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童年系列之浓浓相邻情
现在经常看到一些文章中提到，城市的高楼大厦，钢筋水泥阻隔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和交流，甚至有人在同一楼层对门住了几年竟然不知道对方的姓名，不认识对方。更有甚者楼上楼下邻居相互骚扰，而且现在高科技的“震楼神器”据说卖的还很火。每每看到这些不由得感慨颇多。且不说“前世五百次的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也不说“百世之修方得同舟而渡”的缘分，就从做人的基本素质来说，邻里之间也不至于如此“敌对”吧。感慨之余，思绪不觉中又回到了童年，回到了那个充满浓浓相邻之情的年代……
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邻居之间的友谊是纯真的，是浓厚的，甚至超出了一些不经常往来的远房亲戚，东北有一句话就叫“远亲不如近邻”。虽然同村居住的人有时候不免也有争吵或者打斗，但是往往经过“中间人”（中间人一般是村里有些影响力的人或者是打架双方的共同朋友）一调节，也就一笑了之了，有时候甚至还可以直接就坐下来一起喝起来，几杯酒下肚，相互承认错误继续称兄道弟起来。如果邻居之间要是打架了，在当时是要被笑话的。并且明显存在错误的一方会被邻居们下一个“蛮不讲理”的定论，那样没有人愿意和你交往，在村里会被孤立的。
由于我的老家地处平原地区，农村的房子非常的集中并且整齐划一，都是正面朝南方，东西成排。所以东北人经常说“我们那东西前后院儿邻居处的跟亲戚一样”，可是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搞懂为啥说“东西前后院儿”而不说“前后左右院儿”或者“东西南北院儿”呢。问过一些有年纪的老人，他们的回答往往是“老辈儿也这么说啊，一直都这么说啊”。不管怎么说吧，邻居之间友谊是不变的。虽然不能说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吧，但也差不多了。
在我印象中最深的就是东北农村邻居之间的“串门儿”，每到农闲季节或者生产队年代时不出工的时候，我的那些“婶儿”“大娘”们就经常拿着一些活计来到我家，跟我妈一起一边“唠嗑”（即聊天），活计往往都是孩子们要穿的鞋子或者要缝补的衣服，一直到我老妈后来做了民办老师她们才转移了阵地。
那真是干活聊天两不误，中途还要卷几颗烟抽，烟都是自家园子里种的，纯绿色，没有农药化肥。现在我也抽烟，每次回家时候往往还让老妈给我卷上几颗抽呢，味道的确比市场上卖的要好。我侄子上大学时候在哈尔滨，离家比较近，周末回家也缠着他奶奶给他卷烟，回到大学宿舍，抽烟的室友每人分一根，多了不给，还给奶奶给他卷的烟起了个名字叫“奶奶牌香烟”。
卷烟也是需要技术的，我也尝试过，好不容易卷好一颗，松松垮垮，没有老妈卷的结实，我卷的里面含烟量少，没有吸几口就没有了。那时在东北结婚后的女人抽烟很正常的，在我的记忆中常和我老妈在一起的几个婶子大娘中，除了西院的刘婶儿外都抽烟，包括我老妈。相反在我记忆中我老爸和几个叔叔，大爷（即大伯）中似乎是除了前院的郭大爷抽烟以外别人倒是都不抽烟。
现在早已经忘记了那时候她们聊的内容是什么。我感到有些神奇的是有的邻居已经住了很多年了，可是每次在一起感觉她们还是总有聊不完的话题，现在看来也真的是好口才了。后来一次回家时候和老妈聊天时我说我现在之所以做了职业讲师，是不是遗传了老妈的优良基因啊，老妈还笑呢。
当然邻里之情绝不仅仅是一起唠嗑。有时候某个邻居来了看到家里面有什么活计，那都不用说，伸手就干，绝对不客气。比如家里搓苞米（就是把玉米粒从玉米棒上搓下来）啥的，那就是在不影响唠嗑的情况下，顺手就做了。但是想冬天包冻豆包那就要提前说一下了，没有极特殊的情况下，那是必到的。一家一家的来，你家的做完了，再去另一家，没有先后顺序，谁家材料准备好了就去谁家。
