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小明 撰文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本专场学术顾问
毛笔书写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独特的艺术现象与精神现象，当下所主要关心的还是他的审美价值。如何拓宽我们对中国知识人两千年不倦书写的认知，如何将这一文化行为与中国的人文史连接，更多关注书写内容与形式相结合所产生的精神影响，甚至使之成为我们进入某一段历史时空去探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导引，这是我们在品鉴与收藏知识人书迹时需要思考的问题。
让人鼓舞与欣喜的是，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2017年春拍推出“猗欤‘新命’—民国文化名人墨迹专场”，这一专场以“民主、科学” 的五四精神为指导，以梁启超、严复、胡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郭沫若等近百位与新文化运动有密切关系的名人墨迹为主要载体，全面展示那个“大风起兮云飞扬”的伟大时代。端详着这些煌煌巨迹，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风雷激荡的“五四”现场，回到了“需要巨人”也“产生巨人”的时代，回到了中国历史上名符其实的“群星闪耀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专场既是近期少见的一次民国知识精英的书法盛宴，也是一次全面回顾与思考“五四”及“新文化运动”的绝佳良机。
五四人物在英伦
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在《民国丛书序》中以通阔的眼光描述民国思想界、文化界的实况与历史地位：五四时期及其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几乎变成了世界学术的缩影,各种主义、学派、教派纷纷传入,形形色色，应有尽有。一个时间内,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春秋战国以后的又一次百家争鸣的盛况。在学术思想界、文化教育界,产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
周先生从学术层面来审视这一段历史的伟卓之处，透彻地指出了民国的特征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即以其多元包容的社会环境培植出了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的之后又一次百家争鸣的思想“盛况”。 新旧并存是民国社会多元包容的主要表征，以民国新年的景象为例，李大钊笔下所呈现出“有的鞠躬，有的拜跪，有的脱帽，有的作揖；有的在门首悬挂*旗国**，有的张贴春联”的如此复杂多样的方式，周谷城先生关于民国历史的解读尤为高屋建瓴之处，在于他指出民国在中国历史长时段上的定位，即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百家争鸣”的黄金岁月。其实，比周谷城先生早一百年，另一位中国人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折》中就深刻指出晚近中国实处于“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李氏所指晚清“大变局”尽管在时段上与周谷城所说的民国略有错位，其内在变化与新旧思想的尖锐冲突却是前后相继的。所以说，当世界地理概念的转变引发华夏中心论的破产，世界观、价值观的改变打开中国现代化的闸门，欧风美雨的迫来之后，作为中国传统知识人的代表“士”及其环境在民国也发生几个最具表征意义的裂变。
李大钊 致李辛白信札 水墨笺本·镜心
在*英时余**先生的研究中，由传统的“士”向现代知识分子这一特殊人群的转变，是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最大的崩离之处，也是现代中国之所以发生天翻地覆的根本动力。戊戍维新之后，作为群体与阶层出现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由“士”质变而来，在这一质变的背后又潜默着几重不易觉察的面相：首先是知识内容的变化，由四书五经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向以科学技术、民主*权人**为主的世界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是关于“国家观”的变化，即以现代权利观念来区别君、国、民之间的彼此关系，而这一观念的变化的实质，则是对以“三纲五常”为基础的儒家文化的颠覆性解构，所以，任凭辛亥以后的历史如何倒转，卷土重来的封建君主制已失去了形式上的合法性，这也是袁世凯的帝制运动与溥仪的复辟努力归于消亡的根本原因。其次是知识传播场域的变化，1905年的废除科举，使得“私塾”、“书院”失去依靠的基础，以新式学校为主要形式的现代教育体系便应运而起，新式学校既掌握着现代社会的文化标准与价值观，更拥有知识生产的核心权力，随着学校培养的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走向社会，通过学统所建构的各种知识社群在“治统”之外的公共與论领域同台竞演。