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次晋商文化研究 2017-06-27
从明朝中叶起始，山西商人开始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崭露头角。历时五百多年，经过不断的发展壮大，由盛极一时到最终衰亡。不失为从封建社会末期到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一幅悠长而斑驳的画卷。也为后世留下了很多难解的研究课题。至今困扰着许多专家学者。其中如晋商中心位不断变化的内在原因，以及其相关的历史现象，虽有很多人的论及，却少有统一见解和权威论断，笔者对此也曾注目多年，但同样难以成论，本文只想提供一点新的资料，以引起同人的进一步关注，或者能对这一课题推进有所帮助。
在众多的著作中，学者常把明朝实行《开中制》和《茶马法》确定为晋商的起点，这大至不错的。但这些新约法规也并非专门针对山西人而发，何以这个机遇能为山西人所牢牢把握呢？除了区位优势而外，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三晋大地上已经有了相当丰厚的资金和物质条件，也有一大批急于想进一步发达的商人群，也应当是当时促成这一变势的主要原因。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当年，山西一带的经济状况又是怎样呢，它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大家知道，明王国建立之前，中国大地经历了百余年由蒙古少数民族统治的元朝，这一支以强悍的骑兵为主的征服者，军事实力无疑是强大的，但其游牧为主的习性尚难很快同千年的农耕文明融合，一变而为生产力的破坏者，不论各省、各地都深受其灾，两宋以来萌动发展的中国经济，不仅停滞，甚至*退倒**，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一片萧条景象。这种统治当然不可能持久、永恒。当江南农民起义蓬勃而起，由朱元璋领导的农民军将元朝统治者赶回漠北，建立大明朝。南北大地“十地九荒，十室九空”，满目疮痍。但此时，人们惊奇的发现，有一个省却完全不同，不仅生产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人口也是其他省的数倍之多。而这个省便是山西。
关于山西一省为何与众不同，原因相当复杂，不属本文探讨的范围。但这一现象倒是非常真实的存在，从洪武年间开始有名于世的山西洪洞大槐树遗民共有十数次，迁出人口均为山西人，迁入地遍及全国各省。这一以行政命令而行的政府行为，为以后明王朝的生产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同时也为当时山西发达的经济社会状况作出了有力的佐证。
随着人口人为的减少，土地资源更显得丰富起来，农民手中的余粮自也多了，当年《开中制》公布以后，急需向边关运粮时，这一批存在农民手中的积蓄，正好排上了用场，也就是说，山西商人无需远涉千里到异省去采购，而本省的粮源足以应付，绰绰有余。当然封建经济除农业外，另一个发展标志便是手工业。这一行业往往成为社会经济的一个主要看点。当然，受到当时生产力发展的制约，手工业的发展往往有几个特点，第一是规模不可能太大；其二，是生产工艺落后；第三是严重的就地资源的依赖。而第三点尤为重要。限于当时的工艺条件，产量要形成一方优势，工艺、技术可以学而得之，而资源却并非处处都有，因而地位优势便成为决定因素。
