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和老舍先生的本意南辕北辙，但是现在的人们总是会忍不住在欣赏他的名作《茶馆》——尤其是第一幕时玩味其中的旧时代文化。在其中常四爷有一句台词“连鼻烟也得从外洋来！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颇有些名气。诚然，这句话本身一来为了塑造作为正面角色的常四爷的忧国之心和其他角色的麻木，二来为了引出下文的洋表洋布。但对于许多同样看过《红楼梦》的读者来说这里难免会有一个疑惑，因为在《红楼梦》里，鼻烟可是和自鸣钟葡萄酒一起，作为世家大族才能拥有的时髦的进口产品出现的啊！宝二爷不但很自然的说出了这是“真正的汪恰洋烟”，而且连作为容器的鼻烟盒都一副原装进口的样子呢。
所以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茶馆》里的常四爷有机会见到自己生活在康乾盛世的祖辈并展开谈话，当听到他诉说着大清要完前种种现象时，应当会是一并愤怒和感慨的。但到“连鼻烟都得从外洋来！”一句时，我们可以想到这位祖辈难免会发出呃的一声，然后放下手上的鼻烟壶和来自两百年后的后辈面面相觑，因为他手上如果有的话极有可能正握着一瓶外洋来的鼻烟，并且和宝二爷一样丝毫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这个介于奢侈品和日用品之间，伴随着康乾盛世迅速的流行又在清末迅速的被取代抛弃的，和洋布钟表不同既不涉及国计民生也不代表什么先进科技或者先进生产力的且对从个人到社会都没什么太大危害的嗜好品，刨除了这些干扰却是一个观察清代八旗士大夫伴随着国运起伏对进口商品单纯的心态变化的极好标本。
一·乃是海外烟之殊，中邦不产外国输
鼻烟这项今天看起来的老北京特产究竟是何时传入我国的，一向以来有着几个不同的说法。最早但并不可信的一说是由郑和下西洋带来，更靠谱一些的说是在明代隆庆年间，也曾传闻利玛窦向万历皇帝进贡过鼻烟但并不见宫廷档案《利玛窦所献方物》之中。真正的成为主流社会的一种时尚，大约是在康熙年间。
按照《熙朝定案》的说法，1648年在康熙皇帝第一次南巡中，在南京接见了耶稣会士汤若望和毕嘉，他们进贡了四种方物，而康熙帝命令只留下了其中一种叫“西蜡”的东西，“西蜡”就是鼻烟。从此之后，整个十八世纪，鼻烟成为了中欧外交中一项不可或缺的角色。其中最耀眼的莫过于1714年澳门市参议院向前一年刚刚过完六十大寿的康熙帝赠送的十二瓶葡式鼻烟与1725年为了恭贺雍正帝登基由教皇本笃十三世赠送的五十罐以巴西方式制作，在那不勒斯生产的鼻烟。
当然收到了这些鼻烟的皇帝也并没有将他们全部占为己有，1703年，当康熙帝的老师高士奇退休时，他被皇帝赠与了一罐外国鼻烟以及两个鼻烟壶，就在同一年一名名叫王浩的新科进士获得了一只玻璃鼻烟壶和鼻烟作为赏赐。一个是满载荣誉离开，年高德勋门生故吏遍布的帝师，一个是刚刚步入帝国的中心，万众瞩目代表着未来的天子门生。我们可以想见当时帝国的官员们在闲聊时难免不会对这个时髦的进口赏赐物产生兴趣和八卦。没有什么比皇帝的赏赐更好的广告了，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呢，也许它可以帮助我在这个政治中心营造更好的形象或者带来社交上的帮助呢？如果我也有那么一个东西可以让我具备皇上的宠臣的外部特征的话……那么哪里可以买得到呢？
康雍乾三朝皇帝将它赏赐给宠臣（尤其是南巡期间的赏赐不再单单是以北京为中心而是在作为汉地文化潮流中心的江南遍地开花）和蒙藏王公，羡慕着这个新奇赏赐的其他大臣和勋贵便对此趋之若鹜，在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后随即又难免要向他们的下属与交好的文人雅士炫耀一番引起他们的羡慕和追逐，紧接着便是渴望士大夫阶级风雅的富商的不甘落后的跟随。一层又一层，时尚如同扩散的涟漪一样波及到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巨大的需求量使它脱离了朝贡贸易，进入了市场经济之中，作为少数的几个受到这个东方帝国欢迎的进口产品之一，为欧洲尤其是掌握了澳门这个通商口和作为葡式鼻烟原产地的葡萄牙带来了巨大财富。
