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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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发文身”是中原人士对少数民族习俗特征的描述，秦汉时期的中原似乎尚无普遍文身的风俗，随着少数民族融入中原，特别是在盛唐气度之下。

纹身的习俗开始为中原人士所接受。唐人段成式对唐时的文身之俗有细致描绘。

宋代士民的纹身也见诸记载，作为美饰，或刺花鸟，或刺诗词，种类繁多，更有为显示勇力而刺龙虎之类的。

但在额头或面部等部位刻以特定的图案和花纹，则与前述以美观为目的的纹身习俗不同，是古代肉刑中的一种。

据《尚书·吕刑》记载，舜令皋陶作“五刑”，其中的“黥”即在罪犯额头作记，为“五刑”之一，又称为“刺”。商鞅变法时，对反对变法的公孙贾施以黥刑。

西汉文帝时曾废除肉刑，当黥刑者改处以“髡钳”之刑。

南朝刘宋泰始四年（468）又对黥刑作出具体规定，攻略州县的叛乱盗匪，依律于两颊刺“劫”字。

宋明帝去世后，此法废止。萧梁武帝时也有类似的规定。

所以，宋朝并非囚犯才刺字，征兵入伍的士兵也必须刺字，那这些制度究竟是怎样规定的呢？

一、五代后晋始行“刺配”，对流放罪犯施以刺字之刑。

唐末、五代，群雄并起，兵连祸结，控制兵源成为藩镇维持割据的基础。公元906年，为防止士兵逃走，后唐幽州卢龙军节度使刘仁恭开始强迫士兵刺字。

宋代承袭此弊，刺民为兵，于是在当时的社会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被迫刺字的特殊群体，一是罪犯，一是军人。

这两种特殊的社会群体有什么相同与相异之处？刺字的制度反映了宋代兵制的哪些问题，下文略作分析，以就教于师友。

一军人与犯人刺字的差异宋代军人和罪犯主要是刺字部位有所不同，刺字内容也略有差异。宋承五代之弊，军人招募之时刺字，南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卷四《军营》有如下记载：

“方募时，先度人才，次阅驰跃，次试瞻视，然后黵面，而给衣屦缗钱，谓之招刺利物。”不过施宿的记载尚欠明确。

军人是否刺字以及在哪个部位刺字，宋代不同的军种间是有很大差别的。宋代的*队军**，在北宋以禁军、厢军、番兵和乡兵为主。

南宋主要的正规军是屯驻大军，禁军已降同厢军，执役挽漕。

五代时出现的效用，大约在仁宗朝成为一种正式军级，由于效用兵的军俸和升迁较其他军种为优，故士人也有投充者。

（熙宁七年二月辛卯）效用兵在北宋尚不普遍，属于中的高级阶层。到南宋，*队军**的复杂等级简化为效用和军兵两级，效用地位略高于军兵。

禁军、厢军是职业军人，在面部刺字。北宋初期，招募*队军**继承五代以来的弊政，凡投充禁军、厢军者，都强迫刺面，即所谓的“招刺”。

刺字的部位除了面部外，还应有两鬓或额角。南宋王柏《鲁斋集》卷六《狄武襄》称赞北宋名将狄青：“太平名将，伟哉气节，却梁公像，留鬓边涅。”