山西自古便是一个矿产大省，尽管现代勘探技术尚未形成，对全省潜在的地下资源无法评估，对于触目能见的矿藏当然不可无睹，其中如晋南解州一带的池盐，先民久已熟识，早在春秋时已有制盐的文献实录，行销范围遍及黄河中下游。成方一方人民生活的必须品，关系国计民生。也因利润空间巨大，其生产与销售历来为官方所把持，直到清朝方少有松驰。明朝《开中制》的主旨在于商人为边陲运售军粮，再向官方领取盐引，以参与售盐，从中牟利。山西商人当年已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他们的资金是以完成收购粮食，运到边地交割，再用盐引购盐异地销售，资金占用的时间长，但利润可观，以运粮为契机，用食盐为取利，成为良性循环。在另一方面，历代王朝最看重的产品，除盐这外当属铁了，故早在西汉铁的政府垄断制久已确立，明朝铁冶技术有了较大发展，而且用量骤增，晋东南一代以铁矿蕴藏丰实，且露于地表，易采善炼，一时成为全国产铁的中心。据记，洪武六年全国置铁冶所十之处，其中山西亦占五处。盐铁生产的发展，产品不断增多，便有运出去占领外地、外省市场的欲望，于是商人也有了用武之地，便产生了走出三晋大地的第一批晋商。最初的晋商规模还不算很大，也会依托一些产地的优势先行拓展，以后收益增加，需求在不断的滚动中越来越大，出现了一批大商人，而这批商人则以晋南平阳和晋东南的泽州为主，其代表人物为平阳的“亢百万”已是富甲一方。今天看来，明朝中后期，以平阳、泽州为中心的晋商群体已初步形成，当然当属晋商发展的初级阶段。
明末，国事日非，起义频发，外患难禁，天下历经数十年的军事相残，终至满族入关，改朝换代。作为商业经济也会随着社会动荡而作出新的组合，按时下的说法叫重新洗牌的过程。清初时山西商人忽然有了新的发展契机。当时清以少数民族统有天下，对其统治下的汉人满怀戒备，对知识份子更加一等。但他们又必须面对广大汉人群体的这一事实。早在沿山海关明、满两军对峙之际，为补充军民生活资源，后金统治者便偷偷与时在张家口的部分山西商人不断有交易往来。随着清帝入主北京，他们在面对宏大的汉人群众，分化而治当为首选，他们看准商人唯利是图的特点，民族意识便差了点，于是选一些早有联系的贾客，发放“龙”，封为“皇商”，成为他们最初巩固统治的手段之一。据记，得此荣誉者有王登库、靳良玉、田生兰、翟堂等八家。其中七家的事迹行踪鲜有记载，影响甚微，唯介休范永斗家族在商海留存较久，且谱系完整，行商事实可循，无疑是八大皇商中的佼佼者。从现有的资料中大约推及，清初顺治、康熙之季，介休不仅范家，且带动北京辛武侯家等数个商人家族的崛起，可见山西商人已初步摆脱了对产地、资源的依赖，向更高层次发展，而具中心已向北，落于介休一带了。
不论是明朝的平阳、泽州，还是清初的介休，我们将其称之为晋商发展的中心，不过是因该地形成了一个商人群体，且多为跨地域经管，集聚到相当多的财富，在故乡修筑了引人注目的宅院，在地方上也有一些高门槛的商号，其影响仅止于此。而大批商人只是行色匆匆地来去着，中心之立其实较为勉强。
在山西真正成为晋商中心，且产生全国性影响的县城当归平遥县。今天的游客进入古城以后，往往为每条街道上鳞次栉比的商业门而叹为观止，但当年的街肆上的热闹程度比之今日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清嘉庆元年（1796年）统计，城内共有商号二百八十一家，其中大字号达一百六十一家。区区周长十里的古城内竟有如此之多的买卖可作，繁华程度可见一斑。当时平遥城内人口不足五万，购买力有限，不足以支撑这宏大的商业网，原因何在呢？道光嘉庆之际，一个全新的商业运营形式在平遥城内发生，这便是以《日昇昌》创立的票号，这种近似于现代银行的金融组织很快成为商界的宠儿，发展速度惊人，经济效果前所未有，一时间平遥一县内便有十家之多。票号的经营改变了以往辛苦奔波的行商方式，他们只需坐在铺内，顾客自会络绎不绝，一切大椿生意都在平遥城一诺而定，天南海北的客商纷纷慕名而来，暮钱而来，暮利而来。于是平遥城不仅是商人汇集地，商品的集散地，也成为金融的中心地。
在平遥票号成功的影响下，原有的晋商富户纷纷效仿，其北邻数十里的祁县城内，一批商家也积极行动起来，当年已集聚到非常雄厚资本的渠家、乔家等大户，也将创立票号定为主要的投资方向。先后开办达二十余家。早年祁县商人的行商路线以绥远省的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包头、宁夏、甘、新、青一线为主，这一带金融业尚属空白，使之顺利占领，尽快发达。据专家统计，在近代金融史上较有影响的四十二家票号中平遥帮占二十三家，一半以上，祁县帮占十二家，数量较少，但平遥帮中辛亥革命以前停业的便有十三家，近60%。而祁县帮中仅四家占30%，其中乔家大德恒坚持到1948年解放，从经营效果来看祁县帮显然比平遥帮为好。平遥帮大多为单一票号，而祁县帮则多为票茶或票货双兼，也使经营变得更趋灵活，增强了对风险的抵御能力。祁县帮的崛起，并不意味着乃至平遥城的衰亡、颓败，只是意味着晋商的中心又一次有着北移的趋势。
