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鏊（ào），明代中期内阁阁臣。王鏊其实很出名，特别是他文学方面的成就，对经义八股文的影响，在明清两代一直被称道。但我在王鏊的身上，并没有用“名臣”这两个字。于我而言，所谓名臣，除了名气大以外，多少还是做了一些利国利民政绩的。可王鏊在仕途上的功绩，却乏善可陈。
之所以想要聊聊王鏊，是因为他身上的几个典型特点。他的出身并非望族世家，所以在入朝后多少有点怯弱和不自信；他并非神童，靠着苦读才取得了科举上的好名次；他有文人傲骨，看不惯的人事可以避免同流合污；但他又有仕途上的追求，最后又不得不改变自己，在时代的洪流中随波逐浪。这就是我想聊王鏊的原因，因为他的特质和境遇，太像我们普通人了。
王鏊
王鏊，字济之，号守溪，世称震泽先生，吴县人，即今日之江苏苏州。祖上是在“靖康之难”时，由北方迁徙而来。从族谱来看，落户吴县的王家先祖，曾经是一位军中将领，来到吴县后以耕种为生。
王家是从王鏊曾祖父开始发迹的，曾祖父入赘了当地一户富户，继承了丰厚的家产，并靠着自己的努力，在商场上颇有小成。到王鏊父亲这辈，开始正式转攻科举一途。但因为王鏊父亲入学太晚，二十多岁才进入太学学习系统的儒家文化，所以王鏊父亲到最后也就混了个知县。
王鏊可以算是王家倾心培养的一代。在七岁的时候，王家便为王鏊选择名师。我们可以看看王鏊一生比较正式的三个老师，举人陆怡（当地名儒），举人文洪（才子文征明之祖父），翰林院编修陈音（后官至南京太常寺卿）。
古代生活场景
王鏊的科举成绩是相当不错的。成化十年，乡试第一；成化十一年，会试第一，殿试第三。据说王鏊殿试的成绩，本来排名第一，但因为内阁大学士商辂本身就是“连中三元”的牛人（解元、会员、状元），不想有后人能和自己并驾齐驱，故而将王鏊的成绩排序从第一拿了下来。
这件事的可信度是很高的，我并不是说商辂如何妒才，而是我们可以看这届殿试第一名和第二名的籍贯，就知道事情不简单。状元谢迁，浙江余姚人。榜眼刘戬，江西福安人。而内阁的商辂是浙江淳安人，内阁的彭时是江西福安人。当然，这种乡谊在封建王朝的*场官**，是见怪不怪的。
王鏊在科举上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为何从来没有人说他是“神童”？
科举榜文（清）
因为王鏊的成才，是经过大量阅读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在成化十年之前，王鏊曾经两度落第，这便使他与明代众多的“神童们”擦肩而过了。
成化十一年高中，王鏊被授予翰林院编修。此后，一直到弘治四年成为右春坊右谕德，王鏊做了十二年的编修，四年的侍讲。十几年的翰林生涯，严格来说并不算长，因为苦熬几十年的大有人在，其中也不乏一些治世能臣。但王鏊是属于那种，有机会升官，却不愿意去走路子的人。这点我是既佩服，又无奈。
王鏊和张峦是有姻亲关系的。张峦是谁？明孝宗朱佑樘的皇后张氏之父，国丈。而且王鏊与张峦的这层亲戚，是在张峦女儿成为太子妃之前结下的，可以说二人当时的关系并没有掺杂进复杂的利益考量。
张峦之女 孝康敬皇后
孝宗登基之后，张家一步登天，张峦本人也被授予了寿宁侯。弘治年间，张皇后的两个兄弟张延龄、张鹤龄，更是极得圣宠，红极一时，攀附者众多。
但王鏊在张峦发迹之后，选择了不与张家人往来，并拿成化年间内阁首辅万安攀附万贵妃的事情告诫自己与众人，仿佛这时候王鏊与张家人走动，便是一种奇耻大辱。
有意思的是，我们能够确定王鏊与张峦有姻亲，但却不能确定到底是哪种姻亲。
有人说王鏊有一个张夫人，可能是皇后张氏的胞妹。但有人考证过，王鏊的张夫人与张皇后，在户籍和生父资料上，都不相同。所以最大的可能就是，张夫人与张家，是氏族亲戚，也就是远亲。
王鏊
但即便是远亲，按照古人对于家族理念的认同感，王鏊和张家去走动，其实没人会说三道四，因为这和万安强行和万贵妃攀亲戚是有本质区别的。只要王鏊自身能够持正，通过张家的人帮助，让自己在仕途上走得更快一点，这是人之常情。但王鏊就是不愿意。
我理解王鏊，因为张家人作为外戚，行事作风的确过于张扬，让当时的文官集团看得很不舒服。王鏊这样一位通过正经科考进入*场官**的文人，自然是不屑与这样的人为伍的。