还有一些需有点特殊性的活儿那就要看谁做的好就由谁来做了。比如做东北大酱，说来很奇怪，做法就是那么简单，材料也不复杂（关于东北大酱后面单独章节写）可是不同的人做出的味道就不一样，甚至有的人同样的做法到最后那大酱也不发酵。或者是发酵了味道也不对。这时候就要是谁做的好吃就要辛苦谁了。在我的记忆中，每年春天到了东北做大酱的时候妈妈都要忙上几天，帮完这家帮那家的。还有腌酸菜也是那么奇怪，同样做法不同的人做出来味道就不一样。
以上说的都是邻居之间一些小型的相互帮助。至于邻里之间一个大的相互帮助的也不少，比如春天种苞米，抹房子（土房子每年外面要抹上一层加了草的黄泥来防雨），冬天打苞米（即玉米脱粒），送粮（即交公粮）这些也是要几家邻居和在一起去做的。
在我小前儿那时候，农村种地基本都是人工操作。因为春天干旱，种玉米要坐水（浇过水后在下种子）最早的时候拉水的车都是牛车或者马车，到后来才有了四轮车拉水（一种12马力的四轮拖拉机），但是刨坑（在起过垄的地上每隔1尺2寸左右距离刨出一个小坑），浇水，点子（撒种子），培坑（掩埋种子），这些是完全人工的。单独的一家做起来效率很低，而且玉米种子需要提前在家里的土炕上加热发芽，发芽后要在最短时间内种上，要不然发芽过大御寒能力就下降。所以往往是几家合起来播种。拉水，刨坑，浇水，培坑是大人们做的事，我们小孩子只能负责点子，而且是严格的按照大人们的要求，每个坑里放3——4颗种子，绝对认真。
当然我们最喜欢的还是在这一车水用完了，下一车水还没有来的中间一段休息时间，那时候可以缠着最能讲故事的程家九奶（村中按照辈分的一种称呼，年龄并不大，有单独章节介绍她）给我们讲一些东北传奇故事，或者是几个小伙伴以泥土为道具疯玩起来，如果是看到一只春天从南方飞过来的小鸟正在刚耕完不久的地里找虫儿吃呢，那就更会兴奋的在后面跟着看上好半天，直到鸟儿发现我们后飞走了或者下一车水已经拉回来又要继续去点子了。
“抹房子”是那个时候春天里每个家庭必须要做的一件大事。因为当时村里基本都是土房子，每年春天要抹上一层掺有干草的黄泥，房盖儿（即房顶）则要抹上一层碱土泥，因为碱土泥有防水作用，抹上一层以后能房子就不怕夏天的降雨了。不像现在都是砖结构的，早都没有了抹墙这一流程了。
“抹房子”可是一个体力活，特别是“抹房盖”，两米多高的房子，要用铁锹一点一点的把泥扔上去，然后再抹平。即使是抹墙泥，抹到高处也要把泥先扔到离地一米多高的架子上。那是老爸还有叔叔，大爷（爷字发轻声，东北对大伯称呼）他们的活，小孩子是帮不上忙的，女人也极少参加这个劳动，不过也不是没有。因为帮助谁家“抹房子”后，主家是要安排饭的，而东北人又很“好脸面”家里有外人吃饭至少要四个菜压桌儿，所以有的家庭也会夫妻两个慢慢的弄，不是说这个人家小气，是家里真的很难做出四个像样的菜。没办法，那时候真的就是那么穷啊。听妈妈讲，我家也曾经自己家抹过房子，还有几年爸爸出工（当时生产队阻止社员在统一出去干活，能赚取工分）去大兴安岭，妈妈曾自己抹过我家的房子。现在想想，老妈那时候真不容易啊。
每次抹完房子后，晚上主人家弄上几个菜，男人们简单冲洗一下，酒杯一端就开始了东北式的喝酒侃大山，天上地下，山南海北，古往今来，神仙古怪的无所不有，我们则在旁边听得津津有味，同时心里默默的祈祷着叔叔大爷们可别把我爱吃的菜吃光了啊，因为只有他们吃过了我们才可以吃的。那时候家里有客人吃饭，我们小孩子是不能上桌的，即使是邻居来吃饭也不行。