在现代公共传媒“报刊”的助力之下，掌控着现代社会独一无二的文化话语权。最后，不能不提到现代公共传媒的作用，当晚清出现了《申报》、《新闻报》这样的公共传媒，特别是出现了《时务报》这样以與论为中心的现代公共领域之后，以传播现代思想为志业的现代知识分子才有了存在的可能性基础。*英时余**的老师钱穆先生在讨论中国传统士绅时，曾以为决定士绅影响力的因素有两者，一是清议，二是门第。而当士绅转变现代知识分子后，清议则变为公共與论与公共传媒，门第则嬗变为学校与文凭，则又是中国社会“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最分明的变化。
傅斯年 致陈受颐信札
水墨纸本·镜心
揆诸“猗欤‘新命’”这一专场中诸多民国“新文化运动”名人墨迹，除了欣赏这些笔精墨妙的书法，谈论类似“人间四月天”这样的文坛花絮之外，在这些无声的纸墨之中包藏着怎样的时代的冲突、潮流的卷袭、思想的裂变呢？也许这才是我们收藏知识精英墨迹需要关注的，当然以下几个方面也是我在此需要重点揭橥的。
首先，就出场人物而言，兼顾“高、大、全”这三个方面是本专场拍卖的最大亮点。以“高、大”言之，不必论有“中国脊梁”与“真的猛士”之称的鲁迅先生，也不必论“二十世纪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我的朋友胡适”，就是梁启超、严复、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郭沫若、钱钟书等等，他们中哪一位不是一部读之不尽、学之不竭的大书呢！？相比“高、大”的特点，本专场的出场人物之“全”是近期国内外拍卖专场上绝无仅有的，在最近的拍场上，以近现代文化名人墨迹为专场的拍卖渐成常态性主题，在此强调本场的拍品中的某一件或某几件再如何“高大上”，作为收藏家的您，在其它拍卖会上都有偶遇的可能，但是，象本专场这样所建构的近百位民国文化名人墨迹的全明星阵容，从质量与数量上说，虽不敢说是绝后的，但就目前而言当是空前的。借用法国年鉴学派的“整合的世界观”的理念来言之，“猗欤‘新命’”专场的文化含量就接近等于一部民国文化的“全史”或“整体历史”的专场，这里既有处于思想与文化中心的自由主义群体，也有与时代渐行渐远而处于边缘的文化保守主义诸君，以及各种意见相左、旋起旋落的过渡性派系。如前所说，民国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海纳百川”般的包容与多元，秉承这一精神，本专场也力求在将最整齐的新文化运动人物墨迹呈现在这里，这是本专场的第一大特点。
陈独秀 致汪孟邹信札
水墨笺本·镜心
其次，拍卖提供充足高质的货源任君选择外，当然也有潜在的文化期盼，就“猗欤‘新命’”专场而言，我们期盼提供这样一个入口，从入口中我们既能鉴赏这些民国名人墨迹，更可以领略到民国社会向上向前的思想折光，应当说这一愿景也呼应着收藏行为如何与人文史甚至精神史接榫的命题。历史的解释往往因视域差别而产生殊异，就“五四”与“新文化运动”这一命题而言，具有着独立意识、强烈社会关怀和批判精神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则是无可替代的。他们在近现代中国发生发展的历程中，虽然左支右绌、步履蹒跚，甚至屡遭挫折，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放弃“政治民主”与“个人自由”的两大夙愿的追求，即使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海峡两岸的极权主义甚嚣尘上之时也毫不动摇，他们才是“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的最重要推手与成果，他们的思想与夙求才是这个国家的光荣与梦想。以本专场所收括的新文化名人墨迹而论，在近现代中国思想苍穹中，严复、梁启超无疑是自由知识分子星空中的两颗启明星，胡适则当仁不让居于苍穹的北辰之所，在其周围环绕着蔡元培、傅斯年、陶孟和、周作人、刘半农、罗家伦、林长民、梁实秋、钱玄同、蒋梦麟、梅贻琦、任鸿隽、陈衡哲、李四光、沈从文、杨杏佛、戈公振、马寅初、陶行知、徐志摩、林语堂、沈尹默、顾颉刚、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竺可桢如此众多的耀眼星辰。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与“五四之魂”的胡适及其思想群体，他与他们之于现代中国的重要性，*英时余**以世界性的眼光指出其长久意义：
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江河上的新渡口，将华夏文明摆渡到现代世界的新彼岸的行动中，胡适是真正意义上的船长！对华夏文明而言，胡适的重要性，可比肩孔、孟、程、朱、阳明这样圣贤大哲。反观当下的伊斯林世界，就是因为没有出现胡适及其周围这样一批敢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后世开太平”的仁人志士，所以现代化道路依然崎岖坎坷！