王鏊是当时的文学大家，特别是在科举经义上的文章，几乎成为了科举的范本。为此，很多读书人都会主动来王鏊这拜访，希望王鏊能够指点一二。王鏊也是真的牛，在他的指点下，很多学子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但有一种人王鏊是不待见的，就是宦官走关系送来的学子。而成化时期，正是传奉官和宦官大行其道的时代，王鏊此举无疑是在恶心整个宦官集团。
故宫
文人讨厌这些凭借是皇帝身边近侍身份就一步登天的宦官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明代君主本就是在利用宦官集团制衡文官集团，但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刀切的。即便是宦官，肯定也有好坏之分，即便是宦官送来的学子，品德也有高低之别，王鏊这种非黑即白的处事秉性，其实是有偏差的。
这下好了，外戚和宦官，这两股皇帝身边走得最近的势力，在王鏊鄙夷他们的同时，他们也抛弃了王鏊。当然，这也是王鏊自身傲骨的坚守，往大了说，这是一种气节。那与文官同僚们的关系怎么样呢？
明代成化时期，京师的内阁和六部俗称“纸糊三尚书，泥塑六尚书”。反正就是一群人只知道对上溜须拍马，就是不干事，尸位素餐。即便是到弘治初年，“纸糊三尚书”之一的刘吉，仍然做内阁首辅做了五年。我们已经知道王鏊的脾气，他是绝对不肯去主动交好这些上官的。
明代官员
但王鏊毕竟后来是开窍了。弘治四年，进右春坊右谕德，兼侍讲经筵官，从五品；之后是侍讲学士，日讲官，《大明会典》副总裁，吏部右侍郎；到正德元年时，王鏊已经是吏部左侍郎，兼《孝宗实录》副总裁了，正三品大员了。
从弘治四年以后，王鏊的升迁速度是相当快的，这与他去主动结交内阁的徐溥有关。而徐溥恰好就是在弘治五年，正式代替刘吉成为首辅的。
徐溥我之前有专门聊过，最大的特点就是稳重，能容人，善于和所有派系打好关系。而徐溥对王鏊，其实是有知遇之恩的，因为王鏊的那场会试，徐溥就是主考官。同时，徐溥也是江苏人。为什么我说王鏊去主动结交呢？因为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王鏊的诗词中出现了大量与徐溥有关的内容，这在弘治四年之前，是很罕见的。
徐溥
而所谓的主动结交，往往是带有目的性和功利性的，并不代表王鏊对徐溥本身有多少的认可。理由也简单，在徐溥致仕以后，王鏊的相关诗词文集中便没有出现过徐溥的只言片语，反而有风言说王鏊对徐溥在家乡置办义田的举动，颇有微词。以上我说的，都是有人经过考证的，并非空语。
王鏊以前是不屑与那些他看不上眼，风评差的上官为伍。而到了徐溥做了内阁首辅时，王鏊已经是43岁了，他也真的开始着急了。这个时候，走走徐溥的路子，王鏊的心里是勉强接受的。为什么我说是勉强接受？因为徐溥是相对清廉，并不是绝对清廉，所以王鏊还是需要克服很大的心理障碍。
水至清无鱼，要么顺应，要么淘汰，王鏊还是做出了自己最后的抉择。
明孝宗 朱佑樘
明孝宗朱佑樘驾崩之后，继位的是明武宗朱厚照。
武宗重用以刘瑾为首的“八虎”宦官集团，去制衡父亲留下的已经做大的文官集团，巩固君权。在正德元年的时候，爆发了一次宦官和文官的大决战。最后文官集团败北，大批臣子辞官致仕，内阁里刘健、谢迁也离开了朝堂，只留下了李东阳一人。
也就在正德元年的时候，王鏊入阁了。在这种微妙时刻，王鏊居然升迁了，无疑很是让人觉得内有隐情。就拿李东阳没有跟着刘、谢二人一同致仕，就差点被认为他依附了刘瑾，成为其政治生涯的一个污点。那王鏊是什么情况呢？
王鏊在正德元年入阁，说明王鏊是真的改变了，学乖了。
王鏊
第一，在这次宦官和文官集团的斗争中，王鏊非常注重方式方法。
王鏊本身是非常厌恶“八虎”的，这点从他之前对宦官的态度里可以佐证。在这次斗争中，王鏊积极与同僚合作，对宦官们进行压制，但在皇帝面前，他说话却非常小心，从不把话说死，只是单纯表明自己的态度，并不逼迫武宗要如何如何，这与其他同僚的咄咄逼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这点上，李东阳其实也是这么做的。
第二，王鏊在詹事府任职，又是侍讲学士，是武宗的老师。