几乎和祁县同时受到票号激励而谋求发展的是其北邻太谷县的商人。从历史资料上查得，太谷票号最早成立于同治初年，大多数则在光绪之际方始立号，比及平遥、祁县都晚了几十年，而且数量也少的多，在上述影响较大的票号中仅占七家。但太谷一方商人却早已步迹全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如北洮村曹家，清中叶时商号久已佈点全国，其茶叶分庄甚至设到莫斯科和伊尔库茨克。对其资本总量的记载各种统计中数量不一，差异较大，但多处、多人所述，均将其列为晋省富商之冠，想来不应当是虚言。而太谷票号的组织一般为多家集股，合群之力，创业阶段其资本实力便尽显无余。令众多商家对这一新兴帮派刮目相看。太谷人不仅有当地人，也联及邻县，如榆次、徐沟、太原南郊等邻县，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商团。影响日巨，同时也带来了地方经济的繁荣。据记，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太谷城内商号有五百七十一家，其中大字号三百四十家，超过当年平遥县近一倍。在票号的发展史中，庚子国变、辛丑和约等丧权辱国的事件，曾给山西票号带来一小段畸形的繁荣，太谷帮大概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大发展，从而取代平遥、祁县迅速成为晋商名符其实的中心。
从平阳、泽州到介休、平遥、再经祁县、太谷。从地理上看商业中心的不断转移一直遵循着梯次北进的过程，当然是年代久远，动作缓慢，但却是肯定的事实。这中间的动因及后果的研讨，始终困扰着多数学者，人们可以从距东西两口的里程，区位上解释；也可以保守改革作论定，更有人从县城人的性格特点作泛谈，但推论多、实证少，难以服人。笔者自知无力作更新的论辩，不谈也罢。本文所探求的是另一个话题，当太谷成为晋商中心以后，是否还有过转移？转向何处？则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这里首先要探讨的是什么年代是晋商的最终结末期？答案有三，即1911年辛亥革命时，或1917年十月革命时；三为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各有道理，如辛亥革命说则以其时为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结束，同样作为封建商业的晋商也同时直也到了尽头，亦使特续存在，其性质也将随时代而改变。如十月革命说，认定这一事件使二百年的万里茶路骤断，一大批晋商随之破产。至使晋商一厥不振。抗日战争则说为日寇侵华给全国政治经济带来绝大破坏，大多商号停业，商家不整，难以成团，完全结束。第一说偏重政治，以偏概全，况且辛亥革命的触角对经济很少撞击，无根本改变。第二种说法只着眼于茶贸一行，对全局也有影响。但尚未构成致命一击。而第三种说法较为贴近现实。上两说应是衰退，第三说方是结束。那么从二十世纪初三十多年中，晋商中心是否又行转移呢？答案是肯定的。这个新的中心就是榆次。
下
从地理上看榆次正在太谷之北，县城之间相距七十华里，依然是中心梯次北移现象的又一次重复。所不同之处在于，此前数次出现的重复行动曾令诸多专家困扰，而这一次北移却原因明晰，人所共知，究其原因有以下三点：
