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是关于知识产权服务、政策、合作与信息的全球论坛。

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 GII)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于2007年共同创立的年度排名，衡量全球130多个经济体在创新能力的表现，是全球政策制定者、企业管理执行者等人士的主要基准工具。

2019年7月发布的上一版全球创新指数(GII)传达了关于全球创新的乐观信息。自此之后，世界经济和创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

2020年12月9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谁为创新出资？》。

关于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

全球创新指数(GII)有助于创造一个不断评估创新因素的环境。2020年，它为131个经济体提供了详细的创新衡量指标。涵盖的所有经济体占世界人口的93.5%，占世界GDP的97.4%。

GII由三个指数组成：总体GII、创新投入次级指数和创新产出次级指数。

○ GII总得分是投入次级指数和产出次级指数得分的平均值。

○ 创新投入次级指数有五大支柱，可以捕捉到促成创新活动的国民经济要素：(1)制度，(2)人力资本和研究，(3)基础设施，(4)市场成熟度，(5)商业成熟度。

○ 创新产出次级指数提供经济体内部创新活动的产出信息。有两个产出支柱：(6)知识和技术产出，(7)创意产出。

每个支柱分为三个次级支柱，每个次级支柱由独立指标组成，今年共有80个独立指标。

2020年全球创新领先者

中国在2020年仍然位居第14位，它在去年跻身GII排名前15名，并确立了自己作为创新领先者的地位。它在两个支柱中的排名有所上升：人力资本和研究第21位，上升四位）和市场成熟度（第19位，上升两位）。

它在数项关键产出指标中保持世界第一的地位，包括本国人专利申请量、实用新型、商标、外观设计和创意产品出口。

中国在创意产出支柱中仍排名第12位。它还在无形资产分支柱的排名中保持世界第一的地位。在排名前5000名的品牌中有408个品牌来自中国，其中位居前列的是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以及科技巨头华为，在新的GII指标全球品牌价值中排名第17位。

中国在创意产品和服务分支柱（第12位，上升两位）中的排名也有所提升，在文化和创意服务出口（第46位）、娱乐和媒体市场（第37位）以及印刷和其他媒体（第72位）这三项指标中的排名显著提升。它在创意产品出口（第一位）中的排名也保持世界第一。

中国还连续第八年在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位居创新质量排名的榜首。

2016年~2020年GII前十名的变化情况

按价值和来源排列的2020年前25名全球品牌

前100位科技集群

下表列出了今年排名前100位的科技集群。与往年一样，东京-横滨成为表现最好的集群。其领先优势主要反映了该集群在专利活动方面的强势表现。其总分（反映专利和科学出版物方面的综合表现）仍远高于排名第二的深圳-香港-广州。不过，东京-横滨的领先优势有所缩小。这主要反映出，纳入2018年的数据导致了原先独立的深圳-香港集群和广州集群的合并。这个扩大后的集群又巩固了其第2位的位置，紧随其后的依次是首尔、北京和圣何塞-旧金山。

排名前100位的集群有相当大的稳定性。这部分是因为我们的排名所依据的五年时间窗口。也可以说这反映了当地创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这些生态系统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形成，但是一旦建立起来，就表现出显著的持久性。

虽然前8位集群的排名保持未变，但是上海从第11位上升到第9位，因此，巴黎和圣地亚哥分别下降一位，排名分列第10位和第11位。更普遍来看，除了排名已很靠前的深圳-香港-广州和北京之外，所有中国集群的排名都有所提升。

这反映了专利和科学出版物数量相对增长较快是这些集群提升的内因。

前100位集群的科技活跃度

我们的前100位集群定位了世界上科技活动最多的地理区域。然而，它们在规模和人口密度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为了捕获前100位集群的科技活跃度，我们用人均科技产出来进行衡量。

下表是按科技活跃度排名的前100位集群。我们衡量科技活跃度的方法是将一个集群的相关专利和科学出版物份额之和除以其人口。

集群排名与科技活跃度排名对比

下图用散点图比较了100个科技集群的绝对和人均排名。首先，它证实了排名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无论是在小集群还是大集群中，科技活跃度都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在绝对规模上排名第9的上海，在科技活跃度排名中仅占第82位。相比之下，隆德-马尔默在规模上只是排名第96的集群，但在科技活跃度排名中却位居第10。

图中出现的另一个有趣的分布模式是，美国的许多集群出现在散点图的右上角——它们的绝对值和相对值都很大。重要的例外是纽约市和洛杉矶，它们位列前20位的集群主要是因为其规模大，而不是科技活跃度高。而许多中国集群则没有表现出很高的科技活跃度，这反映出它们所覆盖的人口众多。一个例外是排名第四的北京集群，它仍然表现出相当大的科技活跃度，其表现与首尔相似。有趣的是，东京-横滨——科技活跃度最高、人口第二多的集群——尽管规模庞大，但仍显示出很高的科技活跃度。

欧洲的许多集群显示出高于平均水平的科技活跃度，但不一定表现为排名前列的集群。这反映了欧洲不同的集聚模式，与北美和东亚相比，欧洲的城市规模较小。

最后，下图列出了各集群的科技活跃度与其人口水平的关系。它还显示了一个集群的科技产出是主要由专利活动驱动，还是主要由科学出版物驱动，或是由两种类型的科技产出同等驱动，得出了两点见解。

第一，科技活跃度与人口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特别是人口在330万以下的城市。这反映了存在一些专门从事科技活动的中小城市。在较大的城市，这种专门化效应似乎不那么明显，集群的科技密集度变得更加相似。在这方面，圣何塞-旧金山再次成为最重要的离群值，表现出尽管集群规模很大，但是科技专门化程度也异常地高。

第二，如果科技产出主要由专利活动驱动，则科技活跃度平均较高。这表明，与专利活动相关的集聚效应可能比与科学出版相关的集聚效应更强。然而，也有一些离群值对这种关联提出了挑战，特别是英国的剑桥和美国的波士顿-剑桥，不过，即使在这些情况下，专利活动至少与科学出版活动同样重要。

谁为创新出资？

如何以最佳的方式为创新供资，以便促进创业，推动经济增长，成为二十一世纪商业和政策的首要关注点。在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造成的个人和经济损失面前，这种创新融资上的抱负只会愈发迫切。

健全的创新生态系统必须平衡初创企业、规模化企业和成熟企业。

在世界许多地方，初创企业仍然吸引着创新融资人的大部分资源，这造成了一种短视的局面：优秀的企业家更感兴趣的是成为“创业专家”，而不是建立一家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全球公司。

近年来，出现了从种子资金向后期和扩张资金的转变；虽然天使投资者、加速器和众筹平台部分填补了这种转变造成的空白，但总体创新融资已经失衡，更多资金流向风险较低和已经成功的后期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