如果你走在十八世纪的北京街头抬头看见一个法国王室纹章，也不用太过于惊讶，那很可能就是一家贩卖鼻烟的店铺，因为法国鼻烟的包装上有这个纹章所以一度成为了北京鼻烟店的标志。不过最受推崇的还是来自葡萄牙的产品，它的原料来自于当时还是葡萄牙殖民地的巴西巴伊亚省，为了支持远洋运输，他们将*草烟**缠绕在一根结实的杆儿上，将它们浸泡在油和草药之中形成了一层绿色的油膜并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甜美气味。1716年，澳门总督估计巴西*草烟**在澳门的年销售量大概只有两百磅，而到了1720年，这个数额增长到了两千磅，其中一半以上都是葡式鼻烟。
让我们想象一下，这时候常四爷的祖辈，假如他已经生活在北京这个帝国的中心并且获得了一定地位的话，他的手上正握着那么一瓶鼻烟，它的原料是从美洲来的，在欧洲加工，然后被帆船贸易带到了澳门或者广州最终来到了自己手上。而它的容器呢？虽然如果他生活在雍正以后应该用的是国产的鼻烟壶，但烟壶的原材料也许是来自帝国遥远边疆的和田玉，或者来自邻邦缅甸的翡翠，也有可能是从北边沙俄商人那里得到的来自波罗的海的琥珀，盖子也许是用日本海的珊瑚雕琢的，用来舀鼻烟的小勺和烟碟则使用了来自南亚或非洲的象牙。当然了也有可能是瓷器，但珐琅彩难道不是从欧洲传来的技术吗？甚至有可能上面画着的就是一副欧洲风情，说不定正是《红楼梦》里出现过的那个“黄发赤身女子，两肋又有肉翅”的画面。
这位常四爷的祖辈自信着自己生活的国家是这个世界的中央，整个世界都围绕着大清帝国转动，自己手上这个由世界各地的特产组合起来的小巧细致的玩物无疑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
二·皆内府制造，民间亦或仿之，终不及
在鼻烟传入中国不久以后，北京就开始利用国产烟叶生产鼻烟，一开始用的是山东兖州的烟叶，后来根据需要又扩大到了四川广汉的“毛烟”，灌县的“猫耳朵”和“铁杆子烟”，一般采用的是富含油脂，质量上乘的高档晒烟——将烟叶去骨后加水滋润，然后切片反复发酵除味再烤干碾成细粉干燥便是最基本的烟坯子。同样的，伴随着原料地的扩展生产地区也逐步扩大到了广东，四川，江苏，浙江和上海。上海甚至一度成为了当时国内最大的鼻烟生产基地。甚至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青浦区的陆湾烟丝厂还是国内最后生产鼻烟的两家工厂（另一家是四川西昌鼻烟厂）之一，年产量达到十三万吨，不但提供国内内蒙古，云南，甘肃，天津，上海，还出口蒙古国。
关于皇宫造办处的御制鼻烟有一个传说，说是康熙帝时看管鼻烟库房的太监喜好种茉莉花，将茉莉花放在库房中时误让库存的鼻烟都沾染了茉莉花的香味，谁知皇帝闻后赞不绝口并下旨以后鼻烟一律按此处理称为御制露云云。这个阴差阳错后又绝路逢生的故事显得颇为套路化而缺乏可信度，很有可能是日后熏烟流行之时为了自抬身价而炮制出来的历史典故。且不论太监为何非要将茉莉花放在库房里种植，要花香透过被蜡封的容器熏香里面的鼻烟也很不容易。事实上虽然有传说雍正与乾隆热爱一种皇家造办处制作的鼻烟，不过产量极少（甚至有可能只是生产鼻烟壶时顺带着制作），使用的配方也早已失传，而当时民间的国产鼻烟大多数仅是将原料的烟坯子筛过后撒上鲜花和香料就可以使用，档次较低。这大体与1989年日本烟盐博物馆馆长奥田雅瑞和日本香烟株式会社主任研究员日床邦夫在参观陆湾烟丝厂看到的场景类似——“先将香料洒在铁通内的烟粉上，再用手拌匀，放置一两个小时自然风干。第二天用一百目的筛子过滤后包装成型。”
与烟叶开始就经过反复浸泡油和草药，磨成细粉后又通过醋和酒精的混合物反复湿润或煮沸促进成熟，最后才加入调味品和香料并且要长达几周，几年甚至几十年储藏发酵的进口高档鼻烟比起来，依然还处在大清盛世的帝国精英们自然而然的会更喜欢进口产品。不过本土产品确实使鼻烟的用户范围向下极具扩大了，到了十九世纪中期，根据《秋荫杂记》的记载，“其始止于八旗并士大夫。近日贩夫牧竖，无不握此。”