首先，在清朝近三百年的晋商史料中，榆次商人早就参与其间，从最初的八大皇商算起，据云翟堂一名便属榆次籍。以车辋常家为代表的新兴晋商在万里茶路的开创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被称为中国经济史上少有的外贸世家。进而挤身晋商八大家族。票号面市以后，榆次商人也积极参与其间，以聂店王家为代表的票商在平遥街肆上开设《协和兴》和《协同庆》两票号，其资本注入和经营范围，在早期票号中均名列前茅。在后期票号中，常家的《大德玉》和《大德川》也是太谷帮中主力。榆次商人的足迹不仅遍布在东西两口，而且远涉东三省，西北五省区，整个长江流域、闽粤一带。到清光绪初，已是城内商号林立，人心思贾。更有《聚兴顺》、《天一祥》、《瑞隆裕》、《北谦亨》等商号处于极盛期，已成为晋商后期的生力军。更加显眼的是当时从县城向东南西北四方辐射，形成了如永康、长凝、北田、什贴等大型村镇，每镇均有买卖百家以上，。其他如东阳、六堡等镇也有非常大的商业规模，此时的榆次已基本具备了商业中心的物质条件。
其次，榆次经二百多年的商史，已经造就出一些有文化素养、头脑精明、通晓世事、成就一方的商界英才，比较突出的如：
六堡村贾继英（1875--1944年）早岁出身贫寒，后入大德恒票号学徒，人精明干练，不数年被提拔为跑街。庚子国变时两宫西幸，因离宫匆忙，手头拮据，遂求助于山西票商。据云召集到场的各户均感局势难料，无人响应，只有继英挺身而出概然应允，盛得慈禧奖许。返京后，政事初定，即对其召京重用。后参与筹办户部银行，不久大清银行组建，被委任为行长（此说尚需考证）。辛亥革命后任省府晋胜银行行长。为中国金融界由票号向银行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同时也为政局动荡期的金融相对稳定和平稳过渡作出贡献。抗战时期继英拒绝敌伪诱降，经同乡孔祥熙推荐，任中央银行兰州分行经理、兼任大西北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联合办事处主任和甘肃省银行督办。后病故于任期。从以上的简历可见，贾继项无疑是一位金融界奇才，其生平事绩已补被多位学者注目，成为研究热点。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大张义村的宋氏兄弟，老大宋启英、别名继宗，字启英，生于光绪五年（1879年），青年时随父在古北口外创业。十七岁时携资回乡，创办商业。民国初，先以“吉泰隆”、“晋丰吉”两家货栈起步，不数年，便开办“吉泰公”、“吉履亨”粮店，“吉逢厚”、“吉履新”花布庄，“吉履谦”、“吉生庆”钱庄，“永吉庆”当铺，“永裕亨”木店，十数家吉字号的商店当年占尽榆次市场的半壁江山。
后其弟宋启秀由日本归国与兄共创实业。启秀字纯如，毕业于日本高等工科学校，是一们知识型的实业家，一度担任省工业试验所副所长、省商联会会长等职务，同时积极创办新型工商业。眼光不再局限旧式商业，如集资开设义聚煤油公司，经销美孚公司石油制成品，其商号广设全省，幅及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其他如利晋织染公司、魏榆电气公司、魏榆面粉厂等，均系其创办，并占有大股。宋氏兄弟先后创办企业五十多处，从业人员一千多人，让闭塞的榆次迅速成为山西近代工商业的中心区域。
其他如赵鹤年、常旭春、许子常、常运衡、岳耀南等，对民国以后山西工商业发展过程中均有不俗的表现。纵观榆次，在清末民初正是它财力、人才、地域等方面处于极度发展期，正期待着一个新的契机，一举取代晋商中心位置。
这一个契机终于到来了。世纪之初，清政府在国内外的重重压力下开始与外国合作建设铁路，由河北正定到山西太原一线，成为最早开始修建的线路之一，由法国人主理，清光绪三十三年通车榆次设站。从此山西省内有了一条出入省界的现代交通线，一经开通很快便为人们所认识。在享受方便快捷的货物输送后，给商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榆次地处山西中部，太原以南六十华里。直接面对晋中、晋南和晋东南的广大地区，均属山西省内人口稠密、经济富庶的地区。这一地理位置优越性是明显的。从而来运货的任何一辆马车都在此装卸货物，运出运进由此可直达京、津、东北、张家口等商埠，加快了运转速度，降低了运营成本，无疑成为广大商家最佳选择。而官方也顺应这一趋势，以后山西各条主要公路也大多途经榆次，交通枢纽也就确立下来。
