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经济逐步走向发达的时期，英国妇女处于无权地位的不合理社会现象，日益受到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冲击，但由于英国特殊的政治形势：特权阶层——贵族阶层的社会地位，等级制度虽受冲击，但仍然森严。在这种复杂情况下，单纯根据家庭和血统来划分社会地位的传统发生了动摇。这种社会影响对于男性和女性是不同的。
就男性而言，即使是没有继承权的“小”儿子，凭着贵族身份仍可与出身低微的新资产阶级结亲，而女性则不同，若没有亲属的遗产可继承，则必须选择嫁一位有钱的丈夫才是出路，若没有钱做后盾，再美的女子也难找到如意郎君，因此，女性的处境十分可悲。在小说《爱玛》中，奥斯丁通过爱玛、赫瑞特等女性的遭遇，展示了没有经济基础保障的女性所面临的严峻现实；在《诺桑觉修道院》中美丽善良的少女凯瑟琳因没有数目可观的财产而一度被迫与爱人分离；同样在《傲慢与偏见》中，宾格雷小姐虽出身商家，但因财产使她被认为“有资格攀上一门好亲”，夏洛蒂虽是爵士的女儿，但却身无分文而无人问津，聪明俊俏的伊丽莎白因仅有1000英镑财产而备受非议。
钱，几乎成为书中敏感的字眼，正因为财产的无比重要性，简·奥斯丁就以独特的眼光描写了现实社会以财产为基础门当户对的婚姻，以及青年女性在逐渐苏醒的自我意识的指导下所萌发出的新的婚恋意识，有人认为这正是简·奥斯丁小说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奥斯丁的小说虽然未被划归为心理小说，但她的心理刻画细腻、深刻、匠心独运。通过女性直白的心理描述重新解释了女性世界。《理智与情感》中姐妹俩分别代表“理智”和“情感”两种意识，表面上反映两个人物的心理冲突，但实际上小说反映女性自我的两种意识，外在的理智与潜在的情感在婚恋等方面的矛盾、交锋及至消融，是女性自我实现的心理历程。姐姐埃丽诺明智、冷静，但不免呆板、功利，她的成功不在于确切意义上的理智，而在于她世故地抑制了感情，适应了社会；妹妹玛丽恩浪漫、轻率，但坦诚、热情，充满青春的活力和激情，她的失误不在于滥用情感，而在于对玩弄人自然感情的理智社会毫无警惕。可见，两姐妹的冲突反映了女性自我面对社会作婚恋抉择时两种意识的冲突：要么抑制感情，适应社会；要么放纵感情，为社会玩弄。其中表现了简·奥斯丁作为女性作家对社会的独特思考，女性在这样的社会到底该处于怎样的地位，到底要何去何从？
综上所述，简·奥斯丁从对女性的认识，从女性的婚恋观和心理体验中分析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女性的被动的社会地位，反映了她对现实的独特思考，处处充满了理智与情感的争执，体现了她作为女性作家的思想性，但同时也流露出了古典主义重理智轻感情思想对她的影响。比如她在打开妇女精神生活窗口的同时，只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冷静地看着人们的表演”，她在极力推崇以感情为基础的婚姻的同时，并没有描写过真正激情的恋爱场面，而且她笔下的爱情也更多停留在男女主人公的“一见钟情上，很少深入男女主人公的灵魂深处，缺乏对爱情本质的探讨”，她也并没有突破女性家庭化的牢笼。但是她所关注的是女性的幸福，她一直在追求女性的独立以及与女性密切相关的真挚的爱情婚姻，她宽容地把女性的一切——理智或感情，优异或不足，抗争或妥协都显现于笔端，她虽然不是旗帜鲜明的女权主义作家，但她作品中关于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却有其独特的价值，是女性文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