各个阶层按照自己的消费能力各取所取，好像也并没有什么不好。
这时候已经是嘉道年间了，如果算一下时间的话，大概常四爷的爷爷或父亲那时候正值壮年，假设他依然保持着和祖辈同样的社会地位，他手上握着的可能依然是那个很久很久以前祖辈传下来的烟壶，走在街上，看见不远处一个苦哈哈的苦力正在歇息，手上拿着一个粗糙的瓷烟壶，倒出一些看得出烟叶浅黄原色，粗糙且干燥的粉末抹在鼻子下面舒舒服服的打了个喷嚏，点点头然后抬起腿走进茶馆，太平日子一如往常，说不定日子更好过了，毕竟连苦力都能闻鼻烟了。
那种他的祖父辈时流行一时的浅绿色鼻烟已经越来越少了，他和他的同僚们并不知道这是由于巴西独立战争的缘故甚至可能不知道巴西和葡萄牙在哪儿，葡式鼻烟依然在大清的上流精英阶层站在一个最高点的位置，谁也没有关心为什么那些洋人把原料烟叶慢慢的改成了从古巴和菲律宾进口这件事背后发生了什么。
三·连鼻烟也得从外洋来！
在唐鲁孙先生《鼻烟及鼻烟壶》一文中写道“自从我们中国会制鼻烟以后，大约是道光、咸丰年间，出了一种熏烟，制法也是把烟叶碾成细末，再用各种花来熏……平常大家喝惯了茉莉花的香片茶，同时一闻茉莉熏的鼻烟，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因此没几年气味淡雅淳清的洋烟闻者日少。”
时间已经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清朝迅速的已经只留下了一轮落日的残阳。洋布，洋表，还有许许多多从国计民生到新贵奢侈品的外国商品不断冲击着这片土地，白银和血一样迅速而惨烈的从中国的土地上对外流失着。
鼻烟在那时已经逐渐成为一种过时的产品，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出现在这片土地上吸引着新一批知识分子和精英注意的是更加时髦的卷烟。但无论如何在北京城和关外一些民族地区它还依然在某些个特殊的群体里坚挺着，这其中尤其是那些旧知识分子和八旗子弟，尽管即将成为遗民并且逐渐从国家体制的中心边缘化，但不可否认至少在北京城里他们还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并且还能对革命后的来到北京的新贵的生活习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大概也是今天鼻烟被认为是一种老北京地方特产的原因所在。
他们最为推崇的是被称为鸭头绿的已经成为传说的的巴西产葡式鼻烟，其次则是在那个至少看上去还是清朝全盛之时的通过帆船贸易进口而来的古董鼻烟。这些人中间尤其是一群抱着朴素的忧国爱国之心的人同时还怀着对欧美商品的敌视态度，连带着对新生产的用轮船运来的欧美新鼻烟有着颇多的不满。在稍早一些的光绪六年刊行的一本鼻烟专业鉴赏书《勇庐闲诘》中，虽然也还是不得不承认近年来新生产的欧洲鼻烟依然对国产有着某种优势，但同时也罗列了几条极为致命的缺点：
轮船烧着煤炭，玷污了鼻烟（又炭湿气之积），因为和其他有异味的货物一起运输，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异味（出其布帛铅锡皮革，皆类羊臭），从而导致再好的鼻烟也显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了（鼻烟无是也）。
于是一方面是国产鼻烟切实的品质得到了提升，另一方面在这种朴素的对越发冲击中国市场的进口商品的忧国之情下，在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出门没挑好日子的那个早半天，对着刘麻子递上的地道英国造鼻烟，常四爷忍不住感慨道：
“连鼻烟也得从外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