我的记忆中，其中有二位印象特别深刻。一位是当时的导演罗道林，瘦高个，身体似乎不是很好，有些病怏怏的样子。他的身世有些悲催，有关他的故事我后面还会说。还有一个，就是一位做什么事都非常敬业的演员叫孙海金，当时大概也只有十六七岁的样子，外号叫“草包“。为什么有这个外号呢？是因为他将《沙家浜》中的一个角色演活了。这个角色就是其中的反派人物胡传奎、胡司令，由于戏中说这个胡司令是一个草包司令。孙海金将他演活了，所以，大家都叫他草包了！因此，每当出行前装车，这几位高手就会站在卡车上，镇定自若地开始指挥，什么箱子先放，什么布景后放，什么东西放在下面，什么东西堆在顶上。经他们一指挥，通常能将所有演出物品满满当当地装完一车，也不用返工。真是佩服他们的立体空间感觉，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练出这一身的本领？当然，大部分演员与乐队是坐客车出去的，押运道具车一般是由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们做的事。但是，那时的客车也没有现在这样豪华奢侈，简陋的居多，有的甚至连座位都不保证。记得有一位叫崔红的演员，也是一个极调皮的人，十六七岁。除了当演员之外，文工团所有人都必须一身多职，要兼不少舞台辅助工作。当时，崔红身兼电工，舞台所有与电有关的工作都归他管，他常常屁股上挂了一套电工工具，屁颠屁颠地跑来跑去，指挥着几个与他年纪差不多的人，接上这根线，拉上那个闸门，煞有架子。有关他的传奇后面还会说。当时记得有一次我们坐着破烂的客车去外地演出，这客车破到连座椅都没有，许多团员只能坐在地板上。也许晚上演出，白天赶路，大家都很累，但坐在车的地板上，一路颠波，无法休息。这位崔老弟想了一个绝招，他也坐在客车的地板上，用练功用的腰带解了下来，一头套在后脖子上，一头挂在车子上方，往后一仰，居然也能摇摇晃晃地睡着了，现在想想，十分纳闷，这老弟的奇招妙法是怎样练就的！百思不得其解，除了佩服、还是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