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是中国艺术之本体，“艺道”、“文道”之论贯穿于中国古代的艺术哲学思想。“艺道”首先是在“文道”之视域，古代之“文”非现代学科之文学，而是涵纳天地万物之纹理、文饰、文德、文章之文，此经刘勰之“文”的多层阐发，凸显了“文”之“人文”和宇宙天地的旨趣;
儒家之艺道经唐韩愈、柳宗元倡“文以明道”至宋而明确，周敦颐、二程和朱熹等将“艺”经“文”提升到“天理”之视域，不仅根植以仁道，亦内植以自然; 儒道释三教融合中的欧阳修、苏轼等文人赋予“道”宇宙大生命的自然特质，依此建构“执道为本”、“有道有艺”之“道通为一”的艺道观。
因此，“文道”之“艺道”最终体现为文艺之天地大道，其内核便是宇宙万物生生之精神，此博远于历代，辉焕于当代。“道”是中国哲学最高的范畴。《论语·述而》中孔子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是儒者最高的依归。
在老庄那里，“道”是宇宙天地万物之本根，具有创生义，《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言“道”是“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整个世界由“道”而生，且生之而不为之主，因此，“道”便有了独特的存在义和自然义。佛禅也讲“道”，慧能《坛经》云: “‘无上佛道誓愿成’，常下心行，恭敬一切，远离迷执，觉知生般若，除却迷妄，即自悟佛道成，行誓愿力。”
以自心自性、无念无相无住成就佛道。马祖道一更直言: “道不用修……平常心是道。”②“正道”、“见道”、“合道”也常常成为禅师们讨论的话头，中国禅宗之“道”是以无道为道，以破而立的方式建构其道论。可见，无论是儒道还是佛禅，虽思想有殊异，但都将“道”作为宇宙之本源、存在之依据和理想之归宿。中国艺术根植于中国哲学，因此，虽然
“艺”之类别形式各异，但都离不开形上之道的母体。“文道”问题并非是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文学”所能涵纳，此问题跨越哲学、文学、艺术以及历史等诸多学科领域，其根源于先秦，发展变化于魏晋、唐宋，影响于后世以至当代。因此，这里所言之“文道”是“艺
道”展开之问题域，以便在更为深广的视域中探究“艺道”问题。此中“艺道”之“艺”亦不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艺术”范畴，而是广义“文”之“艺”。因此，“文道”涵纳“艺道”，终归于宇宙万物之天地大道。
“文”之意涵及其视域
中国传统思想中“文”的观念生成于远古至先秦时期，随着时代的延脉也逐渐得到扩展，形成了意涵深邃且博广的表意系统。综而言之，“文”之意涵主要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其一，天地万物的纹理之文。《周易·系辞》中言: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
这里的“文”泛指天地间的万物之纹理而言，而其纹理生成显现是根源于“道”。在论人之观天地时《周易》有言: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这里“鸟兽”泛指动物，但不能因此理解为仅限于此，根据语境也是包含天地间所有诸物之“文”。《礼记·乐记》中也有言: “五色成文而不乱。”此处揭示出色之文。这种“文”所指是本于天地自身、万物自体，具有本质性、自然性、规律性和丰富性，其根源于道。
在“三材之道”中“人道”为中，这点很重要，若三道被阐释为天道和人道两个方面，则失去了“中”的意义。人道为“中”意味着人居于天地之间，秉承天地之道，观之、体之、验之、识之并受用之，这样，人可通过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来认识并沟通天地万物，
因而，人是涵融在宇宙天地之中的，万物之“文”是万物本身所呈现的，同时也是人所识取、体验和感受到的，这种“文”也和人之“文”内在地关联为生命的整体。由此，“文”首先是一种包容涵纳宇宙天地的大生命所指，人文自在其中。《说文解字》释“文”曰: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
所谓“依类象形”即是从整个宇宙万物着眼，并揭示出“物象之本”的特质，其后的“字”和“书”都是“文”的衍化和再现。其二，文饰之文。文饰之文的首要义是“文身”，即对人身体的装饰。甲骨文中有多处“文”的出现，刘兴隆和徐中舒均将其解读为“文身之文”: “象人文饰胸前之状，即文身之文”; “象正立之人形，胸部有刻画之纹饰，故以文身之纹为文。《说文》: ‘文，错画也。象交文。’
甲骨文所从之×∪ 等形即象人胸前之交文错画。或省错画而径作文”。依此，“文”字即是“文身”之象的高度抽象化和符号化，这和岩画中舞蹈之人的形象吻合，也可以说是一种抽象的绘画。金文之“文”中也还有各种交叉、曲线、环形的符号，容庚的《金文编》对“文”在各种器物中的图像符号进行了总结，可见，金文时代人们对“文”的理解和使用仍还有这种“文饰”之意。
先秦至汉典籍《左传》、《战国策》、《庄子》、《礼记》、《汉书》、《淮南子》等多有“断发文身”、“披发文身”之说，文身之图像也更加丰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唐宋时期，文身一时兴盛，且不限于文饰，发展至生活、社会等多层面向，工艺趋于精湛，有“雕刺之业”者行于市。
“文身”由最初的身体肌肤文饰逐渐扩展为人之身体整体的现身在世，“文饰”之“文”也凸显出社会的一面。荀子曾论道: “善藩饰人者人荣之。……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琱琢、刻镂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饰之也。故由天子至于庶人也，莫不骋其能，得其志，安乐其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而游乐，事时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
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备，是所衍也。”这样，“文身”就由自身之文转化为社会之文，这里的人“荣之”、“同之”更使“文”提升到本根存在的意义之上，因此，天子圣人和君子都有了“一身斯文之会”的当然之则。
“文饰”之“文”体现于人之所在的整个场域，即使有生死相隔，但“文饰”也会将阴阳世界相连，这从丰富的墓室文化艺术亦可见出。
那么，人之“文饰”何以生成? 又何以必须? 意义何在? 究其缘由有三:
一是文饰之文根源于天，“人文”依“天文”而来，文饰之语言符号、声文图像以及以“身体”为核心的服饰舟车、日常器具、现身场域等诸多载体，均有摹仿“天文”，有“天意”蕴涵其中，诠释着人之天地万物之一例的本源存在，更有得天意全生存之意;
二是“人”的社会性存在及其意义生存，“文身”到后世的“修身”，人之身体自身以及由其延展的社会化的所有文饰便均承蒙了社会“礼文”的意义;
三是人之审美性、艺术性的生命本质，因为这种本质属性，所以文饰虽为“人文”但具普遍性和自然性。如在人类远古的宗教仪式中，“舞由文身之人来舞，乐以助舞，诗由人唱，剧由人演，从而文身的人处于活动过程的核心地位。
仪式中，人身上的符号形象是与器物上和建筑中的符号形象一致的，是与仪式之乐同质的，因此文可以代表整个仪式( 文即礼) ”。这种“文”是文身之人进行着诗乐舞的活动，表达自我，沟通天人、人人，此“文”之仪式表征着人类之初性，呈现着人之审美性、艺术性的生命存在，在天人一体的过程中彰显着生命的本然。
其三，文德之文。“文德”之“德”义为“德者，得也”，然“得者”为何? 《诗经·大雅·江汉》中有“告于文人”之语，《毛传》释曰: “文人，文德之人也。”《诗经·周颂·思文》有云: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这里的“文”《毛传》也释为“文德”。《毛传》将《诗经》之“文”推向了道德的维度，但即便如此，此“文德”也是德配天地，如果超越于此，亦强调“人”之“得乎”天地。