“涅”即所刺黥文。南宋建炎二年（1128），宋廷曾以“振华”为军号招募陕西义士，规定“皆于左鬓刺‘某州振华’四字”。

二、屯驻大军

南宋人方回记载南宋“大*刺军**手号以姓名，禁、厢*刺军**额号以六点”，与上述记载似有冲突。

我们认为招*刺军**手为号，应是南宋军政稳定以后的招军规定，南宋初年兵凶战危，惟以招军为急，只能维持原有刺面的招军方式。

同时征召对象为地方义军可能也是一个原因。在南宋屯驻大军中，效用兵作为高级军员，最初是不刺手、面的，除非是归正人投充才刺字。

在南宋*队军**中，主要作战部队屯驻大军，刺手，禁、厢*刺军**面。高级军员用手、面均不刺字。

宋亡以后，元军在各地收编“涅手军”，就是手部刺字的原南宋屯驻大军兵员，元时又称为“手记军”，至元三十年（1293）各地收编人数仍有八万多人。

乡兵，也就是民兵，在宋代有义勇、弓箭手、枪杖手等多种名号。

宋代的乡兵也需刺字，多在手背，也有刺在手臂之上的。

乡兵不是职业军人，只是在业农之余承担一定的守土防边的责任，一旦战事结束，就可复归田里。

庆历年间（1041—1048），宋廷准备将两京诸路的弓手招刺为宣毅军，前提是只刺手背不刺面。可是宋廷朝令夕改。

后来又要强迫刺面，使之成为正军，弓手因此大量逃亡，官府被迫改为允许雇人代充。

当时唯有范仲淹所部没有刺面，只刺手背，故而弓手得以复为民。

民兵刺字于手背，是北宋通常的做法。与一般军人被强迫刺字不同，宋代还有主动要求刺字的军种，那就是西北的番兵。

熙宁年间（1068—1077）在熙河路招收蕃部为弓箭手，但是一些汉军竟然有盗杀蕃部弓箭手为首级功的情况。

蕃部弓箭手因此请求依正军例刺面，或者依汉人弓箭手例刺手，以防汉军盗杀，使他们无法以首级记功。

神宗下诏令蕃部弓箭手除依汉军例刺面或刺手外，还要在耳前刺“蕃兵”字，以示区别。

与军人刺字不同的是，罪犯均在头部刺字，依据罪行严重程度的差异，所刺字的大小和内容有所不同。

北宋初期凡刺配人犯，所刺字字样较大，而且于两面分刺。而军人面部刺字略小，只在一侧额头或面部刺字。

真宗认为罪犯满面大字，毁伤太甚，遂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下诏。

令依照军人招刺的规格刺字。次年重申了刺字须依招军规格小刺，只有重刑犯才与军人刺字有所区别，“贼情重恶者，乞字样稍大，仍于两面分刺，所贵与招募之人异”。

其后又规定，即使罪行严重，也只于面部一面刺字，只是规格稍大。

（刑法四分之一一）凡犯盗窃罪，刺“配某州牢城”字，或刺“配某州牢城重役”字。刺配本城劳役的，刺本城军号。

有些罪犯虽罪不至于刺面，但是特别加重惩罚的，则刺“特刺配某州牢城”字。

哲宗初即位时，对盗窃罪的惩处有所减轻，元丰八年（1085）十二月下诏，犯盗罪刺环于耳后。

叛徒流之刑则刺以方环，加快杖之刑则刺以圆环，“三犯杖刑者，移于面，径不得过五分”（元丰八年十二月癸酉）。

南宋时“窃盗者，不过杖罪刺环而纵之”，罪行轻者不须服劳役即可回乡。对于劫盗重罪，宋代的规定没有大的变化，依然是于面部刺字。

刺字本身是一种刑罚，对被刺者而言，是对身体和尊严的双重折辱，身受黥刺，就被视为贱隶。

三、北宋黥刺

北宋初年，政府曾发布诏令，禁止私自黥刺奴婢，真宗朝重申前令。

（开宝四年三月庚子，咸平六年四月庚午）可能是积习难改，南宋时，范成大出使金国，在定兴县还看到有一个婢女被面刺“逃走”两字。

此种风气之下，军人和罪犯由于身有刺字，必为人歧视。两者也有颇多相似和关联之处。给罪犯刺字的目的。

除以肉刑惩罚之外，还要从体貌特征上将这些人与守法良善相区别，“本以示辱，且使人望而识之耳”。

给无罪的军人刺字也是为了与平民区别，以固定其身份。所以军人私自祛除刺字，便是违反军纪，因为这样其与平民的显著区别就消失了。

对军人而言，这个特征是身份的，不是职业的。因此就某种程度而言，军人刺字与罪犯刺字其功能是相同的，他们作为社会集团与常人区别开了。

这种区别因为黥文而终身存在。但宋代军人的招刺与罪犯的刺配，在制度上还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