这以后榆次的商业中心位置，随着交通的便捷而确立起来。首先是货物吞吐量的增加而引发流动人口的增加，货栈业、旅店业、饮食业、娱乐业如雨后春笋迅速增长，在基础上，商品批发、代销、零售店也遍设全城。原来城北关本属农田菜园，少有人迹，因其靠近铁路而一下子成为本城最为繁华的新区。
民国以后，晋商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在发展商贸的同时，开始关注实业，早在上世纪末，车辋常家开始，创设敦义蚕桑局，在本村和邻村广植桑田，就地取材织为绸布；其后又创办织布工厂。绸布均行销全省，得到好评，其后受商事颓败的影响，未能持久。民国八年（1919年），由榆次商人赵鹤年、贾继英等倡办晋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四年后建成投产。该厂引进新式纺机，初期有纺锭一万二千八百锭，以五百马力蒸气引擎为动力，规模不大，但在当时已是山西省内最大的现代企业了。其他有轧花厂、面粉厂、铁工厂、染厂、发电厂等，均引进设备，新式动力，使榆次初步具备了现代工业的一些基础。而县城商号多达695家。
以上我们三个方面探寻榆次作为新兴的晋商中心其深厚的原因和条件，由于正太铁路的通车，使这一次中心转移变的迅速，仅仅不到十年的时间便彻底完成。这和清末民初，现代经济理念的强力注入，有着明显而直接的关系，此时的晋商也许正面临一种生死攸关的抉择，能顺应时代潮流才可能生存发展，否则，将面临退出舞台，销声匿迹的命运。这方面，榆次的商人也许获得了一点先机，向更为开阔的道路上推进。而其他原有的大财大贾们依旧固步自封，也将不进则退。
榆次的发展是迅速的，不到十年已有旧貌新颜之别。但榆次的繁华相短暂，仅三十年的时光，但由极盛走向极衰。在精明的商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骤然降临，而且不独榆次一县、山西一省，而是整个中国，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不到一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上晋中大地，帝国主义不仅从精神上奴役中国人民，也给中国的经济以致命的破坏，榆次小县自然无法幸免。日军入城后，曾对城内商号大肆抢掠，仅从公兴顺商号抢走的库存白糖就有二十万斤，批零商号均遭到惨重损失。局势稍稳后，又开始进一步掠夺，将本县仅有大型工业都收归*用军**，强行霸占，如晋华纺织厂等不*公论**私一律无偿征用。当时商店半数以上均已关门停业，勉强维持者也不断受到苛捐杂税的剥削，当时被压榨者不仅商家，一般百姓结婚要出婚帖费，出生便要出人头税，养狗要出狗税......
这种酷政下，晋商也就自然地消亡了。
记忆中曾经艰难崛起，缓慢发展，终于立足中华，纵横天下，触角延伸境外，盛极一时的晋商，在这无声无息中消亡了。四百年前凭着一群破产失地的农民，用自己的勤劳和节俭，跻身商海中，打拼出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三百年前，一群上过私塾，读过四书五经的青年人，加入到商伍贾客之中，以他们聪明的头脑和丰富的文化知识，用惊人的毅力，实现自己对金钱王国不懈的追求，终于使这一群体成就了天下最富的宏愿。但是贫弱的祖国并未能对他们的行动以支持，从*片鸦**战争以后，每一次丧权辱国的条约都会给命运多舛的晋商带上了新的枷锁，但他们还会用尽展的四肢作最后的挑战，用力所能及的改革作苟延的挣扎。最后，终于得到了帝国主义大肆入侵的灭顶之灾，在晋中平原上的一处小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今天的我们只能是复述历史，品味历史，而无意于责怪历史。古人，但恰能从历史信息中选取其人文精华，以及深刻的教训，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一些超越时空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