1948年10月20日胡适在大陆做了最后一次演讲，题目是《自由主义与中国》，自从离开大陆，他所信奉的自由主义就遭到大规模批判，他的夙愿，在很长时间内，在海峡两岸，都有如太虚幻境般可望而不可求。自由主义思想亦似大荒山青梗峰下的那颗顽石一样，补天不成，沦落榛莽。但是，国内著名思想家李慎之在逝世前一年（2002年），曾振聋发聩地预言“如果说，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的话，21世纪将会是胡适的世纪。”尽管中国的21世纪是不是“胡适的世纪”还将有待时间的验证，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自由主义具有普世意义的的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既是我们区分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的重要标尺，也是当下世界无法逆转的总体趋向。
胡适 致单不庵信札
水墨纸本·镜心·1928年作
再次，在我们对“新文化运动”的解读中，以“自由主义”为对手的“孔教派”（以康有为为代表）、“文化遗民派”（ 也称“国粹派”，以罗振玉、王国维、沈曾植、林琴南为代表）、“东方派”（以杜亚泉为代表）、“学衡派”（以吴宓、梅光迪为代表）、“新儒家派”（以熊十力、梁濑溟、钱宾四、马一浮为代表）等各种文化保守主义也是 “新文化运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与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既有政治、思想上的分邦崩离，也有学术上争夺与暗战，有时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胡适所提出的“整理国故”与“文化遗民派”的某些主张则貌似神合，傅斯年主持下的史语所的大内档库整理与殷墟故地挖掘考古与“罗王学派”的学术志业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代表的“罗王学派”为例，一方面他们是政治、思想上的抱残守阙者，另一方面在学术研究上则是预流与开新的，甚至站在世界学术前列的。政治抱负的挫折失败与学术志业的成就辉煌在他们身上形成了巨大反差，从而造就他们歌哭无端、痛苦莫名的精神状态，最具代表性莫过于1927年王国维的昆明湖自沉事件。吴宓在王国维自沉之后，曾与陈寅恪孤灯长谈，并在其《日记》中写下一节极具深意的文字，吴宓以为旧理想与新世界“常互背驰而相冲突，强欲以己之力量兼顾之，则譬如二马并驰，宓以左右二足分踏马背而絷之，又以二手坚握二马之缰于一处，强二马比肩同进，然使吾力不继，握缰不紧，二马分道奔，则宓将受车裂之刑矣！”这种“新旧两股力量所形成的“二马分道奔”的“车裂之痛”，不惟是王国维自沉之原因，也不惟是吴宓一人之感受，实民国社会大裂变的时代之下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刻骨刳肝之痛。面对从封建到共和这一太快、太急、太陡的高难度转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没有掌握这一操作技术甚至心理准备都不充分，所以，一旦天崩地解、沧海横流，他们面对必然是花果飘零、无家可归的悲剧命运。所以，陈寅恪在解读王国维的“纵身一跃”时说：“凡一国文化衰亡之时，高明之士自视为此文化所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感“车裂之痛”，抱遗恨而终，这是那个时代绝大多数文化保守主义者的集体心事与命运。
吴宓 致季平及西南师大祝领导信札
26×37×37
水墨纸本·镜心
说明：上款人季平，西南师范历史学院第一任书记。
最后，在多元复杂的“新文化运动”历史命题之下，还有一个曾被脸谱化甚至被妖魔化的集体需要还其清白，这一集体就是一度被称为“北洋军阀集团”的“北洋政府”。晚近中国有“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说法，变局与乱世往往是同一历史时段的两个不同的解读视角罢了，在中国历史小说的描述中也经常有“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的说词。换言之，只有天下大乱之时，才会给每个人自由发挥才能的舞台。纵观北洋集团的诸位大佬，除了袁世凯家世显赫之外，其余人等如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黎元洪、曹锟、张作霖都是起于寒微，靠的是从千难万险中不屈不挠的打拼而走上权力巅峰，这也充分印证了“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的小说套路并非向壁虚造。那么，在国民*党**南京政府之前的北洋政坛上的这些风云人物有过怎样的人生磨练呢？在此我们不妨看看“英雄不问出处”的那些寒酸往事吧：段祺瑞家道中落，上不起学，步行两千里投军。冯国璋因父亲精神失常，他大哥为了维持生计而经营戏班，他则早早辍学在家，最后在无奈之下投了淮军。徐世昌家境清贫，是靠袁世凯的资助才能进京赶考。黎元洪出身贫农，做过乞丐，为了活路参军，甲午海战中，军舰沉没，他居然是穿着救生衣游上海岸，硬生生地捡回了一条命。曹锟则是布贩子，做买卖赔多挣少，但得失从不上心。张作霖更悲催，先后以长工、兽医、土匪、警棍等不同的身份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就是这样的一批人最后在北洋政府中叱咤风云，他们靠的不是“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浪漫情怀，而是在需要英雄也产生英雄的民国时势中百炼成钢。