新皇帝一上台就搞掉了自己的老师，这个在礼法上是非常难看的。
明武宗 朱厚照
大明历代君主在登基伊始，都有优待自己老师的传统。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明代名臣，内阁首辅，在履历上都有詹事府任职的经历。
第三，在正德元年时，王鏊在吏部侍郎这个位置上已经熬满资历了，按理说是到调动的时候了。当然，这个资历要从吏部左侍郎这算起。
第四，有内阁的李东阳在前面被众人集火，有彻底投向刘瑾集团的焦芳在后面垫底，王鏊这个时候刚好避过了前后最尴尬的位置。
第五，当内阁需要补缺的时候，群臣廷推都推荐了王鏊。刘瑾为了把焦芳放进内阁，也做出了让步，让王鏊和焦芳一同入阁。
焦芳
正德元年，王鏊入阁，升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国史总裁，同知经筵事；正德二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
入阁，正式参预朝廷核心机务，王鏊等了几十年的机会，终于来到了。而为了等到这一天的到来，王鏊无疑改变了自己太多。但一切都值得吧。值得吗？
从正德元年到正德五年，刘瑾几乎把控了整个朝局，内阁首辅李东阳在诸多决策上都要事先询问刘瑾的意见，不然就无法得到贯彻执行，这个时候的王鏊，又能有多大作为呢？
而也就在这个时期，王鏊行事明显收敛了很多，对于刘瑾，只是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并不主动挑起事端。
故宫
当然，王鏊性格中本身也有这种特质，在成化年和正德初年，他的几个关系好的同僚，都受到过宦官集团不同程度的*害迫**，有的甚至家破人亡，但我们却没看到他如何去积极地解救同僚，站出来为同僚发声。
这是一种明哲保身，但同样也是一种怯弱。读书不容易，能做官也不容易，能做到大官更不容易，因为像王鏊这样的人，背后可能背负着整个家族的荣辱兴衰，他赌不起，也不敢赌。
入阁后的王鏊做了什么事情？说来惭愧，史家记录最多的，反而是关于两个前朝太妃死后埋葬规格的问题。是，这些事情也是内阁要操心的，但就操心了这个，怎么看都觉得有些悲哀。终于，在正德四年的时候，王鏊认清了现实，也接受了自己对时局的无能为力，连上三次辞呈，回乡养老。
明代市井
王鏊的致仕在我看来，反而是他的一个高光时刻。他终于想起了自己的初心：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
只是他不知道，仅仅一年之后，刘瑾集团就覆灭了。
也就是从正德五年以后，王鏊与李东阳的关系彻底破裂了。因为李东阳曾经与王鏊约定一同辞官。虽然李东阳在正德初年也是连续上交辞呈，却一直得不到批准，直到正德七年年底，才终于因为身体原因辞官回家。
王鏊肯定觉得自己被李东阳耍了，同时心里多少也有些羡慕他。羡慕他处事的圆滑，羡慕皇帝对他的挽留，羡慕他曾经的位高权重，也羡慕他在文学领域光芒更胜于己。文人相轻嘛，这个可以理解。
李东阳
回家后的王鏊，潜心著书，与吴中的士子文人赋诗唱和，游山玩水。但在嘉靖皇帝即位后，他还是奉上了自己关于时政的上疏。王鏊虽然拒绝再次为官，但心中依旧记挂着天下。
嘉靖三年，已致仕16年的王鏊于家中离世，享年75岁。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王鏊在政务上的不成功，有其个人性格的因素，也有客观时局的影响。中间的褒贬善恶，并不重要。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当发现一条路走不通的时候，王鏊尝试过改变，尽管这个过程可能并不愉快，但他还是去做了。性格这种东西很奇怪，你可以有意识地去缓和，却不可能彻底地去改变。
当王鏊终于认识到事不可为的时候，他最后选择了避世。你可以说是逃避，但又何尝不是对自我的另一种和解呢？
王鏊祠
一家之言，聊以解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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