宋代徒刑据罪行轻重，有刺配远近的区别，同一距离有在“本城”和“牢城”的轻重之分。从后晋施行刺配之刑开始，罪犯就被集中在牢城服役。

牢城还有军事功能，五代时期军人有“牢城指挥使”“牢城都指挥使”之职。唐末，安山盛曾任牢城都校。

宋代除牢城外，州军本城也具有军事和管理罪犯的功能。两种功能统一在牢城和本城，说明罪犯和军人的管理方式是相同的。

在厢军服役的军人，其刺字的形式、内容与罪犯几乎没有差异。本城厢军有各种军号，神宗朝沅州本城配军以“宣捷”为军号。

普通军士和被刺配者一致。大中祥符六年（1013）朝廷下令，川陕、福建等地的罪犯，除非罪行严重者，刺字均与招军大小一致，刺“指挥”和刺配去处。

（刑法四之七）自元丰六年（1083）开始，宋廷曾短暂地施行过“配军画一法”，将刺配罪犯依罪行轻重分别配本城、牢城、诸军营为杂役，刺“刺充某指挥”字。

神宗认为这与上*刺军**字相同，随即提出改为刺“某指挥杂役”等字样。

可见，罪犯与军人单就刺字内容而言，无法区分，但两者却都因身体刺字而与其他社会群体严格区别开了，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宋代军人犯罪和自上军淘汰者，多降充厢军服役。

而罪犯也是可以充禁军的。一部分罪犯因为身体强健，颇有武艺，所以拣选为禁军。仁宗朝诏淮南灾伤州军为盗而非杀人者。

宋代的许多叛乱中，总是出现叛乱者以刺字裹胁普通百姓为其驱使的情况。真宗朝的王小波、李顺之乱，“胁士民僧道之少壮者为兵，先刺手背，次首，次黥面，给军装”。

（咸平三年二月乙丑）南宋建炎元年（1127），寿春逃卒丁进，聚众万人，全部于面上刺六点，或者刺“入伙”两字。

（建炎元年十一月辛亥）建炎三年（1029）苗傅之乱，就将衢州之民刺为军。

（建炎三年四月丁巳）茶陵盗匪剽掠州县，却面刺“聚集兴宋”等字，以图招安。

（兵一三之五）被裹胁的平民，若不从军，又无公据，便不免身死于巡社乡民之手。

（兵一三之三）可见一经刺字就无所容于天地之间，除非官府给以公据，否则难以复为平民。

从上述宋代军人和刺配罪人相似之处的史实能够看出，军人和刺配的罪犯，在身份上并无严格的区分，罪犯不但通常被编入厢军服役，而且可以改刺为禁军。

管理方式上，军人和罪犯也是集中居住，以军事单位组织起来。

因此，军人和罪犯是当时在身份上最为接近、没有融通障碍的群体。

因此嘉定七年（1214）大宗正司上言，“凡人一被文刺，终身不可洗除，余人尚有从军之计，在宗室无所容身”（帝系七之二八）。

作为社会主要刺字群体的罪犯和军人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的。

三对募兵制度的再考察募兵制，是以平民自愿从军为基本特征的*队军**组织方式，那么宋代的军人是否有这种选择的权利呢？

四、宋朝募兵制

宋人批评当时冗兵之弊，都批评兵农分离，使国家徒耗养兵之费，而养无用之兵。

中国古代兵农合一，隋唐以前，国家只在战时动员、征调平民为兵，出则为兵，退则为民。后来随着战争的经常化与军事技术的专业化，国家力图保持长久稳定的兵源。

于是出现了魏晋的兵户。但是军户随处流转，也不足以维持国家战争的需要。

伴随着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出现，人地结合、控制兵员的府兵制成为基本的*队军**组织方式，这是向兵农合一的复归。虽然番上戍卫，暂时为军，但府兵仍然是国家的编户、乡里的平民。