当然，个人奋斗是一回事，他们对国家民族又有什么样的贡献呢？此处举其大者说之一二，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新文化运动” ，特别是“五四运动”能够发生发展最重要条件是北洋政府宽容的外部氛围，试想如若没有当国政府的包容甚至支持，新文化运动能够长期进行下去吗，能够达到中国新旧社会变化的临界点“五四运动”吗？这一原本极其简单的事实却被许多的历史叙述所忽视了。再者，北洋政府在文治武功上也颇有作为，文治上，以徐世昌为代表北洋政府对清代文化进行系统整理，如编修《清史稿》、《清儒学案》、《清诗汇》等大型典籍，系统总结前代文化，有功于后世。武功上，审时度势参加一战，不但收回中东路部分权利，最终还以战胜国的身份参与世界政治。此外，国民*党**政府的有关修订不平等条约的“收回利权”运动，特别是收回关税一事，段祺瑞的北洋政府与西方列强的谈判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与其说国民*党**政府修成正果，不如说是国民*党**政府继承了北洋政府的部分成果。行文至此，我们当然有理公正地评价北洋政府的所作所为，他们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向上向前的道路上绝非“绊脚石”与“敌对势力”，而是“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与同道中人。
杨昌济 致章士钊明信片
水墨纸本·镜心
如前所说，这是一场民国知识精英全明星阵容的书法盛宴，也是一次全面回顾与思考“五四”及“新文化运动”的绝佳良机。就人物版块而言，除了以上重点揭橥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与北洋政府这三个知识精英群体以外，国民*党**知识分子群体、红色知识分子与诸多的作家、艺术家都是那个群星闪耀的星空中不可或缺的崇高心灵。新与旧的角力，知识与政治的纠缠，国际潮流与国内接受的呼应，“新文化运动”的每一重面相都透视出晚近中国最激烈变革的时代折光，见证无数天翻地覆的变化。端详着这些伟烈前贤的手泽，如此众多的知识精英在“五四”的舞台上同台竞演，百年之后，他们与我们又不期而遇的相逢，对于这些心魂所系的知识精英书写，我们是惊讶、震撼、仰望、赞颂、还是叹息呢？“五四”曾经存在过，好象也一直存在着，当我们怀着恭敬之心收藏这些知识精英墨迹时，我们不但是在收藏那一段“又一次‘百家争鸣’的黄金岁月”，可能还会不自觉在过去与现实之间作着优劣的比较与选择，在今天与昨天之间作着思想的游走与徘徊。最后，让我们以梁济与梁漱溟父子的“世纪之问答”来收关本文：
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正准备出门，遇到濑溟，二人谈起关于欧战的一则新闻。“世界会好吗？”梁济问道。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三天之后，梁济投净业湖自尽。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濑溟晚年口述》
李立三
致周恩来信札及批示
水墨纸本·镜心
世人往往梁济的自沉将之比附于痛心于中国深刻文化危机的“文化遗民”之行为，观乎以上的梁氏父子的对话则知差矣，“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济之问”所面对的是一战以来人类命运的普遍问题，而不止乎清亡民兴所引发的兴亡遗恨这一特殊时期的体会。所以，“梁济之问”更多地是在感情上与人类存在的状态及意义这些永恒问题相联系，而当时梁漱溟“我相信世界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回答，也代表他在西学浸染之下所接受的社会进化论的观点。充满吊诡色彩的是，当时对世界未来充满信心的回答者梁漱溟，经过大半世纪的颠簸，特别是乡村建设运动、民盟活动及建国后农民问题的争论之后，似乎又回到了梁济发问的起点，在梁济自沉半个多世纪之后，在远道而来的美国学者艾恺面前，梁漱溟再次提起这个“梁济之问”，显然，当年“相信世界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的乐观主义者，面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种种祛魅式的变化，显得有些迷茫甚至怀疑。也许，以一个世纪的长度来回答“梁济之问”在时间上还不够充分。但是，就目前观之，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社会种种裂变、冲突与痛楚甚至非理性的选择似乎日渐加重，也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面对“梁济之问”：这个世界会好吗？
可能这问题的回答本身就是人言言殊的，可能有人会觉得“梁济之问”与“五四”毫无关系。可我以为，“梁济之问”与“五四”及“新文化运动”的“富强、民主、自由”的选项是同一指向的，所以，每当我们慷慨激昂地纪念“五四”的光荣与梦想之时，纵然我们不曾理会“梁济之问”，我们也要想一想，我们是“五四”的继承人吗？如果不是，那谁是呢？“五四”飞扬的理想我们实现了吗？如果说还没有，那我们反复的纪念意义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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