如果说“抹房子”还可以勉强的以家庭为单位的自己干，红云豆或者黄豆因为量少也可以自己家用“悠荡棒子（一种工具：在一个长一点木棍一头用绳子在系上一个约60——70厘米略粗一点的木棍，使用起来握住长木棍悠起短木棍砸在晒干的大豆荚上，豆荚就会裂开）”一打就可以了，那么“打苞米”是绝对不能的了。在生产队集体干活的时候，都是由队里统一安排，我还很小，就是哥哥也没法参加，因为他也连个“半拉子”劳力（即赚取一半的工分）都算不上，所以仅仅是有点模糊记忆而已。后来“分田到户”以后，我们也长大了点，就义不容辞的参加劳动了。那时候仅仅是打苞米的“苞米机”是靠柴油机带动，其余的工作都是人工完成，并且“苞米机”在每个村停留的时间有限，所以打苞米是比较集中的几天。我们小一点的主要是负责运输，用各种大小不同的筐把苞米棒子运到苞米机的旁边，由大人们倒进苞米机里进行脱粒。一群人在一起干活似乎也不觉得累，虽然是冬天，但往往也干得满头大汗。邻居之间这样的活计是不用招呼的，看到了或者听到了机器的声音都是自觉地主动就去了，当然，生病除外。你要是想偷懒不去，结果妈妈绝对的一番教育“小孩子怎么能这样呢，邻居之间住着，谁求不到谁啊，以后长大了还能独门过日子啊……”一阵絮叨的批评当中教育着你做人的道理。
至于送粮，那也是叔叔大爷们的事情了，因为一麻袋玉米有一百七、八十斤，还要上跳板，那是极需要体力的。每每送粮回来，主人家也是早已经把菜炒好，于是又开始了类似“抹房子”后的喝酒唠嗑。只是又多了些“今年的产量如何”“谁家送的粮打了多少个水（国家收粮时候一种扣除杂质或者计算湿度的单位）”“哪个验水的人不公平，给他买盒烟就给的水子低”等话题，中间不乏夹杂着粗鲁的语言。当然更多的话题是“分田到户”后可比生产队那时候收入好多了，明年计划着家里添加点什么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上学后学习鲁迅先生的小说《多收了三五斗》时往往想起父亲他们送粮后喝酒时候的画面。不同的是一个是无奈的叹息，一个是看到了美好的未来。
在邻居相处中我最喜欢的就是给邻居送东西了。一般过年的时候，如果邻居有老人，那是要买点礼物去看看的，那是对老人的尊重，当然这是要妈妈去的。我说的送东西可能现在的孩子们根本就不能理解，因为送的就是饺子。在那个年代物质比较匮乏，每年的主食大部分都是“大饼子（玉米面贴饼）”“苞米茬子（玉米粗加工后的颗粒）”“小米饭”，一年中偶尔的才能吃一顿大米饭或者面食。在吃面食上东北人最偏向于吃饺子了，而每当家里吃饺子的时候妈妈总要多包出来一些，当饺子煮好以后，周围的邻居家每家都要送上一小碗，虽然不多，但那是一份邻里之情。当然，有时我们也会收到邻居家送来的饺子，也算是礼尚往来吧。现在想起来都是一种美好的回忆，让人留恋，让人永远都不能也无法忘记。
不觉中已经离开家乡20余年，可是就在前几年有一次我暑假期间回去的时候，有一天，晚饭后和老妈在院门口乘凉，当时还有一个我小时候的玩伴王玉成也恰巧从外地回来，他初中毕业后直接去当兵了，然后就一直在浙江，也很少回家，这一次我们算是不约而同的回到了老家，因为多年未见，所以聊的特别开心，彼此叙述者漂泊在外的辛苦，回忆着童年的趣事。
这时候远处有人推过来一辆轮椅，“好像是你刘叔和刘婶”妈妈说。
“就是住我家西边的那个刘叔吗”我问。
“是啊，唉……你刘婶这几年总得病，都坐轮椅啦，头脑不太清楚，说话也费尽了”妈妈叹息着。
这时候轮椅也逐渐近了，我赶忙站起来，走过去打招呼：“刘叔，吃过饭啦？”这是我们东北打招呼的一种方式。
“吃过啦”刘叔回答。
刘婶一直看着我，“还记得我吗？婶儿”我问道。
刘婶又看了看我用模糊的声音说道：“你不是老敏子吗”刘婶居然一下子叫出了我小时候的名字。
“那我呢？”我的儿时玩伴王玉成也问到。
刘婶又看一会有些不太敢确定的说：“是老王家小成吧”
这时候妈妈也走过来了，看到刘婶都认识我们不由感慨道：“倒是老邻居啊，从小看着他们长大的，咋也忘不了啊”又和刘叔聊了一会，他推着轮椅向远处慢慢走去。
这时已是傍晚时候，天边的火烧云也出来了。红红的，重重的，浓浓的，就像我们那一份永远的邻里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