随着均田制度的破坏，不但使府兵制得以维持的经济基础崩溃，而且军人的社会地位也随之下降，民耻为兵，征召职业化的军人成为主流。

五代离乱，虽然骄兵悍将屡见不鲜，但是刺字黥面，这种原本施于罪犯的刑罚，竟然逐步成为军人的标志，足见军人社会地位下降之迅速。

宋代军人没有土地作为稳定的经济来源，政治上稳定的文官制度也没有给职业军人留下多少向上流动的空间，再加上从军的危险性，遂使得军人作为一种职业逐步与平民相分离。

而与徒隶相靠拢。宋代的军人处在日渐封闭为职业团体的开始阶段，到后来元代的军户制度和后继的明代军户制度，军人遂成了一个独立的职业群体。

明代号称“革去胡风”，却在军户制度上继承了元代，反映出自宋代以来军人完全职业化成为趋势。

如果职业选择是自愿的，那么宋代军人成为封闭的职业团体、军人身份世袭就无法解释。

中国古代是一个以乡土为基础的社会，对于破坏社会基本法度的人，将其与所属的乡土社会剥离，就是一种严厉的惩戒。

范仲淹曾上书：“人方五十之时，或有乡园骨肉怀土之情，犹乐旧里，及七十后，乡园改易，骨肉沦谢，羸老者归复何托，是未停之前，大蠧国用，废之后，复伤物情。”

多数军人年满退役时，他们与乡土的联系已经中断。宋人卫泾曾批评军人世代为兵，不知农事。

说明军人不但与乡土的联系中断，而且丧失了作为农民的生产技能，他们子孙相传的是作战的技术。

如果募兵制是职业选择，那么从*队军**退出，就意味着职业身份的结束。

但是宋代军人显然不能以退役来结束这种身份，他们的身份因为刺字而被终身固定了。非但军人受到轻视，军人的妻子也有“军妇”之称，而且是与“民妇”相对的概念。

孝宗朝谏官蒋继周，因在上书中将军妇混同为民妇，竟以风闻言事不实而为人弹劾。

军人与百姓的这种区别，无疑是身份的区别，而非职业的区别。

军人低下的社会地位不足以吸引平民入伍，招流民为军、以罪犯为兵、强刺百姓为兵，都是宋代常见的补充兵源的方式。

甚至在招兵中利用妇女诱骗农民，“或令军妇冶容，诱于路，尽涅刺之”。招兵之难，可见一斑。但是即使从军，困顿的生活境遇，又使军人大量逃亡，以至有“逃军半天下”之说。

宋代以人口蕃息为祥瑞，从建隆元年（960）到天禧四年（1020）共有117个一胎多子的祥瑞记载，其中军卒妻子生多子的记载有22个之多。

说明宋廷应有专门机构对军卒家庭的丁口加以统计。统计的目的，应出于从中补充兵源的目的。岳飞官居高位，仍不免在公文中说“行伍贱隶，辱知朝廷”。

夏贵虽建阃一方，还是不敢与夏竦同宗同谱，只因曾为武卒，“面刺斗锋旗”之故。

有学者简单地将这些现象归为宋代“抑武”之国策，实则忽视了军人受到身份歧视的社会现实。正是身份性的歧视，使得军人无法跻身社会的上流阶层。

身居显位，也没有改变他们长期形成的身份意识，普通的军人更是如此。他们构成了身份与常人严格区别、为主流社会排斥的封闭的社会集团。

严格的身份控制，使军人家庭继续产生军人，军人子弟成为兵源补充的主要来源。我们已经能够看出元、明军户的端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